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如何免战

　　中国自古有“四十不惑”之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亦有类似说法。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9月底原本该有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然而受日本“购岛”闹剧冲击，中日邦交不惑之年，变成了双边关系波折之年。

　　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态度明确而坚决，将不惜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完整，这其中自然包括不得不承担的经济和贸易代价。从经济与贸易角度看，40年来，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400多亿美元，增长了340多倍，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人员往来从每年1万人次扩大到500多万人次，双方已经形成了极深的经贸依存关系，可以说是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主权问题上无原则退让，日本和国际社会对此不应有任何错觉。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日全面开打经济与贸易战，也不愿看到在涉及经贸关系的对策上或付之阙如或生硬粗糙，仅以狂热情绪进行所谓抵制日货或打压日资。从原则上说，和则多赢，不和俱伤。在中日经贸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上，双方显然还有巨大空间，看重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界也应有更多积极作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日方要认清中方多次强调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一核心诉求，必须主动化解因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大危局，从而为中日经贸可持续发展营造适当的大环境。

　　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9月28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日关系这条大船就可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触礁沉没。倾巢之下，中日经贸关系势必全面倒退，双方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梳理、分析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当前挑战和可能危局，就是希望双方能基于对现实局面和双边利益更深刻的认识，谋求更好的解决领土主权争端之道。对中方而言，不求经济之战，亦无须畏战，充分预估中日经贸关系倒退的严重后果并切实绸缪应对之策，是最有效的避战之途和发展之道。

　　——编者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准备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隆重庆典，最终未能如期举行。第二天，中方组织了一场规格不高的座谈会，气氛凝重。

　　而在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5000余名贵宾于2002年9月23日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友好交流大会，江泽民、胡锦涛、桥本龙太郎等中日两国政要与会。当年9月前后，各种类型的庆祝、纪念活动在中日两国分别举行，气氛融洽。

　　十年倥偬，天差地别。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冷清，许多致力于两国友好交往的人士深感遗憾和忧虑。他们不愿看到的是，自今年6月以来，围绕着钓鱼岛主权的争议不断升级，中日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急速降温，原本“四十不惑”之年，却充满变数与危机。

　　事实上，中日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微妙变化，自去年以来即有各种迹象浮现，新的钓鱼岛问题则加大了两国经贸关系的脆弱性和危险性。亚洲经济第一和第二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国将以何种方式处理危机、延续合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焦点问题，无数人身涉其间，弄不好即两败俱伤。

　　8月30日，55岁的津上俊哉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中国朋友吃了顿饺子，依依不舍地登上了全日空的航班。这位将自己后半生押注“中国崛起”的前外交官，彼时心境低落。

　　十几年前，津上曾是日本通产省的官员，参与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国入世多边谈判。其后，他作为日本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在中国生活多年。2007年，他撰写的《中国崛起》一书在日本畅销一时，书中提出的“中国特需论”，有力回击了当时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为搭上中国经济飞速行驶的快车，津上47岁那年“弃官下海”，担任日本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管理运作“日中架桥投资基金”。该基金从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跨境股权投资，不断“撮合”优势互补的中日企业合作。几年来，该基金在江苏等地投资和支持的日资企业集群，正赶上2004年前后兴起的那波日资投资中国热潮，收获颇丰。

　　不过，他最终决定“弃商上山”， 回日本做学问。除了对中日不断起伏的政经摩擦和投资中国的变数感到厌倦，他也对“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充满忧虑，他说：“如果中国不能重启改革，提高生产率，‘中国崛起’将终结。”

　　对中日摩擦心灰意冷的津上，没有预料到，在他离开中国两周之后，占泛亚地区GDP总量82%的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因为钓鱼岛主权问题，以激烈的方式相互碰撞，至今难以收场，他曾经倾力参与的中日经贸往来，亦因此深受伤害且前景难测。

　　“政冷经冷”新困局

　　经贸降温，各自受损，已成定局，唯一不确定的是，损失究竟有多大，冷局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熟悉中日关系过去40年发展历程的人士，比较习以为常的是，两国在政治、外交和历史问题上不时有争议或摩擦，但通常不会影响双边经贸的持续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冷经热”几乎成为中日关系的常态。

