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发

　　共识再进化、改革再出发的条件已经具备，正等待国家智慧的理性选择和决断，一度被忽略的共识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真的来了。我们从来没像现在一样面临一个伟大的机遇：以理性、和平、渐进的方式，构造一个大国的未来。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我相信》作为封面主题，这已经是第三期了，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曾以为这个主题是一次自我激励，不料却成为了一次发现之旅：我们发现了“信力”在推动历史前行时展现的能量；发现了“市场”一直就在身边，只要我们坚守和推动，它就会成为公平自由的一部分；发现了改革共识从来不会消失，只是我们总是在各种诱惑面前忽略它，每当危机来临时刻，它就会再重新凝聚和进化，成为中国继续前行的动力。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我相信》是我们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宣言—无论它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我们都负有责任。即使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放置在辛亥百年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我们仍然有理由为它赋予一个基于“伟大”的命名。自19世纪，东西方文明之间千年的平衡，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被打破，建立一个现代、独立的国家就成为中国人心中最真实的梦想，当这一梦想实现后，让民众过上文明、富足且有尊严的“好日子”，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1976年，中国从“文革”的废墟中站起来，从确定“不能做什么”开始了自己的转身，我们就开始创造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用渐进和改良的方式，全面完善社会制度，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改革共识”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从不曾消失。

　　出于内外部的压力，上世纪80年代的全面改革步履维艰，几乎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沉重的代价，但改革的脚步却从未停止。1992年，在危机中对于市场经济这一共识的确认，改革在经济领域打开突破口，中国经济开始狂飙突进，但从新世纪起，却向着市场经济反向运行。2008年，我们以为一个“新时代”会从奥运会开始，现在回头看，汶川地震和金融危机更像是它的源头，或者两者都是。亢奋之后的胶着与伤痛仿佛来得太早了一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经济过热与萧条并存、矛盾激化、恶性群体事件和商业丑闻频发、道德滑坡、社会加速溃败……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每个阶层都对现实不满，当公民责任和意识还未完全形成，各种极端主张在广泛情绪的刺激下焦躁起来，各阶层在缺乏利益主张基本规则的现实面前，含蓄、躲闪乃至扭曲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掌握更多资源的强大力量，则不惜动用“权力”抗拒可能不利于他们的“变化”。在这样纷乱的现实面前，人们有理由怀疑：改革共识还存在吗？前进的动力在哪里？

　　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它就在那里，唯一可能给我们困扰的是对它们不同的解读。即使我们已经感到疼痛，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不仅积累的大量财富，社会阶层也开始呈多样性分化，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的极端主张渐渐失去土壤；主张积极推进渐进式改革，用更为公平、公正的权利主张模式，参与权利和利益分配，以保证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的正能量空前强大。

　　共识再进化、改革再出发的条件已经具备，正等待国家智慧的理性选择和决断，从这个角度讲，一度被忽略的共识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真的来了。邓小平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温家宝说：“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这取决于我们对于未来的积极预期和因此付出的努力。我们从来没像现在一样面临一个伟大的机遇，以理性、和平、渐进的方式，构造一个大国的未来。即使今年、明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代还是没有变得好一点，我们仍然相信，美好的一天终究会到来。

　　我相信。

　　共识生成：“不能做什么”

　　1978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前夕，发生了很多事，这个大国正在完成自己的大转折，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在“后文革”的一片混乱中生成共识并确定方向，并非是一个突然的转变，从1976年9月9日粉碎“四人帮”开始，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大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的决策者用了5年时间，从确定“不能做什么”开始，生成改革共识，将中国这艘大船从“文革”迷雾中缓缓驶出。

　　转变从形成共识开始。

　　1977年初，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交给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一篇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强调不准改动一个字。2月7日的《人民日报》以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发表了这篇文章，其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国内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微博)发布的数字，1977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月的中共十一大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所作的报告仍然以“两个凡是”为基调，盛赞“文化大革命”。

