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长子”特权：国家不能为国企托底

　　对于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一说，相比于过去，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一说，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中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地位是极为不相符的。那么，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水平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衡量？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空间以及未来走向是什么？为此，《中国新闻周刊·国资观察》专访了苏州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董洁林。

　　国资观察：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技术突破会不时在媒体上报道；另一方面，公众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颇有微词。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反差？

　　董洁林：创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改进式的，主要指在同一个技术线上的改进；另一类是革命性的，主要是走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西方大公司在改进式创新方面做得不错。因为大企业拥有庞大的客户，他们会倾听客户的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反馈，就可以改进服务。企业内部的一些阻力会妨碍他们进行革命式创新。在革命式创新方面，小企业做得比较成功。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此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是垄断的，竞争压力很小，日子过得很舒服。这使得他们不会去聆听客户的需求。本来在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创新的动力是最充足的。可是，国有企业一旦遭遇经营困难，就会积极向国家要政策。有了政策扶持，就不会产生创新。

　　国资观察：你的意思是，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迟缓是与其运行的机制有关？

　　董洁林：是与机制存在一定关系。我无法看见国有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要寻找到创新的动力，一方面就要提高市场竞争。只有竞争充分，才具有了一种横向力量，迫使企业进行充分竞争；此外，“共和国长子”这种说法很有问题。“长子”让人联想到国有企业拥有特权，他们就会有政策支持，没有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三是国有企业像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让员工生活得更好，他们会从政府、消费者那里拿到更多利益。

　　所以，我认为，现在三大电信运行商之间的竞争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现象。只有相互竞争，才能产生创新的动力。

　　国资观察：一般来说，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企业创新的紧迫感就越发重。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承担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不知道这种宏观经济局面会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哪些影响？

　　董洁林：经济下行情况下，国家不应该给国有企业任何好处，要让国有企业像一家正常的企业那样去运作。国家不能为国有企业托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进行技术创新，就要看企业领导者的远见和智慧。因为企业的利润减少了，创新研究又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如果做得正确，那么在经济下一轮周期将成长非常快。

　　此时，企业领导者做出决策时，一定要具有公心，不能掺杂任何个人利益或者升迁的想法。如何做到有公心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国资观察：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在进行多主业的分散化经营。不知道这种经营格局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什么影响？

　　董洁林：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利用自己的品牌效益去赚更多的钱。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在于能利用政策、人脉资源、信誉度去找到很多赚钱的项目。而这些往往对于创新没有太多帮助。因为现在的分散经营存在一个问题，涉足行业之间的相关性太少，跨越太大。另外，国有企业应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不要总希望凭借特殊地位在国内赚钱或盯着政策要钱，而应该考虑如何从全球市场赚钱。这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全球定位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国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