　　然而这一次，中日两国经济界人士发现局势不妙，因钓鱼岛主权问题，“政冷经热”似乎有逐步变成“政冷经冷”之势，维系中日关系的基石开始动摇。

　　9月中旬以来，西安、重庆、青岛、上海、北京等十几个中国大城市相继出现民众游行抗议活动，部分城市甚至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一些日本品牌汽车和日式店铺被少数不法分子冲击，个别无辜群众受伤，“抵制日货”的号召一度充斥网络，响应者众。

　　这些局部情绪性事件的背后，是中日经贸的一些黯淡变化。

　　以中国仍在高速成长的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日本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同比下降2%，而德国、美国、韩国、法国品牌汽车在华销量则分别同比增长25%、19%、12%和4%，多家主流日系车企对此感到不安。

　　进入9月，各大城市的涉日冲击波更令日系品牌汽车销量普遍遭受冲击。全球最大的汽车行业咨询公司IHS Automotive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日系在华车企因暂停工厂运营等因素，近期累计减产至少1.4万余辆。这意味着，基于这些日系车平均每辆1.8万美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计算，日系在华车企因减产而产生的损失约2.5亿美元。

　　9月下旬，丰田、日产、马自达三家日本主流汽车厂商相继决定，减少其在华独资或合资工厂的汽车产量。

　　由于今年中国的中秋、国庆双节相连，上述公司原计划于中国节日期间停产，但9月以来出现钓鱼岛危机升级和民众涉日事件，令日企厂方担心汽车销售出现更大麻烦，因此纷纷在节日到来的前两周即停产或缩短作业时间。关注此动向的舆论认为，如果在华日本车企减产长期化，基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本汽车厂商的经营将受到较大影响。

　　以丰田汽车公司为例，2011年其全球汽车销量795万辆，在中国大陆销售88.3万辆，同比略增4%。而对日产汽车公司而言，中国是其绝不能失去的最大单一市场。2011年日产汽车全球销量467万辆，在中国的销售即多达125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0%。马自达的情况略有不同，2011年其在华销量21.5万辆，同比下降10%左右。

　　不仅是汽车这样的消费大件，9月以来，淘宝等网上商城的日系商品关注度和销售量也明显下滑。据相关数据统计，最近一段时间，松下品牌的网上商城搜索指数同比下降31.4%，关键字“日本”的搜索指数同比也下降8.1%。个别央企和民营地产公司，在内部宣布暂停采购日本产品，并号召部分员工和家属抵制日货。

　　钓鱼岛事件的不断升级，还令原本繁忙的赴日旅游形势急转直下。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天气转暖以后，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数量快速增长，7月－8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共达39.8万人，占同期所有外国赴日游客总数的24.5%，若加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游客，比例高达48.1%。

　　同时，中国大陆游客在日本的人均消费额居所有访日外国人之首，超过17万日元，令日本旅游业大为受惠。

　　然而受近期中日关系恶化影响，中日两国的旅游社团不得不相继取消旅行计划。在芒果网发布的“2012年黄金周出境游人气排行榜”中，今年国庆期间十大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境外旅游目的地中，日本跌出十大榜单。

　　上海的李力雯小姐原本与友人相约国庆黄金周期间去日本冲绳旅行。不过，当她在放假前两周致电携程、春秋、悠哉网等旅游公司预订机票和酒店时，却被告知近期赴日的旅行项目已经全部暂停，这令她颇为失望。同时，春秋航空原定于9月23日开通上海至日本鸟取县等十个航次的临时包机已取消。

　　另据《东京新闻》报道，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航多年运行顺利的中日间航线，从9月到11月，已预订座位合计取消多达5.2万多个。据一家协助日本各地推进国际合作的民间机构统计，截至9月底，中国近期赴日旅游者有三分之二取消了行程。

　　这都将影响中日两国9月的经贸数据，降温之下，各自受损，已成定局，唯一不确定的是，损失究竟有多大，冷局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经济战开打？