　　中国仍然在“文革”的惯性中运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一种言论，而且是主流话语。也许很多人正在思考关于改变的问题，但没有人公开发表任何与主流话语相左的言论。“两个凡是”也不是说说而已，逮捕“四人帮”之后，全国仍有44人以“反革命分子”定罪并处以死刑。

　　邓小平决心用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积累的问题，他需要打破“后文革”时期的思想和现实中几乎凝固的胶着状态，在决策层凝聚新的共识，来推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78年5月10日，一场牵动全局的“争论”开始了。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社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发表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上，并被《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

　　此文立即引发了当时决策层的一场激烈争论，有人点名批评，有人劝告大家要注意辨别，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就成了定论，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此事，听说此文引起大争论，找来看后，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一个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在有些人看来，在决策层进行争论是有造成党的分裂危险的，邓小平却明确警告相关负责人，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并亲自找胡耀邦谈话，肯定这篇文章。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即使如此，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讲话中仍然说：“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中提出要进行技术、制度和组织上的“重大改革”，此番讲话前一天，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西德新闻代表团时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一个月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场有众多老一辈领导人参加的长达一个月的漫长会议上，最终解决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汪东兴也在同一天作出书面检查。邓小平则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它实际上成为几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从“文革”结束到清理“两个凡是”和真理问题大讨论，用了两年时间，这只是共识形成的第一阶段。1979年10月底启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则是第二阶段，这次又是两年。决议直面核心的问题：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起草初期，党内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了一年后的1980年10月，决议草稿艰难形成后，决策层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讨论，预定4000名党内高级干部参加，据学者黄黎考证，实际参加的有5600多人。“四千人大讨论”也不是仅限于北京，而是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头讨论。

　　法学家郭道晖当时以秘书身份记录国家机关第一组(人大与政法口高级干部)的发言。他还记得一位中直机关七十多岁的老同志的话：“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大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分量最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革命”变成“内乱”。

　　决议的形成过程和最终结果，在凝聚共识、调整方向方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的决策层以空前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程序，通过否定自己的方式确立改革时期的共识基础。这是一个明确“什么不能做”，什么错误不能再犯”的“底线式”文件，为改革提供了出发点。这个文件证明，即使在“文革”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决策层的正面力量仍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再次出发的信心和力量。

　　观察改革共识初步形成的维度有两条，代表推动改革的两种力量，一是党内改革力量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则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和意见传达。

　　据时任中国青年报理论部编辑的马立诚回忆，在1978年12月15日，反对“两个凡是”的高潮时期，曾有中国社科院的负责人在一次会上建议《中国青年报》选登一点西单墙上的大字报。这面墙上的内容是来自民间的言论，在推动思想解放、达成共识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年后，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大字报从这面墙上消失。在决策层通过“四千人大讨论”来反思党的历史问题时，全国范围内的基层选举开始，北大学生公开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在上海、湖南、贵州、山东等地高校中引起连锁反应，在中国的改革要决定其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民间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影响最高决策。

　　改革发轫之时的共识凝聚过程，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全面尝试，经济领域，民间的“破冰”尝试在推动高层决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面推广，并蔓延至全国；外资试水中国；深圳特区在南海边陲出现；“傻子”年广久在邓小平的批示下没有被清算，他的瓜子也嗑开了个体户合法的硬壳。在改革的推动下，经济开始高速发展。

　　遗憾的是，相同的事情，没有在经济领域之外发生。1980年8月19日，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作为第一个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议题的决策者，他在讲话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是中共自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

　　这仍然是一种“不能做什么”式的表达，但也引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制度是好的？

　　就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前三天，波兰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引发骚乱，不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团结工会成立，这被视为是波兰一党专政被打破的标志。出于对政治和政权的敏感，中国决策层敏锐地感受到，来自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的极端主张和心怀不满的民众很可能结合成有威胁的力量。在渐进与激烈中，决策层选择了前者，“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的底线，政治改革进程不断反复，进展缓慢。

