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告别高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轨道。作为“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正在召开的“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成为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把脉中国经济、畅谈未来改革图景的平台。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等部委高官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众多经济界大腕一道，围绕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近忧与远虑、危机后的金融市场新趋势、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议题展开讨论。

　　楼继伟 不赞成外汇储备交给社保投资

　　对于不断推高的外汇储备如何利用众说纷纭，能否用于解决国内的养老需求受到广泛关注。楼继伟在论坛上发表看法，不赞成外汇储备交给社保投资。

　　据了解，昨日来自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向楼继伟提问，面对人口老龄化、养老等方面的需要，中国是否会考虑将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到社保基金之中？对此，楼继伟做出上述表态。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而另一方面，有数据显示目前社保养老金个人账户缺口2万亿元人民币。楼继伟认为，外汇储备资金是有成本的，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一方作为资产，同时对应的负债是有成本的；如果外汇储备交给社保基金去投资，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们可能还要在全国社保基金里面补贴，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

　　同时，楼继伟还对社保基金发表看法，他认为增加社保基金的资源很重要。现在社会保险等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约束、有激励的机制安排，包括管理方式，给多少钱也会吃光。

　　专家解读：

　　尽管我国有天量的外汇储备，社保资金缺口较大，但将外汇储备交由社保基金来管理还存在诸多难题待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授李文春认为，两类资金是分开管理的，社保基金由社保基金理事会来管理，外汇储备则由外汇管理局来管理，社保基金没有管理外汇储备的职能。如果简单的资金交移，这在制度安排上值得商榷，首先应该由立法机构确定相关的程序，明确国家财政收支运用的法律依据。据了解，此前银行为了履行巴塞尔协议，动用财政资金来满足资本金要求也曾引发争议。

　　而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微博]则认为，现在先抛开社保基金能否管好外汇储备不说，单汇率问题就难以解决。汇率风险较大，而且是多变的，当人民币看涨时，外汇可能是看跌的，这样如何来衡量交付价格，最终社保基金支付给老百姓的并非外币，而是人民币。在郝演苏看来，上述两类资金投资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如外汇储备一旦交给社保管理，首先要的是收益，而社保基金只能是在追求安全性的前提下来讲收益。

　　朱之鑫 每年发改委第一个文件都是谈改革

　　对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张维迎提出的“发改委过去十年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的问题，朱之鑫表示，每年国家发改委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年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的路线图，今年发改委也提出，将在新的阶段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好地发挥发改委的作用，把改革和发展推向前进。

　　“我们还是要在实践中来摸索改革的办法。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完全照搬是不行的。”朱之鑫说。

　　朱之鑫指出，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发改委也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来推进改革。把能够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能够交给社会的交给社会，能够交给企业的交给企业。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朱之鑫表示，发改委将按照中央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来推进改革，能够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专家解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徐逢贤表示，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部门所能独立解决的，如调控物价、医改等，往往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解决。国家发改委作为综合协调部门，往往起到牵头或组织的作用，从发展角度来说，现在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用来协调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

　　“发改委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规划，规划就是按照经济社会自然规律计划，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发改委却存在着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从产业政策制定到油价上调，基本处处都可以看到发改委的身影，很多领域可能并不需要发改委来管，而且管得过多也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崔长林说。

　　在崔长林看来，未来发改委改革更应该向规划职能转变，更多地把握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为发展变化提供一些政策扩展。对于一些具体领域的管理，应该逐渐放开，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该交给企业的交给企业，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这样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

　　胡存智 建议从第三套房开始征收不动产调节税

　　“新国五条”公布后，最终各地将如何征税，至今仍存在各种猜测。对此，胡存智表示，土地的供应对满足城镇化和住宅市场的需求是足够的，房价价格提升，主要的原因是投资性的需求旺盛和少数的开发商会囤地，导致供不应求，现在应将已经成功的房地产市场限价、限购政策及时总结，转化为用经济手段来进行。

　　“据统计，如果按容积率1.5计算，八年来我国可以建出的住房面积为84.36亿平方米，若人均30平方米，可以满足2.82亿人新增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而真正进入城镇的城市新增实际人口只有1.67亿。”胡存智表示，按每年城市化率进城的人口量来说，每年的土地供应量是供过于求的。

　　胡存智表示，在税收的环节上，国土部门一直建议，减少流通的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的税费，使两套以上的保有环节的税费增加，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把有关的资金用于首次置业或者是租赁房屋的人员身上，而不用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来处理。

　　“应通过调整房地产税收，把投资、投机性需求引导到两套房之内，使第三套房以上的房子失去过多的投资价值。”胡存智建议，从两套以上，比如从第三套房子开始征收不动产调节税。