　　虽然中国政府迄今并未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宣布任何对日制裁行动，但在一些日本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看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一些经济反制行动，事实上已悄然开始

　　如果没有近期的钓鱼岛事件，中日经贸关系虽有局部增减，但不会全面降温，更不会处于经贸战边缘。事实上，去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一度加速了日本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

　　去年4月，日本最大的汽车制动系统原厂供应商ADVICS株式会社即宣布，新成立ADVICS汽车制动系统中国研发中心。几乎同时，日本最大的通信机箱机柜制造商日东工业株式会社也宣布增资中国，将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从120万美元追加到1550万美元。

　　据介绍，日本地震后相继转移到中国的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小的高新科技制造业。它们原本并无迁址中国的规划，但面对被地震损坏的工厂，它们认为与其费时耗力再建一个，不如到逐步成熟的中国市场收购一家本土制造公司。于是，当时很多这类制造业的中小公司来到了中国。

　　不想仅一年后，突然升级的钓鱼岛事件和涉日活动，让这些初来乍到的日本企业不知所措，觉得“留也不是，撤也不是”，“刚来就撤成本太高，但不撤出，投资环境也令人恐惧”。

　　虽然中国政府迄今并未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宣布任何对日制裁行动，但在一些日本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看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一些经济反制行动，事实上已悄然开始，经贸战一触即发。

　　日本共同社9月24日援引日本企业人士消息称，中国个别大城市的海关向日本货运公司发出通知，将加强对运抵中国机场的日本航空运输货物的抽检力度；部分中国重要港口的海关，也在近期加强了对日本输入货物以及对日输出货物的常规检查。

　　在日本舆论看来，中国采取的类似经济反制手法，此前对菲律宾和挪威都曾使用过。比如在去年南海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海关就曾以检疫检验为名，阻滞菲律宾香蕉进口，最终以含有昆虫为由，禁止数百个集装箱的菲律宾香蕉进入中国，而在正常情况下，菲律宾香蕉总产量的30%会出口中国。因挪威与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出现争议，挪威三文鱼对华出口受到更加严格的检疫检验。2011年挪威对华三文鱼出口缩减60%左右。

　　日本媒体这些怀疑，从未被中国有关部门所证实。但外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庞大的国内市场，的确可以成为中国在处理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时的一个重要优势因素，最佳下手点往往是对中国的出口大项，且存在一定竞争的行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对对方经济的压力，亦可以减少对本国经济的损伤。

　　例如，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政治或外交领域的争议时，中国往往会推迟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订单，而空中客车的对手波音公司(微博)，则可能此消彼长地获得新订单。对此，中美欧各方心知肚明。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称，中国汽车产业目前竞争过度，因此若有日本汽车公司在华减产甚至退出中国，则对相关企业和中国合作伙伴的影响较大，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整体影响也不能算是致命的，但这对日本汽车产业的打击将更大。金柏松表示，若不得不运用经济制裁手段，“一定要以本国经济损失最小化为目标”。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三个方面的确积攒了较为突出的实力：其一为中国所持有的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二为中国持续增加的对外投资；其三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内部市场。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发挥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以经济手段或制裁方式进行国际关系博弈，并不是最高明的做法，且其负面影响也是多重的，对中国经济自身更非好事，还是应当尽可能少用、慎用。近期，中国若强化对日本进口商品实施通关检查等手段，对中国的声誉也会造成损害，可能导致海外投资减少以及部分消费低迷，给进入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一些经济界人士呼吁：日本应尽快化解钓鱼岛危局，以免中日两国陷入贸易战的双输困局，从长远看，双方在产业投资领域还有巨大合作空间。

　　撤离者小步加速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新劳动合同法、两税合并等政策因素，加上土地和租金因素，增加了部分日本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

　　感受到两国关系凉意的部分日本企业，近期更加关注中日经贸面临的多重风险，一些企业选择了逃避。

　　日本佳能(微博)公司驻香港一位不愿具名的营销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平常担心的‘中国风险’(China Risk)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得到印证，无论如何，地理这么近的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出现这样的关系很糟糕。”

