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率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各种困难，但就业一直是不多的亮点之一，尤其是和发达国家动辄两位数的失业率相比，中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5%的较低水平。抛开统计方式的差异不言，中国能够长期实现较低的失业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直贯彻的就业优先的政策，在各项经济指标中，就业一直被摆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中国经济在面对困难时的保增长，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就业，如果能够将失业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中国完全可以承受更低的增长率，而不必纠结于8%还是7%的GDP增长目标。

　　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似乎进入一个很矛盾的阶段，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的市场，甚至在某些行业出现了供不应求，最近几年经常上演的春节后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等现象，也都是对刘易斯拐点的印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的就业市场可能并没有这么乐观，近年来沿海劳动力出现招工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农民工开始选择在家乡附近就业，而不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而中国农民工是否开始出现短缺？以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看，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总量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并非想象中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2009年度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亿人，2010年为2.4223亿人，2011年为2.5278亿人，每年新增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

　　除了农民工之外，另外一支就业大军来自大学毕业生，经过大学多年的高速扩招之后，近年来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的数量已经接近700万人，与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抢手行情形成鲜明对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仅就新增农民工和毕业生来看，二者相加就达到了1700万人的规模，解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2月1日，太原理工大学举行2013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大学生挤爆招聘会现场

　　从我国最近的就业数据看，政策目标大概是每年解决900万的新增就业，但实际解决就业人口基本上都超过了预期目标，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2011年为1168万人。“十二五”规划对就业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这个目标和“十一五”规划完全一致，但实现难度应该更大，主要的挑战在于经济增速相对“十一五”将会出现较大程度放缓，最终可能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通常而言，一个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8%左右的GDP增速，是基本上不用为失业率担心的，但中国经济是个例外，一方面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绝对数量很大，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可能就意味着百万人失业。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由于中国经济以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弱，所以GDP虽然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弹性反而下降。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大概保持年均9.5%的增长，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4.3%，就业弹性为0.453，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200多万人就业。上世纪90年代，我国GDP保持10%的增长，就业弹性下降至0.11，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100多万人就业。而从2001年至今，就业弹性下降到不足0.1，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的就业不到100万人。以国际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弹性约在0.3左右，发达国家在0.5以上。我国就业弹性为何不断下降，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随着经济结构日渐向重化工业等大企业倾斜，就业弹性也就逐渐下降。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大约对应着年增900万就业岗位的目标。如果“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下降至8%以下，而我国就业弹性还只是保持在“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100万人左右”的就业水平，显然难以实现900万人的就业目标。所以，想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保持较低的失业率，经济结构必须转型，大力发展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

　　我国对服务业的整体规划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从2000到2010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9%上升到43%，10年间增长4个百分点，应该说是增长相当缓慢。如果要实现2020年服务业比重超过50%的目标，意味着10年间服务业要至少增长7个百分点，相比过去10年要明显提速，服务业即使达到50%的目标，距离发达国家普遍70%以上的比例也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从2000到2010年这10年看，我国三大产业的变动趋势是，除了第一产业(农业)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上升。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从15%下降到10%，工业占比从45.9%上升到46.8%，服务业占比从39%上升到43%。以此不难看出，农业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如果想要大幅提高服务业的占比，增长空间只能来自第二产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要控制投资规模的大幅增长，将更多资源投放在服务业的发展上。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对“十一五”做过一个回顾，当时提到“十一五”有两个规划指标没有完成，其中一个就是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沿袭大规模投资的老路，而不是集中资源发展服务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将失业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将会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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