　　专家解读：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表示，目前，我国购房者拥有的房产大多数第一套为刚性需求，用以居住，第二套可能为改善居住条件用房；而购买第三套基本是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张大伟表示，如今，我国用于房地产投资的购房比例很高，从第二套以上开始征收不动产调节税会对购房者的投资需求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过，张大伟认为，胡存智提出的从第三套房开始征税的建议略显保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以后可能还会实施更为严格的税收政策。“以北京为例，有四五成北京户籍居民只拥有两套房产，拥有第三套房产的比例较低，如果只在这小比例范围内收税的话，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而且征税的额度可能比征税成本还低。”

　　张大伟建议，相关部门可以为购房者设定人均住宅面积标准，如其购买第二套超过这一标准就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款，如设定人均60平方米的标准，那如果一个三口之家购买的第二套房产面积超过了180平方米，就对其征收不动产调节税。

　　张大伟表示，如果相关部门近期就将征收第二套以上不动产调节税的政策纳入“新国五条”中作为“组合拳”公布，该政策最快将在今年年中就会产生效果。

　　王超 各国应合力打破不合理的投资壁垒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王超发表了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旨发言。王超指出，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仍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高端产业的贸易投资限制还在增多。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各国应共同努力构建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打破不合理的投资壁垒，为跨国投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多次强调不再出台新的保护主义措施，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共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王超表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主要经济体新近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60%集中在机械设备、节能环保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一些国家还加强了对高新技术行业外资流入的审查。

　　王超表示，世界各国只有在相互开放中才能寻找到更多、更好的合作机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远未结束的大背景下，加强各国之间的开放合作意义尤其重大。

　　王超强调：“中国认为WTO是自由贸易的主渠道，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多哈回合谈判。”

　　专家解读：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更多是互补性的，而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相似，产业发展同构性较强，容易呈现出更多竞争的因素。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后续摩擦可能会明显增多。白明建议，要与存在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尽量达到互利共赢，而对于那些抱有打压目的的国家，也要增强反制能力。

　　“要减少风险冲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可能遭遇的风险制定预案，规避企业难以承受的风险，通过保险挽回部分风险损失。”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副主任周密建议，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审核外来投资、给予工程项目投标资格等诸多方面毫不掩饰其政治倾向的行为，政府沟通说明应与企业实际行动同进行，尽量减少企业所有制敏感度。无论所有制如何，相关主管部门和协会都应尽力倡导和保证企业守法和规范经营，杜绝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重视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今年应明确提出改革路线图时间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上表示，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的要求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吴敬琏认为，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可以采取问题导向来入手。比如，首先解决面临的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增长模式，这种粗放的、旧的增长模式，要求转变已经几十年了，转变不过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腐败，腐败蔓延、猖獗，导致了低层群众和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从这两个问题入手，去研究找出来它的制度上的根源，然后就可以确定应该做哪些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

　　吴敬琏表示，中国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核心是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具体有三项措施：第一，价格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第二，政府要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第三，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就要改革，而土地所有制改革是突破口。

　　吴敬琏也指出，未来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

　　中国应积极参与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备受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论坛上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将在2015年左右现拐点，转入中速增长区，稳定后经济增速在6%-7%左右，2020年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经济体。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将会转入中速增长区，在2015-2019年之间会在7%左右，到2019年时会低于7%。稳定后经济增速应在6%-7%。最近两年实际上正是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转换期应该是7%-8%。

　　“尽管中国GDP增长率开始下降，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还是相当高的。而且绝对量每年还在上升，不会影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仍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刘世锦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也认为，到2020年中国或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中国应积极探寻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模式，促进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

　　他同时指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深化程度尚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会给国际的金融投机家很多炒作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经济体，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

　　调控应有针对性不能一刀切

　　提到目前社会各界最为关心的房地产调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认为，十年前各个地方都缺房子，到现在为止，一线、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分化的状况，北上广深可能仍然还缺房子，但是有一些三四线城市却并不缺了。

　　任兴洲表示，从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至今，根据第六次(2010)人口普查的数据和相关的数据推算，截至2010年全国积累住房存量为179亿平方米、2.2亿套，按照2010年的常住人口家庭户数量计算，户均可达1.02套。“一线城市有它的问题和特殊性，三四线城市有它的问题，调控需要更加细致，一刀切措施可能不太适合了。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去进行房地产的调控。”任兴洲提出。

　　而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则从企业的角度建议国内的房地产企业可以开始逐渐把眼光放开到更广阔的范围内。张玉良表示，我国华人在海外购房的比例非常高，比如澳洲有70%的新房都是卖给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中国旅游人口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不过，张玉良也提出，我国的房地产业刚刚起步，很多时候需要人才作为支撑、防范风险，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当地国文化和法律的了解。

　　另外，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土地问题，吴敬琏还提出，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旧型城镇化造成诸多问题。吴敬琏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一些实验，比如做产权安排，推出一种共赢的公司来开发城中村，把它建设成为能够给工商业、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晔君 蒋梦惟 张慧敏 崔启斌 实习生 陈婷婷/文 韩玮/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