　　据悉，佳能公司短期内虽不会关停在中国大陆的工厂，但会考虑增加对中国台湾地区、缅甸及越南的投入，特别是缅甸最近的政治形势趋稳，其明显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部分日本企业加快了产业转移和投资变动的步伐。事实上，“这些考虑在这次风波之前就有了”。上述佳能公司营销人士说。

　　包括佳能、松下等在内的一些日本大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建厂。获得中国市场成长硕果的同时，这几年中国的人力及其他商业成本的逐步升高，也令这些企业开始谋划，是否将工厂迁出中国。熟悉这些日本企业的分析人士称，今年的钓鱼岛事件，或许会对部分日企计划中的工厂外迁起到加速的作用。

　　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界，有关中国经济因素的讨论持续经年。近几年，中国的人力成本每年以15%－20%的速度攀升，令曾经历过类似劳动力成本上升阶段的日本企业极为敏感。“不调整在华发展模式就要搬迁走人。”津上表示。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新劳动合同法、两税合并等政策因素，加上土地和租金因素，增加了部分日本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

　　日本民间机构的数据显示，日本对包括越南、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额迅速上涨。今年前八个月日本对越投资43.3亿美元，占外商对越投资总额的51%。预计日本对越投资还会增加。

　　事实上，2011年越南和日本的双边贸易额达21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12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将达300亿美元，2020年将达400亿美元。在一些制造产业，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可能部分替代中国成为日企外迁的首选。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与东南亚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仍有综合成本优势，但如果因为一些非理性因素而对日本在华工厂的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按照日本人的求稳心态，会考虑暂时停工乃至逐步撤离。

　　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同时房地产政策抽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铁项目等也一度收缩，对日本装备制造业的总体需求在减弱，若有经济制裁，对中国影响不大。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今年日本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投资逐步增加。日本甚至采取30年前对中国投资的方式，投资并提供低息贷款给菲律宾等国家购买日本大型机电，而让对方以石油等资源还贷。

　　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界，最近几年来，随着非经济领域争端的不时出现，从 “靖国参拜”到“渔船冲撞”，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国有化”，日本企业经历数次波折后，没有对日本政界施加积极影响，而只是采取有进有退的战术——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即“中国+1”方案，在中国投资的同时，投资印度、巴西、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分散风险。

　　《日本经济新闻》近期报道称，日资企业受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本已在商讨推行“中国＋1”战略，即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今后考虑到日本对华投资的多重风险，日企可能加快类似转移动作。

　　在日资企业考虑收缩中国战线之际，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近日纷纷加大吸引日企投资的活动，试图从中国分一杯羹，这也让一些短视的日本企业感到庆幸。

　　坚守者着眼长远

　　虽然日本企业在中国经常遭遇人际关系等无形壁垒，但中国市场之巨大，同时具有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双重效用，令许多日企无法舍弃

　　形势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从中国东部沿海日企聚集区域的情况来看，准备撤离的日本企业，多是长期以中国作为其廉价生产基地，它们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最为敏感。而更多日本企业认为，中国具有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双重效用，因此仍需长期坚守。

　　以日产汽车公司为例，去年日产中国的汽车产量甚至高于日本本土。此外，近年来日元升值，在日本寻找供应商的成本进一步增加，而很多日本汽车公司出口到海外的车，多是从中国进口一部分零部件组装后，再整车出口。日产公司在中国之外生产的车型中，平均20%到30%的零部件依靠从中国进口，有的甚至高达30%到40%。

　　日产中国上海分部一位资深人士表示，日产暂时不会把零部件业务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一是中国大陆工厂的生产技术和水平娴熟，普遍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二是他们多得到中国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现在转移，日产在中国的合资工厂就会失去最好的增长环境，也有损于日产两年来在中国的布局，所以，“不能让一时影响全局”。

　　丰田汽车公司则明确表示，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本土化。汽车业分析师王祺峰认为，丰田在中国的颓势以及大众、通用对市场份额的强夺，使得它下定决心要主攻中国市场。