　　共识进化：确立市场经济

　　1989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经历了自1978年之后最为严峻的时刻，两年多的时间仿佛凝固，昔日的“盟友”们似乎在这条道路上纷纷落马，这让决策者们不无担忧甚至震惊，用“危机”来形容其时中国人面临的国内外的麻烦并不过分。在一片胶着之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市场经济方向为突破口，再次“激活”改革开放的进程(见上一期《绿公司》封面故事)，改革共识也在这两年里实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进化。

　　危机中的中国决策层同时遭遇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

　　曾在1980年让中国决策层担忧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在1989年有了结果。6月4日波兰举行国民大会选举，统一工人党失去了权力，随即引发连锁反应，苏联解体让苏东剧变成为冷战的最后的高潮部分。冷战以西方世界的胜利而结束，将目标转向中国，相对于保持政权稳定，他更乐于看到中国的崩溃，并保持相当的压力。

　　国内形势对决策层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86年，发生在安徽合肥大学校园里的一些事情，就开始让中国决策者们充满警惕。这一年，邓小平10次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有一两次提到“稳定”和“安定”，这让民间的参与情绪进一步高涨，特别是年轻学生。1986年12月，合肥某大学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内定”行为激发学生不满，大字报、集会和游行从合肥开始向全国蔓延，尽管校方在政治改革的大气候下作出让步，开放候选人选举，但街头政治像是兴奋剂，让情绪高涨的学生很难平复下来，打出带有“自治”字样的极端化标语。

　　年轻人的极端情绪刺激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决策者们，他们意识到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面推行政体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混乱。中国政治思想界也开始有一种声音，反对改革激进主义。1987年，邓小平又不少于10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却有至少9次提到“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提到稳定时浓笔重彩，提到政改时点到为止，不再涉及制度变革。

　　在这位现实的领导人眼中，改革的目标就在那里，如何安全地到达则需要策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下推进的改革进程，是决策层针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可能在极端化政治主张引起混乱的国内环境作出的选择。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更大的事件，让决策层确定了这一选择。

　　另一股反对的力量来自改革派的老对手—左派。1989年之后，左派开始质疑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此时的苏东剧变让惶恐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再提改革开放的人，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的发言，开始与报纸对准口径。尽管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不断强调改革开放，仍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1990年，改革派开始回应姓资姓社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重新拨正了方向。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共识完成了第一次进化：从“不能做什么”，到确立市场经济的方向。这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将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进行切割，向民间释放经济权力，赋予民众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进行财富积累的自由，刺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开启经济大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对于“左”的彻底批判让左派力量大大削弱，一批老干部退休，逐渐淡出决策层；持极端政治主张的“自由派”同时衰落，温和的改革促进力量则在融入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让自由市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以吴敬琏、厉以宁、董辅、张五常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坚持自由市场的积极力量活跃在决策层周围，参与到经济体制改革之中。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学界对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诸如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全面的讨论。

　　共识进化也体现在另一个层面：决策层对于改革开放主导权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明晰的界定，以保证改革开放在策略的进退中有序前进。1989年3月6日，邓小平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新权威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在一个后发展的国家里，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化，等到经济基础具备、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

　　什么是好的制度？邓小平通过对新权威主义的肯定，进行了策略性的回应：认可并事实促成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执政模式，用来平衡当时两种极端化的主张：主张迅速实现民主化的自由派和回到计划体制的左派，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实现自己认定的改革目标—“建立一个好制度”。

　　但是，这种界定也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谨慎尝试和稳步推广成为改革者的主流意识，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同意见乃至情绪化表达，某一领域的改革就会有搁置甚至停止的危险。二是造成经济改革在特别的“关照”下一家独大，与之配套的法治、社会、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博弈，当下的现实事实上已经偏离了既定目标，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渐行渐远，走向它的反面。

