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面临的最大风险与机遇，都在于如何稳妥而果敢地推进结构改革。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召开在即，此次年会主题是：“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现实的背景是，刚刚过去的2012年，亚洲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一轮强劲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作为亚洲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由于政策调控，经济增速放缓。

　　谋求区域合作进而达成共同发展，成为亚洲国家当务之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如此向本刊记者阐释此次论坛主题的深意：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助于跨越和修复亚洲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裂痕”，并进而推动真正的区域性整合。

　　他说，在共同发展问题上，各主要经济体应负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包括在制订国内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本国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不以邻为壑，尽量避免负面的溢出效应。

　　周文重相信，一个互信合作、共同发展的亚洲，不仅有利于亚洲的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和国际政治秩序的进一步稳定和融合。

　　警惕亚洲金融危机重来

　　2012年，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增长放缓的过程，尤以中国和印度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1.4%和1.9%。

　　这与欧债危机的冲击密切相关。受欧盟内部需求疲软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明显放缓。

　　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欧元区出口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贡献度分别为-0.5、-0.5和-0.3个百分点。

　　“危机以来的发展进程证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模式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经济走势‘脱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解释。

　　而这种“挂钩”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中期内即便亚洲新兴经济体还能继续领先于全球经济，但也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10年的高速增长状态。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刚刚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3年度报告》预测，未来几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影响亚洲国家经济健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三大发达经济体为防止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同时推出这一货币政策，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复苏，但长期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受访专家分析，对于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且国内存在资产泡沫，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可能引发汇率升值，进而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胀。

　　不仅如此，上述发达经济体还是世界主要外汇储备的持有者，其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将未来债务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

　　远虑之外，还有近忧，日元近期内的迅速贬值为亚洲经济体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的6个月里，日元汇率从最低的77日元/1美元迅速贬值到95日元/1美元，贬值幅度超过20%。

　　目前，日本与东亚国家形成了相互依赖型产业分工格局，在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区域贸易中，日元结算比例达到50%以上，日元贬值将直接导致大多数亚洲国家出现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减少和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对这些国家形成明显冲击，从而最终威胁到亚洲地区经济的增长。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看来，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那样，日元由升值转变为迅速贬值，导致韩国、东盟出口减少，大量资本流入亚洲形成资本剩余，并表现为收支赤字，而随后突然间的资本外逃引发亚洲货币危机，紧随其后是银行危机，最终导致亚洲金融危机。

　　经济领域之外，中日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以及美国加紧推行TPP进程，都为亚洲地区未来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共同利益驱导亚洲一体化

　　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受访专家认为，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寻求亚洲共同发展，可谓恰逢其时。

　　周文重表示，亚洲曾经是“一盘散沙”，现在合作潮流增强，但是亚洲各经济体依然保持着独立自主性。亚洲的多样性，使得广袤的亚洲不会形成类似于“法德轴心”那样的国家核心圈。

　　但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利益，对于所有亚洲经济体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他说，“所以，尽管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不会来自国家轴心，但是‘共同利益轴心’将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强大的动力源。”

　　对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以及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担忧，周文重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加入TPP，并不表明它要脱离亚洲一体化潮流，最多只是想左右逢源，不会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他进一步阐释说：“亚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地区，以至于战后半个多世纪，所有大洲都先后成立了自己地区的单一组织，唯独亚洲没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

　　周文重认为，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将是十分独特的，不可能照搬任何模式。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现在还不成熟，但是随着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就会逐渐清晰，并逐渐为大多数经济体所接受。

　　刘军红分析，面对这样的现实，亚洲国家更应该继续坚持再全球化。一方面，近邻之间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是产业政策趋同的各方加强合作，增强自己的力量与全球参与的能力。

　　事实上，亚洲区域内的合作相互贸易，已经超过50%，亚洲区域内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越来越超出亚洲同美、欧的贸易。

　　受访专家分析，这也是美国急于挤进TPP并主导它的原因，否则，美国在蓬勃的亚洲贸易自由一体化进程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但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仍有诸多拓展空间，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合作和一体化，特别是相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贸易量，亚洲各经济体在投资领域的合作明显滞后；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远未形成规模，更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今后，亚洲各经济体加强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重点领域，就在相互投资以及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周文重说。

　　为此，周文重在今年两会政协讨论中，专门提出了利用外汇储备助力我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已处于第二位，但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只有4000多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2%。

　　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我国多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在后金融危机的不稳定时代，迫切需要寻找多样化、更安全、更具保值增值潜力的出路。

　　与之同时，亚洲各经济体在结构调整进程中，都把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当作优先任务，纷纷制定了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却又面临严峻的资金瓶颈。

　　在此背景下，“这将是一种互利共赢、影响亚洲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周文重分析说，“中国同周边国家在该领域加深合作，不仅将有力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还将对亚洲各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与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绍飞 范若虹刘明霞 实习生辛继召

　　责任编辑：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