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

　　2004年，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探索全球合作的“平坦的世界”，一路向东来到中国，大连是他记录全球化之旅的中国城市。他后来在书中如此描述大连：“这里是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缩影。它拥有大量精通日语的人才，网络宽带十分普及，有许多公园和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这些都令其成为日本企业青睐的外包市场。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大约2800家日本公司选址在大连。”

　　不管是历史还是经济上，大连都与日本颇有渊源。它是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距离东京只有两小时航程。托马斯·弗里德曼后来在描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书籍《世界是平的》中，把全球化时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肇始于哥伦布远航开启新旧世界间的贸易，将其称为全球化的1.0时代。这个阶段讲述的是国家和实力的故事，全球化进程取决于一国的实力以及其应用形式，一国有多少马力、风力以及后来的蒸汽动力。国家和政府利用暴力推倒壁垒，强行打开世界各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这段历史在大连的映照并不美好。日本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占领了大连湾后攻克旅顺港，屠杀了大约2万中国人。在中国的民间论坛上，这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刀。

　　如今，大连的城市外貌中已经看不到全球化1.0时代的血泪记忆，但日据时代的历史还留存在城市的很多细节里。上世纪90年代，在大连境内的火车与南方颇有差异，列车到站后车厢会经过完整的清洁，新的旅客上车时一点脏东西都没有。据说这是日据时代的习俗遗留。至今中山区的南山街上还有一大片日式风格的独栋楼房，成为城市吸引游客的日本风情一条街。其中一部分成为经营餐饮娱乐的高级会所，一部分则被一个名为新型企业集团的公司开发成城市中心的别墅区。

　　日据时代的历史还给城市留下了更重要的隐性记忆。当光纤、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改进越来越推平信息传递的障碍时，语言还是高耸的巴别塔，阻挡着人类的合作。但大连是一个更可能在全球化中超越语言巴别塔的城市。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微博)在大连有自己外包的中国呼叫中心和服务供应商。他认为，大连对于日本，就像印度的班加罗尔对于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一样重要。这里已经成为日本外包业务的中心，因为“在大连招募员工很容易，大连附近大约1/3的人在高中时就学习日语，因此很多日本公司都愿意来这里”。

　　因为语言优势而形成日本企业的群聚效应，在大连软件园内最具代表性。这里是大连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部分，软件园的总裁高炜曾经说过：“软件园做过一个测算，1万平方米土地资源，大概在产业楼中，或者标准厂房中聚集了1000名软件工程师，基本上每年产生的销售收入有3个亿税收，这是传统工业、制造业的5倍以上。在能耗方面，同样的资源，在软件园旁边有一家还不是传统的工业，而是现代的数字机床厂，耗电量是我们的5倍。所以这么样测算下来，12年来大连软件园所产生对社会的贡献大概在30亿美元，节省了碳排放大概在19亿度电，这个可以供100万人左右城市的一年的用电，如果换成煤可以排列成1.1万多节火车，形象地说就是从大连排到鞍山。”在这个软件园中，约有80%的人是在为日本企业的项目服务。

2011年3月29日上午，“盛池号”油轮载着2万吨燃油离开大连石化港驶往日本

　　城市中有无数人的经济生活与日本发生着关联，甚至直接以个体身份参与对日的经济合作。大前研一的公司和大连当地7万多个家庭妇女签订了数据录入的用工合同。她们有的熟悉医学，有的熟悉法律，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脑和网络，完成这些基础的外包工作。因此，当我们在大连谈论与日本的经济战争或者经济合作时，不仅是在说一个口号，一种情绪或者一个严肃的战略，而更多是在谈论这个城市中万千普通人的生活。

　　抵制者

　　王易明一家可以算是这个城市中普通人家和日本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代表。他曾在一家著名的日本大企业任职，现在还有一家和日本人合股的公司。王易明自认是一名知日派，更是一名坚定的抵制日货的提倡者。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家里的电视是厦华，两部手机一部是iPhone，一部是产自台湾地区的HTC(微博)。他不戴日本手表，不吃康师傅方便面，用联想的计算机。他的儿子也是抵制日货的践行者，据说“是受到那条著名的抵制日货的短信影响，‘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材……’”这个17岁的青年和他的父亲一样，坚持不使用日本品牌的东西，“他的女朋友给他写信用无印良品的纸都不行”。

