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城镇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华夏时报》记者采访获悉，明年城镇化改革的综合配套措施将会相继出台，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在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发改委工作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张平重点强调了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本报记者还获悉，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编制完成。该规划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

　　“推进城市化进程，意味着要进行一系列变革。”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而是利益关系分配的调整。他认为，如何将现有的城镇化率从不足40%扩展至50%甚至60%，任重道远。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至65%。

　　对城镇化更乐观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建国。他认为，中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而今更迫切的，是如何探索一条独特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是让土地流转

　　“城镇化要让农民享受红利，而关键在于让土地流转起来。”日前在某财经峰会上，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新型城镇化能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红利，关键在于能否走一条市场化的改革之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其中，深化土地改革被各界认为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国土部等部委牵头进行了诸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征地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试点，广东、成都、重庆等省市亦先后试水，但因部分政策存在争议，结果不了了之。

　　上海经济学会高级经济师顾海波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改革现行土地制度。

　　“如何破解征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城市发展模式与土地出让金这几个问题，是今后必须解决的。”李铁表示。

　　改革新动力

　　“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多次提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扩内需一条主线就是城镇化。

　　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最需要解决中国城乡内部二元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政府应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缩小待遇差别，实现更加均衡广泛的公共服务。而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要改革征地制度。

　　“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发动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也这样表示。陈锡文指出，城镇化必须处理好“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在城镇化过程，如果不解决这些涉及民生的问题，城镇化有何意义？”他说。

　　“过去城镇化的推进过于倚重房地产的发展，而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将把重心从土地城镇化转移到人口城镇化。”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在未来还有3亿多人将告别农村进入城市。

　　反对冒进急躁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认为，目前的城镇化率被高估。一些研究机构发布的我国城镇化率数据，主要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统计的，不是真正的城镇化率。“去除这些因素，城镇化率应降低10个百分点。”陈耀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一些地方“不顾财力，不顾土地资源的承载力，盲目扩大城市规模”。据他介绍，一些城市曾经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一旦城镇化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其后果很难预料。今年在国家严厉的调控下，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财政状况面临严峻考验。

　　“地方热衷于造大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投资来带动GDP的增长。”顾海波说，为了追求城镇化快速发展，有个别大城市房地产投资已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以上，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占比有的城市高达50%以上。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如果说多造点房子、多修点路、多建几座摩天大楼就算城镇化，那么对城镇化的理解就太肤浅了。”发改委投资所一研究员认为，特别是在当前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要警惕片面追求基础设施建设、做大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