　　今年丰田在中国市场明显加速本土化步伐。7月30日，丰田成立了丰田汽车常熟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投资2.85亿美元， 还计划在天津开设新工厂，把在中国的年产能拉升到100万辆，以便与在中国的销售目标匹配。

　　不过，丰田中国宣传部课长徐一鸣表示，本来今年丰田还要力推“云动计划”，但因为近期局势不好，眼下“云动计划”和新工厂的推广活动暂时搁置。但在丰田内部，深耕中国的战略规划不会有变，执行时间表的调整无碍大局。

　　“不到中国能到哪里？” 津上俊哉表示，虽然日本企业在中国经常遭遇人际关系等无形壁垒，但中国市场之巨大令许多日企无法舍弃。“尽管日本企业的这种选择有些无奈，但出于赢得利润、利益的目的，它们还是会选择中国，特别是生活消费类行业。”

　　日本最大的服装零售商迅销公司，几年前就看好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巨大购买力，将中国定位为其全球重要的终端消费市场之一。

　　2010年，迅销公司提速了海外扩展计划，为了超过GAP和ZARA，成为世界最大的服装零售商，该公司计划在其后三年内，每年在日本以外地区新开200间到300间店铺，其中每年在中国将增加100家新店，这个数字几乎是过去十年迅销在中国开店数的总和。

　　迅销市场部负责人董春芳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在中国的开店计划也没有变化。

　　9月18日当天，迅销像部分日本在华店铺一样，将涉日活动比较集中的中国城市的19家零售店暂停营业，两天后即全部恢复营业。9月26日，迅销公司CEO柳井正表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观点完全没有改变，并将其定位为一个生产基地。”

　　另一家日本日化企业狮王，则计划在2015年内将牙刷、牙膏的生产规模扩大到2011年的3倍以上。为了配合洗衣液的市场拓展，其还将考虑在上海或广州的周边地区扩张产能。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在海外对华投资普降之际，日本对华投资仍增长16.2%，日本还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表的《2011年中日贸易统计分析报告》数据也显示， 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4.3%，达3448亿美元，其中自中国进口1834亿美元，增长20%，对中国出口1614亿美元，增长8.3%，三者皆创历史最高水平。

　　该报告指出，中国仍保持着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的地位。一句话，日本离不开中国。

　　经济战代价沉重

　　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若中国真的进行所谓的贸易制裁，减少中低端产品向日本的出口，则东盟国家等竞争者随时可以替代中国，日本并不会真正受损

　　或许正因为中日经贸仍然数额巨大，近期中国一些城市的抗议者要求“抵制日货”，部分主张中日经贸对峙的人士，还制作了列有三得利、丰田、索尼等40个应予以抵制的日本知名品牌的清单，若全部兑现，涉及的销售及贸易金额将是天文数字。

　　不过，针对此抵制呼声的反对声音随之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抵制的是中国工厂，损害的是中国工人的福利。”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反制损人一千，自损八百。”

　　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威利·史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在零部件供应网络全球化的当下，很难分辨哪一件产品是哪里制造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贸易人士表示：“很难分辨什么是日本制造，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抵制日货。”

　　9月中旬，恰好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目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区分进口和出口没有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如何增长、增长多少，以及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中去。

　　一些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不赞成所谓“抵制日货”的呼吁。他们担心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会导致部分比较敏感的日企加速撤离中国，并让在华日企投资意愿降低，这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受损害的将是相关地区的经济和就业。目前，日本在华企业大约2万家，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中国就业人数近1000万人。

　　青岛市商务局投资处一位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们很担心日资企业大规模撤离，最近在密切跟踪，尽力做好沟通协调工作。青岛近年打造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区发展得如火如荼，东急不动产株式会社、新快(日本)株式会社等日本企业是其大力招商的对象。

　　中国商务部和日本贸易振兴会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显示中国对于日本产品的需求较大。日本出口中国的货品中，中高端及高科技产品较多；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中，中低端产品比例较大。