　　核心价值观“乱”中趋同

　　2008年，在改革开放过去整整三十年时，世界遭遇金融危机，一度信心十足的中国在进行最大一轮的政府投资之后，开始了萧条和迷茫的4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下中国的现实就在那里，问题可能更复杂，但并没有超出逻辑，唯一让人迷惑的是对这些现实的判断。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理性推进改革的“正力量”的主张在核心价值观和主张上趋同，持极端化、情绪化主张，有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负能量”仍然被警惕性包围。共识并没有消失，它正在重新凝聚并继续进化。

　　1992年之后，改革共识演进到以经济改革为主题，市场经济为方向的阶段之后，“新权威主义”也在执政中悄然变成了现实。20世纪90年代，决策层在清理三角债、分税制和国企改革等一系列强力措施之外，还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混合所有制”，这被认为是继1978年“真理大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从国有企业起步，踏上明晰产权之路。同样是在中共十五大上，决策层还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两年后写进宪法。

　　新世纪开始后，“新权威主义”所依赖的权力核心渐渐向地方和部门转移和分散，权力和财富则聚集在更多的“权威”周围，形成更大的控制力，不断侵蚀市场经济。即使在最为活跃的经济领域，改革也开始减速，并向另一个方向演化：本应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再度崛起，让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目标渐行渐远，宏观调控被频繁使用，把触角频繁伸向微观，与市场经济呈反向运行状态，在加入世贸组织并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以政府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这种模式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中国式”的全球化进程：在自身消费率奇低的状态下，使用严重过剩的产能为世界制造产品，收集外汇，这些财富在政府手中蓄积，主体却没有流向民众收入、社会福利和民营企业，而是在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GDP再次增长的同时，也以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美国则利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风险转移透支全球。有人愿意“借入”，有人愿意“借出”，直到2008年，中国还是用4万亿投资为自己的经济注入强心针，同时也拯救了美国。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用这种方式透支中国和世界，希腊等高福利国家则用这种方式透支欧洲，引发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他看来，如果这种互动持续下去，全球化将变得越来越扭曲，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但是，GDP的神话，确实就这样造就出来了，这是关于中国改革最让人惊叹的故事，变化总是来得太快，既让人兴奋，也容易措手不及。

　　2011年1月20日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则排名仅第95位。有人盛赞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仿佛可以从此一雪150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作为经济活动客观反映的一部分，GDP早已成为中国话语的核心，甚至成为评判发展的唯一标准，承载着太多的重量，一朝实现某个目标，反而显得有些失重。

　　为GDP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现实的另一面：能源超负荷消耗、生态环境破坏、耕地面积减少、贫富差距加大、对财富的畸形贪婪、对生命的漠视、社会加速溃败。还有一组数据可以为GDP提供另一种说明，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增加了58.53倍，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

　　GDP的增长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化，社会阶层向两个方向不断分化，一是通过在市场经济中合法经营和个人努力，企业家、国企管理干部、知识分子、技术官员、白领中产阶级逐渐从底层民众分离，各自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市场经济边缘侵蚀出越来越大的灰色地带。在这里，权力和财富紧密相连，通过寻租造就出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也就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

　　出于各自的切身利益，根据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各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对现实作出判断，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在他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将中国目前真实存在的社会意见和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不禁让人感到迷惑，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复杂的大国里，如果大家众说纷纭、各不相让，改革共识是否已经消失？中国将走向何方？

　　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各自不同的利益主张，透过这个新现实，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其内在的逻辑演化。与改革初期相比，最有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左派等政治浪漫主义者已经式微，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些可以称之为“负能量”。不希望社会陷入动乱，主张积极推进渐进式改革，用更为公平、公正的权利主张模式，参与权利和利益分配，以保证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可以称之为“正能量”。

　　绝大部分社会阶层对目前的状态持批判的态度，新兴中产阶级要保卫自己的财产，底层民众渴望基本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方案，更需要公平公正的环境来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权贵资本”似乎不为所动，可覆巢之下的风险，是谁都无法承受的底线。近年来发生在西南的一些极具戏剧性的故事，让人们又一次看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面孔，危机感进一步加重。