　　王易明的祖辈来自山东。日本侵略军的旅顺大屠杀后，城市建设需要大量新的人力，因此大量关内移民进入大连。但王易明的童年是在中日友好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回忆对日本最深刻的印象来自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纪录片《邓小平访日见闻》等。“我看到东京的高楼大厦，还有新干线，我对日本的印象很好，觉得这是现代化的干净美丽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是中日经济合作的开端。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贷款给中国，这些资金帮助中国建起来了最早的14条彩电生产线、浦东机场，以及之后的高铁等具备现代化标识的项目。中国大陆也掀起了文化上的日本热。王易明从初中开始学习日语。日本电视台NHK赠送给中国大量的《初级外语》，在大连外文书店4毛钱一本，成为他和同学们学习日语的必备教材。日据时代遗留下的大量日语人才，则成为他们的老师。王易明至今自豪于他们当年接受的是发音最纯正的日语教育：“我们日语老师大多是日据时代的大学毕业生。”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的2.0时代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这一阶段，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市场和劳动力。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进程取决于硬件的突破——铁路和蒸汽机带来了运输成本下降，电话、电报、电脑、卫星、光纤电缆和初期互联网则带来了通信成本的下降。这些技术的进步共同推进了全球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套利。”

　　但在国外大公司主导下，共享资本、技术的过程并不是温情脉脉的。王易明所服务的日本名企并不在大连设立工厂，只是在当地寻找生产厂家和产品市场。王易明就在这两个利润相差极大的环节，为公司寻找合作方。他说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所谓国际产业合作的本质。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产业优势采购次发达地区的资源，包括次发达地区的智力、体力和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最大程度压低成本完成生产过程，再利用它的品牌资源、管理优势和信息不对等的条件用高价推销其产品和服务，再次攫取次发达国家的资金和资源的过程”。

　　王易明在这家日企工作多年，他自认比更多人了解日本与中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秘密——全球化的温情外表下是资本的弱肉强食。如果说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技术、管理经验、培训产业工人的市场，这些帮助了中国的产业崛起，但日本的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品牌溢价等方式拿走的利益更多。“我太太曾经在一家生产民用产品的著名日企做财务工作，我知道他们的成本。一支体温计，成本差不多只有10元，但贴上他们的品牌后，可以卖到120元到160元。”王易明说。钓鱼岛事件爆发后，是否应该抵制日货成为民间议事的主要话题时，“有一个主流媒体的副主编发微博说中国的发展很多得益于日本的日元贷款。我是研究过援助贷款的，日元贷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出口信贷，限定必须购买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项目虽然经过形式化的招标过程，但是在投标时几家大型日企之间早已达成默契，内部进行了协调，我们迫于自己产业的弱势，根本不能取得话语权”。

　　因此，王易明为自己抵制日货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解释——虽然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融合，但跨国公司的最大利润点是品牌溢价，因此抵制品牌仍然可以作为经济战争中有价值的招数。他在桌子上排开三个手机，最下面的代表中国的民族产业，最上面的是欧美企业，中间的代表日韩。“他们的产品空间是由核心技术和外延产品组成的，外延产品就是他们的品牌。如果打掉他们的品牌溢价，就会给中国的民族产业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去发展我们的技术。”

　　全球化3.0的个体生活

　　2006年以后，王易明所在的大连事务所已经取消，企业不再需要这样为成品制作和销售的信息服务。跨国公司依靠低成本制造和高品牌售价销售的盈利系统正在改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王志乐在上海市委常委的学习会议上发表演讲说，跨国公司正在向全球公司转变。与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超过50%，很多公司的股权也高度全球化。

　　全球化的合作方式也在变化——更加细节化、专业化。大前研一的公司在大连的外包业务主要是数据录入工作——东京公司的雇员将手写的日本文件通过扫描、传真或电子邮件从日本发到大连，当地雇员则用日文把这些资料录入数据库。这家公司最近还将服务对象拓展到了房地产领域的电脑辅助设计。日本的建筑公司在和顾客商讨设计方案时，大多画出平面草图，然后这些手绘的图纸被送到大连，转换为数字版后再发回日本建筑公司，最后形成建筑蓝图。为了保证这种相距千里的合作的精确与效率，大前研一的公司还开发出一种软件程序，可以将需要输入的数据分成不同的部分，这样就可以根据员工的特长分配任务，最后汇总到东京总部的数据库。

　　徐梁的生活是新的全球化合作方式的另一个诠释。他原本在索尼公司的大连分部，负责生产和管理软件的设计以及维护。但公司和索尼总部公司并没有天然的业务联系，分公司需要和全球其他企业一样参与竞争总部的项目。徐梁在3年前跳槽到了和索尼大连分部一街之隔的一家美国软件服务公司。他和同伴们每天的工作仍然是帮索尼做生产线的管理软件。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最近一周的工作是解决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将索尼提供给供货商的货品信息从两条变为一条。这涉及数据的重新打包、重复测试，他和同伴花了一周来完成这项任务。公司里还有好几百个这样不到10人的小分队，分别帮助日本不同行业的企业——包括银行、航空，甚至农业，解决一些细碎的软件问题。

