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13期封面。

　　2020小康目标的15个关键词——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国

　　吴琪

　　中国人对于许愿之类的话题，原本并不陌生。从上小学会写字开始，肯定写过类似于“我的新年愿望”，“我想当个某某家”之类的命题作文。年岁渐长，我们写文章的主语开始由“我”到“我们”，及至“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谈论的心愿也从“我想让爸爸妈妈带我去动物园”这样非常具象的事，慢慢随着成长去论述我们才开始熟悉的社会话题。当我们被打上成人的标签后，在公共场合去高声漫谈个人心愿，在一个崇尚集体文化的东方氛围中，显得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

　　好在互联网进入到社交时代，个体的独特性同时也被群体共享。11月15日的一条微博几天内被转发9万多次，就是从某人讨论自己关于“心愿”的话题开始。“我的未来十年十大心愿”——1.不用再到海外买婴儿奶粉；2.能在大超市买到安全的食品；3.白领不再沦为房奴；4.环境污染不再恶化；5.贫富差距不再扩大；6.企业家不再忙着移民；7.“裸官”不再增多；8.股市从圈钱机器变成价值创造场所；9.人民不再“拼爹”，机会公平；10.对公权力的约束取得显著进展。

　　发帖者刘胜军[微博]也没想到，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这些切身的愿望成了他发微博近2万条以来，最火的一个。数数这十个心愿，从他希望不用再托朋友从海外为10个月的宝宝买奶粉开始，关心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到要求制度公平。

　　在网友的3000多条评论中，人们也像过新年许愿一样，历数自己的想法：“我的心愿只有三个了：1.希望我的孩子能安心上幼儿园。2.我能租得起房子，买得起房子，不成为房奴。3.希望我的父母以后能看得起病。”或者：“农村父老乡亲的耕牛不再常常被偷，耕牛是农村老人与留守儿童的命根子。”

插图/张曦

　　看着这些成人们孩童般的愿望，会突然让人感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个人生活与公共政策难以剥离的时期。我们每一个既细微又深切的愿望，都能引起巨大的共鸣，每一个个体在表述这种愿望时，也在期望对公共政策的深度参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独特的社会动员与市场竞争巧妙结合的运行模式，使得国家目标曾一度影响了私人空间。在保证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突飞猛进时，我们强调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个人的理想常常要服从于集体效率为先，个人的利益常常要为集体效率优先作出牺牲。

　　所以，当个人心愿被作为国家领导人讲话提及时，那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否标志着我们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部分人的所得不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所失之上，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我们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我们是否可以相信，个人生活所需的改善，与国家深化改革的目标，已经进入到重合的时期？

　　在“十八大”选出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总书记习近平的一段话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普通百姓对政治的期盼和参与热情成为近年来少见。习近平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半个月之后，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阐述“中国梦”时，再一次提道：“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当人民作为合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民中的个体，需要获得反哺和足够的尊重，需要共同获得改革开放伟大复兴的成果。

　　从现在开始计算，步入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仅有8年时间，投射在个人成长里，小学生已经来得及成为大学生；而对于一个社会，8年时间似乎转瞬一瞥。8年后首先我会想到，我家附近建筑工地上的一部分工人将成为我所在的首都的新移民。不知那时他们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我周围的哪一块土地将会容纳这些城市新主人？他们的孩子是否已经能在城市入学和参加高考，他们的就医是否也变得便捷而有保障？或者随着人口红利的进一步消失，顶级的技术工人已经明显超越普通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开始晋升为城市的中产阶层？那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将翻番，但它应该不以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作为前提与代价。

　　而我自己作为加入首都10年的第一代移民，那时我的孩子应该已经上了小学。我希望我不用为她进入名校而挤破脑壳，也不用为博得老师对她的关怀而为送礼发愁。我更希望家长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多元化，不再拒绝孩子平庸但快乐。我的父母已能享受足够的社会保障，不用我为他们的生活或是医疗发愁，那我就希望曾经主导老一辈价值观的媒体，能提供更多的选择，让习惯了集体时代的人们，在晚年时开始体会独立思维的美妙。

　　还有一个最“天真”的心愿。因为读到某句话心有戚戚焉：“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瓦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高得惊人，社会运转异常艰涩。”于是我希望当大家都不再为温饱所困，社会机制开启公平之路后，我以及我周围的人们，重新变得单纯。

　　这些个人愿望，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了近30年的国家，它其实与资本实力越来越无关，与价值多元化和公平理念越走越近。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享受的各种红利消失后，经济下一步如何增长，以及经济体背后人民的幸福指数有多高，成为严峻的新考验。经济发展之后，人们不仅思考人如何活得有保障，还真正关心人如何活得有尊严。

　　或者从更宏大的角度，在我们的现代化时代，国人越来越面临着文化上自我认同的矛盾：世界的未来是否只有这种被西方一统化的命运？我们如何在保持现代性的同时，又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资源来滋养自己？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文化两难，需要我们的社会提供精神皈依，这样中国或许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文化的自我，同时享有现代化的价值。一个民族的复兴一定不会脱离开它从容自信的人民，这是早已达到温饱线若干年，在精神需求和权利主张都得到充分舒缓后，一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由此，政府如何向人民让利让权，人民如何构建理想社会，成为下一个10年的重点。

　　社会的重构并不简单是个“顶层设计”，大家寄予期望的是顶层设计保障公平，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社会重构部分更多需要个体之间、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碰撞，在小区业主维权、环境项目评估、重大决策听证会、参加合法社会组织的各种历练中，不断试错与纠正，多元利益互相制衡和妥协，学会尊重他者的利益，也知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

　　对于文明社会的重构，仅从个人角度来说，到了2020年，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地遵守社会规范，不去羡慕逾越规矩获得的额外利益，也不去吝惜为维护公正出让的个人所得。如果我们无论在网络，还是在现实生活发表意见时，不再相互攻击辱骂，而是与不同意见欣然共存，让各种意见充分竞争，并在这种良性竞争里达成共识。这样的社会进步，将比经济数字上的进步，更让人满足。

　　我们试图抱着乐观与现实兼具的心态，去探索下一个10年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10个非常具体的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其他还包括反映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城镇化率达到50%，每千人医生数2.8人等。

　　在这些数字背后，既有“十二五”期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要高于经济增速实现收入倍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教育资源均衡化等宏大目标，也有“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对人民权利的维护，还有居民就业、养老、医疗、环保的民生重任。

　　每一项既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描摹，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考验和挑战。如果把这些转换成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到经济结构如何转型、收入分配机制如何改革、老百姓的社会保障怎样实现……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会涉及的公共政策，都在“公平社会”的期待中一一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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