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忽视的“市场权力”

　　日本政府非法“购岛”事件升级，引发了中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随即事态波及到中日两国经贸领域。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日两国双边贸易额已达3428.9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一些中国消费者用“抵制日货”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日本品牌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在中国的销售受到影响，9月底中日两国的航班上座率已跌至六成以下。可以说，中国消费者短期内的消费选择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姚海天认为，这种消费的转移，有些会改变消费者的习惯，使与日本品牌竞争的其他国家品牌的汽车和消费电子类产品获得市场份额的上升。

　　对于民间“经济制裁”的呼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经济制裁的手段还是应该谨慎使用，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

　　王勇认为，可行的经济制裁有两种方式，即象征性经济制裁和实质性经济制裁。

　　象征性制裁可包括无限期推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抛售日本国债。

　　中日韩三国本已于5月达成共识，期待在年内启动中日韩三方的自贸区谈判。钓鱼岛事件必然直接影响中、日两国政府间谈判。由于韩、日在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存在竞争，如果中韩双边自贸区谈判走在前边，日本将会感到非常紧张。

　　目前，中国已超越美英，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中国如果抛售日本国债，虽然不能给日本经济造成实质性打击，但是会影响到市场对日本经济的信心。

　　而实质性的经济制裁则意味着进出口管制和贸易与投资往来的中断。“这方面中国政府可能会非常谨慎，也不会轻易实施的。”王勇说。

　　也有专家建言，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可以在政治上采取强硬手段，但是没有必要把矛头对准双方的企业和双方的民众，这是需要分开的。经济制裁，实际上受害的是双方的企业和双方的消费者。

　　比如日本先锋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为汽车提供电子零部件产品，其中大概四分之一的产品是提供给中国品牌的汽车厂商，四分之一是卖到国际市场去的，还有一半提供给在中国的欧美品牌的汽车厂商。如果这条供应链中断以后，不仅仅是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对中国的企业，甚至对全球的供应链都要产生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日中经济协会有关人士9月中旬在与中方接触的过程中，提出希望中方不要采取任何经济领域的制裁措施。但他们说话也是“软中带硬”，表示如果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长期来看，日本企业可以找到替代中国的市场。

　　中国市场真的可以轻易被替代吗？

　　从大约七、八年前开始，日本企业界流行“中国+1”的投资策略，即在投资中国的同时，寻找其他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来进行投资，用以分散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即便如此，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49.6%，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78.3%，非制造业投资增加了29.7%。日本企业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增大，日本企业正关注内陆地区的发展，重视内陆地区的市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认为，虽然日本企业有分散风险的想法，但是跨国公司都会有一个战略市场，也就是增长迅速而且未来增长潜力也很大的市场。

　　对于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技术、生产力、市场成熟度也在提升，同时中国的市场规模在扩大，市场规则和法制也在完善，跨国企业的经营利润也会增长。

　　相比在东南亚和其他劳动成本低的地方，转移过去的应该是靠劳动投入型的生产，或者是资本投入型的生产，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企业在向技术投入和资本效率等高附加值领域发展。

　　当前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这种吸引力已经形成了中国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

　　中国利用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形成了所谓的市场控制力。它是由当前很多国家在中国竞争角逐的局面造成的。各国竞争的目的是占领中国的市场份额，谁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就有可能对其公司的发展、兴衰和国际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

　　从本质上看，资本追求的是利润，中国作为很多跨国公司的战略市场，也是日本的跨国企业不能忽视的。

　　刘军红认为，在经济大环境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最终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但是作为一国政府，政策的调整需要时间，如果变换太快，会引起国际国内的政治风险。只要事态没有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相信目前日本政府在慢慢给自己找“台阶”下。

　　9月24日至25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河相周夫前往北京，他是钓鱼岛事件以来，首次由日本政府派遣的副部长级官员访问中国。他与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志军进行了会谈。

　　“应该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大国和大国之间处理关系，还是以平衡为主，这是由这个时代决定的。”刘军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