　　一位贸易研究专家提醒，若中国真的进行所谓贸易制裁，减少中低端产品向日本的出口，东盟国家等竞争者随时可以替代中国，日本并不会受损太大。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对华出口绝大部分并非消费品，而是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具体分类看，中国自日进口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为938亿美元，占48%；贱金属及其制品(钢铁铜镍铝等)208亿美元，占11%；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为180亿美元，占9%；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为168亿美元，占8.6%。几项合计已占中国自日进口总额的76.8%。

　　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日本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日本电子材料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日本是面板模块驱动IC贴合所使用的异方性导电胶(ACF)全球最大生产国，仅日立化成一家公司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日本厂商信越、SUMCO供应了全世界50%以上的半导体硅晶圆。因此，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目前甚至完全没有替代货源。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贸易专家们还提醒，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量逐增，主要因为约73%以上的在华投资企业将在中国境内加工的产品出口到本国市场。

　　从中国加工贸易比重角度分析，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对日出口总额的54.1%，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用于中国本土市场消费的只有50%，大部分在中国加工完成后返销日本或其他国家。

　　因此，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中，实际上含有大量进口成分，如索尼、松下等企业在中国设厂，从日本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等，然后返销日本及欧美国家。“数据分析足以充分显示，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日货，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何种损害。”梅新育说。

　　依存度难以降低

　　中日双边经贸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进而牵动近年来中日互换货币、互买国债等金融合作，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

　　合则两利。更多中日经济和企业界人士希望，两国能够继续在经贸领域的深入合作。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即被有关各方寄予重望。

　　按原计划，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应于11月正式启动。然而，随着钓鱼岛事件的升级，在9月19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谈判’势必会受到影响。”此前在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同日，三国还签署了投资协定。

　　如今，东亚自贸区踯躅不前，谈判恢复或需时日，相关进程远落后于美洲、欧洲的自贸区谈判。而这本应是亚洲制造业网络重构，继续成为全球发动机的关键。中日韩如何引领亚洲各国和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跨国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并不断升级，是亚洲经济和贸易一体化进程中未下完的关键大棋局。对此，中日韩均责无旁贷。

　　更重要的是，自日本“购岛”事起，中日关系在建交40周年之际降至冰点，中日经贸关系面临重重考验，中日已经形成的经贸深度依存关系会否变化？

　　津上俊哉近日完成的“日中经贸合作的未来”分析报告，梳理了日中贸易历程，认为中日之间的经贸依存度之深，短期内难以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制造低成本时代，中日扩大贸易，投资“互惠互利”，对双方确实都大有裨益——中国扩大出口，引进外资，日本企业因之更加国际化。

　　2000年以后，是中国市场时代，日本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市场”扩大出口，中国也因之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的经济转型。这样的历程，导致双边的产业链条上渗透入骨到各个环节。从贸易商品结构看，十多年来，中日贸易基本沿革了垂直分工型的模式。

　　相关数据表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日本出口主要是原油、煤炭、稀土等原材料及粮油食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成套设备及其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初级产品为中国对日出口主力产品的格局有所转变。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机械、电气设备、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中日商品贸易结构仍然存有很强的互补性，仍是日本居产业链上游，中国处末端的垂直分工结构。

　　2000年后，随者中国制造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对日出口机械设备的比重上升。纺织品、食品比重逐步降低，机电产品比重大约占到40%以上。

　　200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对日本出口金额排在前五位的商品为机电和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食品饮料和烟酒制品、矿产品。其中纺织类产品、食品、矿产品仍然为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品。

　　从统计上看，中国从日本进口金额排在前五位的商品为机电和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贱金属及其制品、光学和医疗等仪器设备、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已成为中国对日本出口与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第一大类商品。

　　2004年到2009年，中日经贸依存度达到顶峰。2008年，石原慎太郎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关于东海问题，中日政府也达成了共同开发的共识。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曾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1年，随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不断向中国转移，出口日本的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服装及辅料等保持增势。而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产业用机器人进口呈现高增长。

　　此外，另外一个趋势也逐步凸显：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日资企业不断提高在华采购零部件比率，也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一台在中国生产的丰田汽车，其中90%左右的零部件由中国工厂生产，余下的核心部件才由日本原装进口。