　　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在网络上聚集在意见领袖周围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民间维权过程中既激烈也不乏温和地守卫自己的财产并向上传递信息；他们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投身公益和其他公共事务，唤醒民众内心的善良，重塑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他们因改革获得的机会，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过上富足且有尊严的好日子，这些是改革共识中最具建设性的核心部分。

　　共识再进化、改革再出发的条件已经具备，社会各阶层基于对现实的批判，表达对改革的期待，各自的主张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正逐渐重合。有人主张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有人强调秩序与稳定；有人要求尊重私有产权；有人希望增加社会福利。这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是对“好日子”的共同描述和期待，通往这个目标的路径则几乎没什么争议：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面改革，加快宪政之路，实现依法治国，社会各阶层在公平的框架内充分参与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邓小平在1980时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好的制度？什么是能让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并不断推动社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的好制度？也许已经到了给出答案和目标的时候了。共识就在那里，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在更为广泛的讨论和现实参与中实现新的进化。

　　国家智慧：改革再出发

　　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中国人积累的财富似乎足以让自己感到幸福，也足以与世界对话，事实却让人意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激烈情绪正逐渐蓄积，日渐“发炎红肿”。面对烦躁的自己和缺乏信任感的世界，基于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共识及追求，果断推进改革，是国家智慧的选择。

　　6月5日，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微博)在参加耶鲁大学和纽约证交所举办的CEO峰会时，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100多位美国大公司CEO和政府、学界意见领袖参加了一项临场问卷测验，在“最让你恐惧的国家是谁？”这个问题下，中国和伊朗得票最多，分别占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果，以优惠政策、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庞大消费市场闻名的中国，像一个上帝给予摩西的“应许之地”，西方商界精英在这里从来都是赢家，为何他们像恐惧以封闭和极端宗教情绪著称的伊朗一样恐惧中国？

　　我们以为自己开始融入世界，但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接纳我们？如果跳开情绪化的“西方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世界这面镜子，未尝不能发现，他们的担忧乃至恐惧，也是中国现实的一种投射。

　　就像采取用GDP的增长解决国内问题的办法一样，中国人也希望用产品和财富打开世界的胸怀。西方则在“幻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经济越发展，对国内的控制越严，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硬。“中国威胁论”被普遍接受并非偶然，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与1989年中国曾面临的危机不同的是，当下世界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威胁，而是处在双方都认可的行为方式形成前的摩擦状态，处理得好则融洽相处，处理不好有滑向敌对的危险。

　　世界一方面在审慎地看着来自政府管理者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这代表这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智慧，朋友之间不仅有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要有在价值观底线之上的共识。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无警惕地看待来自民间的情绪，这代表着一个国家实质上的友好程度。显然，这都不让人乐观。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缺乏价值内核的非理性情感和意识，近年来在国内有狂飙突进的态势，从1996年引起轰动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到2009年出版的《中国人不高兴》，从1999年《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主张“光荣孤立”，到2010年《中国梦》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些有着大量读者的主张，无视决策层对于世界未来仍能保持长时间和平的判断，毫无遮掩地刺激着民众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现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即使争论得如何激烈，也无人再揭开“文革”这道伤疤，现在却有民粹主义者明确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民粹主义满怀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带来的天然优越感和道德感，主张“大民主”、“均贫富”，崇尚暴力和推倒重来，以仇官、仇警、仇富为情绪突破口，不断压制促进改革正能量的改革主张，刺激混乱状态。

　　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一个消极后果：新兴中产阶级大多是从社会底层中抽离出来的，这造成了底层社会“精英空洞”的现象，扎根于底层，具有理性精神和判断能力，代表底层民众利益发声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少，黑恶化势力却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面对社会不公，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底层民众在主张权利方面缺乏法律支持和正当策略，以及理性主张权益的态度。某些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力与无良商人合谋，通过暴力手段侵害民众权益并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后，又反过来以刚性维稳的思维及解决方式再次刺激民众情绪，这些情绪不断淤积，最终形成群体性愤怒。

