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综合报道】据法制周末消息，“温州民营企业家中，有意向办理投资移民、正在办理和已经办理移民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提供的数字有点触目惊心。

　　70%，这个数字跟《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数据不谋而合。这份由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白皮书提到，在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元级别以上富人发放980份有效问卷调查后，统计显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超过70%。

　　另外一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则能说明，近些年有意向移民的人数在增加：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近年来通过审核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即移民中介)名单，2006年，全国只有485家移民中介，这个数字在2009年变为589家，2011年则为730家，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

　　然而吊诡的是，这些移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也因此，这部分商人有了一个统一的代号：“裸商”。

　　“这两年国内对于私权保护的法治环境的现状，是影响企业家移民的重要因素。我们经常说用法律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但是作为律师，我们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北京投资移民律师网首席律师孙长刚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得出了如此结论。

　　在民营企业家心中，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民间资本未来投资环境的信心，似乎都有减弱的趋势。

　　“每天刷微博，处处充斥着‘裸官’的迹象。当权者尚在有能力的时候把自己的资产和家庭转移到国外去，他们都不愿意未来呆在中国，我们自然会想，这是为什么？”浙江商人王明说，“裸官的存在也给民营企业家带来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王明之所以选择移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在国内有种“风险我来担，利润你来享，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憋屈感。

　　“做实业，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国有企业瓜分过之后的那些利润并不高的行业。而且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各项成本都在上涨，只有利润率在下降。产业升级、更新换代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但是每一次升级都需要钱，中小企业又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升级无从谈起，只能维持在低利润水平勉强生存。在金融行业，股市我们进出是没问题，但中国股市情况大家都知道；而投资银行类金融机构这种利润率较高的行业，民间资本又面临重重的限制。”王明说。

　　尽管这些“裸商”们人在中国呆着，但是他们移民的方式几乎都是投资移民，所以必然会从中国带走一部分资产，且移民后他们在中国的所得也将会继续转移到国外去。

　　舆论也在不断质疑，那些靠着政策红利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带动后富，还把在中国赚的钱大部分拿到国外消费，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甚至有人称，这种做法正在掏空中国财富。

　　周德文认为现实似乎还没有那么耸人听闻，毕竟多数“裸商”的生意依然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经济尚有向上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在商言商的商人们如果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等因素，暂时不会完全抽离中国。

　　但周德文担忧的是，根据他了解的情况，由于很多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以往想要移民的商人主要是生意规模比较大的商人，现在中小规模的企业主的移民意向也在增强。如果这个形势蔓延下去，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更多资本外流，还可能造成经济发展问题、金融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大量结汇转移到国外，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比如民营企业如果都选择移民且不好好在国内做实业，那么就会引起很多工人失业，从而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官方显然早已注意到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为了让民间资本回流，各个地方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各级政府除了为回归企业制定了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外，还启动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

　　“现在浙江省呼吁浙商回归，但单靠地方政府并不能完全吸引民营资本。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外流的资本能否回到中国、回到各省，要看中国的大环境。这需要中央层面的改革，改革的重点部分在于立法，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民营企业主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通过立法切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严格执法，消除移民企业家的顾虑，让企业家的人和钱都心甘情愿、安心地留在中国。同时通过对偷税、漏税、骗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加惩罚，形成遵纪守法的氛围。”周德文说。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