　　这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描述的全球化的3.0时代——公司无论大小，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越来越多的形式，与越来越多的伙伴合作。个人成为全球化的主角。全球合作的方式更加细节化，以使得“人人都能参与，不同人种的合作真正变得丰富多彩”。在大规模的合作背后，仍然有巨大的利益冲突。徐梁的工作不掌握核心技术，也不能掌握真实的数据。在软件设计阶段使用的是虚拟数据，在维护阶段，也只有真假参半的数据。日本人仍然牢牢控制着从工业时代顺延下来的技术优势。在跨国公司时代建立起来的很多日本品牌看起来已全面衰落，大笔的品牌溢价已经不那么唾手可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失败者。就像合作细化到每个个体的环节，利润的产生也细化到每款零部件的销售。日本人仍然凭借技术优势，控制着全球的零部件供应市场。

因为语言优势而形成日本企业的群聚效应，这一点大连软件园内最具代表性

　　但对徐梁个人来说，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合作，给了他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软件工人的起薪大约为4000元/月，经过几年磨合成熟后，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高过大连其他行业白领的收入。徐梁所负责的项目与索尼签订了7年的合约，这意味着他和8位同伴有了7年安静的、可预期的生活。徐梁喜欢玩索尼的PS机，正在准备明年为新房做装修，从性价比上还是决定选择索尼的彩电。他和“80后”的同事们每天中午一起吃饭，一起为软件做反复的测试、沟通。“我们不会想是在为日本公司服务，我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尽力把软件的性能品质做到最好。”徐梁说。

　　日本商品与中产生活

　　与日本的经济战争势必会直接影响到越来越广泛的个体，甚至包括持“抵制论”的王易明自己。但王易明认为，一个国民应当具备民族产业振兴的自觉。“我记得有部日本电视剧叫《跨越99年的爱》，在美国的日裔移民置身于反日浪潮中，为战争受尽了辛劳痛苦。中国也是这样，国家的进步有时必须要牺牲个人利益。”

　　但全球化3.0时代，大连和东京，国家利益和个体生活的界限不那么泾渭分明。全球合作的细碎化、专业化，让日本的精细技术已经全面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对这个掌握着最先进技术的国家商品的抵制，就是对中产生活方式的抵制。周想是这个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他开一辆丰田越野车，有一家自己的小型建筑公司，专门给日本汽车或者电器零部件供应链上的企业建厂房。他在东京生活过好几年，非常欣赏日本社会中一些合理化的东西，从交通系统的便捷精准，到日常生活用品的放心品质。他每次去东京都会采购很多衣物用品，包括手表、身上穿的剪裁合体的黑色棉布西服、干净的黑色皮鞋，甚至袜子。

　　在周想看来，抵制日货，就是要抵制更舒适、更具备品质的生活。“日本的优势在于技术，这是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享受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我不会抵制。”周想对本刊记者说。他说的技术不仅是冷冰冰的机器制造，也包括衣服的剪裁技术。他穿的蓝色细条纹衬衣有国内不常见的高领样式，是他根据自己在日本买的衬衣，找大连一家裁缝定做的。“更有进取心的企业会选择日本的产品。”周想说。他还在做一些日本面粉的贸易，主要买家有一家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超市都能看到的主食面包品牌。“日本的面粉和制作技术，可以让面包口感更湿润，更有弹性，帮助它在竞争中占领市场。”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抵制日货应把握分寸”，因为“中国虽然通过进口能力而赢得了影响日本的潜在权力，但这种潜在权力受到替代性不强等多种因素制约而并不强大”、“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但这个分寸如何把握？当我们抵制日式品牌或者拉面、料理这些具备传统日式特征的商品时，更多的身边用品里潜伏着日本的资本血脉却不为人所知。刘先生是一个移居日本25年的大连人，他经营日本特殊纸张的对中贸易，同时在大连有一个纸品加工厂，因此几乎每个月会回中国一趟。我们在一家完全由美国人经营的咖啡厅见面，咖啡厅的收银纸就是他的公司的产品。“我在上海的朋友开了一个日本品牌的升降机制造厂，但工厂里除了三个管理人员，其他的员工全是中国人。而我在大连开的这家纸品加工厂，名字看起来是中国的，这周围的快餐店、咖啡厅的收银纸都是用的我们公司的产品，但却是一家完全的日资公司。你怎么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