　　经过多年演进，中日双边经贸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导致日本直接对欧美出口减少。1999年，日本直接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为944.4亿美元和507.1亿美元，到了2009年，这两个数字变为511.4亿美元和443.3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制造业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

　　双边经贸日益增强的黏合度，牵动近年来中日互换货币、互买国债等金融合作，中日双方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日本财务省、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包括短期国债)额度正急速扩大，持有额自2009年起急速增长，2010年超越美英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

　　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额达史上最高的18万亿日元，较上年增长71%。而在2011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投桃报李”，宣布了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

　　2011年12月25日野田访华，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双方货币互换协议。今年7月，又有消息称日本将扩大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扩大幅度为30亿美元，以加强中日两国货币的直接交易，避免兑换中因美元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并增强两国经贸和投资的便利性。

　　着眼亚太大棋局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取决于中日韩联手打造一个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彼此的关系将是共存共荣，而非互相取代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经贸学者表示，面对美国推出QE3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冲击以及欧债困局难解，竞争力降低、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正成为中日韩共同面对的难题，三国只有在合作中才能寻求突围的路径，其中最关键的是中日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如今，亚洲和中国制造业勃兴的一些因素正在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快速形成的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美国家庭的高负债、欧洲政府的高负债创造的消费需求而形成的，但欧美的“去债务化”已使这种模式无法运转，亚洲国家需要调整自救。

　　去年以来，欧美提出“再工业化”、重回实体经济的实质，也正在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并在高端制造业上把握全球产业引领权。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亚洲制造业矩阵加速调整已成大势。韩国三星(微博)电子执行顾问李润雨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亚洲制造业转型要打破国家界限，加大在研发、投资及制定标准等方面合作的力度。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以中日为主的东亚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功能性较强的国际分工网络。在此次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这一机制使得中日经济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的推动下，中日经贸结构面临战略调整提速和结构性升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叶胡达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位于一条复杂的生产链的中间部分，这条生产链包含了韩国、日本，同时也包含了东南亚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来帮助自身实现部分转型，即开发自有品牌的高科技，将独立创新与工业和市场结合起来。东亚各国之间充满了合作的潜力。”叶胡达说。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取决于中日韩联手打造一个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彼此的关系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互相取代。

　　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全球贸易中心正在东移，因为全球经济中心正从大西洋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既然全球经济中心都放到这儿了，那么全球贸易最活跃的地方也就是太平洋地区了。中国应该在亚太找准自己的位置”。

　　龙永图指出，最近，的确有些冷战思维在抬头，区域内政治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给经济合作投下了一些阴影。“这是应该避免的，经济就是经济。欧洲共同体能把他们的恩怨解决了，为什么亚洲不能把历史的恩怨甩在后面呢？虽然历史的恩怨单靠经济不能完全解决，但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龙永图说。

　　亚洲的潜力并不仅仅是几个国家各自发展的简单叠加，还在于泛亚地区整合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亚洲是一幅由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市场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画面的元素包括日本企业的创新优势，中国国企的改制，韩国的家族企业，越南、缅甸、泰国等崛起的制造业，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印度的服务业和技术人才，等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亚洲各国政府部门间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签署政府间协议、建设跨境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更上层楼，亚洲经济圈则表现更强劲。其中，中日两国角色关键。

　　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2年度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30%以上，2005年－2010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1%。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55%，该地区各经济体加起来几乎占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全球GDP总量的37%和全球出口的30%以上。这样的经济盘子使亚洲竞争潜力不可估量。

　　中日韩的FTA，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FTA是符合亚洲未来发展大趋势的。为了维持目前重要的双边经贸格局，多位权威人士提醒，中日双方应理性思考未来关系走向。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抵御民粹主义，我想现在这样的趋势中国和欧洲都有。我们经常把外国人当成替罪羊，使自己的做法合理化，这是政治家的把戏，因此我们这些智库、知识界的人士都有责任，不能再继续忍受民粹主义的膨胀。”帕斯卡尔·拉米对《财经》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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