　　处于愤怒之中的人们很容易忘掉自我和应有的权益，也因为愤怒而缺少现实感，幻想天堂般的理想世界，要么轻易信奉持极端政治主张的人，要么干脆诉诸极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马立诚在他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未来可能会出现民粹主义大动荡，精英群体将遭受重创。资深学者资中筠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2011年，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发生剧变，这像是另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发现另一个自己。

　　故事从突尼斯街头小贩被城管人员暴力执法、愤而自焚引发抗议风暴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埃及总统在群众运动中被迫辞职；利比亚陷入内战；也门、约旦、摩洛哥、巴林、阿尔及利亚等国也爆发不同程度的民众运动。中东剧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没有明确的核心组织发起和领导，民众主张却惊人的一致：长期掌权的统治者下台；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政府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二是摩洛哥和约旦两个国家的运动最为温和，政府回应与民众主张之间实现基本的互动，没有出现政权被迫更迭的情况，原因在于两国政治改革比其他国家更早，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高。

　　在分析中东剧变原因时，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比中东更复杂，但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显然有相似之处，这不免让人担忧：如果我们在问题比较小、条件比较有利的情况下，不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结果究竟怎样，谁都无法预测。

　　阿拉伯之春

　　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大多由政治强人及其家族控制，导致严重的贪污腐败，使用暴力机关压制民众的政治权利和不满情绪。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青年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25%～40%，贫富差距更造成民众不满等长期问题。

　　改革进程已经胶着了四年，无论是内部运行还是与世界的互动，所谓“中国模式”都已走到尽头，“这样下去不行”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底线。而什么才是好的制度？改革目标在哪里？这些大问题，也在不断的理性讨论中凝聚共同的价值内核。

　　改革共识从底线和方向两个层次同时进化。

　　面对复杂到喧嚣的声音、情绪和利益主张，能否客观、清晰地认识哪些是基于理性、建设性的积极参与，来推进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哪些是情绪化、于事无补，甚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高压手段刺激民意、激化矛盾的负能量，国家智慧必须在关键问题上作出理性的决断，以果断推进的执行力进一步推动改革。

　　在新条件下，民众期待全新的利益格局和公平、正义的制度文明，这意味着改革必须向全面和深度两个方向同时进行，这需要顶层设计与底层主张、经验实现良性互动，做好政治、司法、社会、经济、教育等各项改革的立体设计。

　　温家宝曾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重新启动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转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兑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度，通过有效途径主张权益，维护深层稳定的基础，更是执政者维护执政地位，不出现以暴力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的保障。从微观层面看，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在某一区域尝试县域自治和代议制，推进县域人大代表直选和职业化，赋予民众通过有效途径主张利益的权利，参与区域内的决策，实现自我管理。从宏观层面看，继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优化民主讨论和决策机制。推动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鼓励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让民间意见在法律等基本规则和框架内实现充分表达，在讨论中促成广泛的共识基础，实现决策层与民间智慧的良性互动。

　　社会改革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的投入，另一方面重建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方案，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社会改革促进维护社会稳定，刺激消费社会的形成，与经济改革实现良好的互动；加快教育改革进程，淡化应试教育，重视培养公民意识、道德教育和契约精神培养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赋予高等教育更多的自由，消除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尊重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要重塑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必须在社会福利和增加收入之外，以尊重民众基本人权为基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财产权的切割，保护离开户籍地民众的财产权，逐步消除城乡、地域之间的福利差异。

　　以宪政和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培养公民和组织首先使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司法的独立性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实现司法和行政分离，杜绝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判决；二是提高法官的专业性，用证据和判决向社会表达意见，不依附于民意；三是尊重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为民众和组织提供基于行业准则和道德要求的法律服务。

　　坚持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方向，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频繁使用行政杠杆和宏观调控等手段干预市场，尊重自由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地位。首先要对农民土地进行进一步确权，逐步赋予其转用、转让权利，实现土地的资本化，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土地权益保障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分配主体地位；其次要调整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职能，取消审批制(备案制)，加速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再次要深化国企改革，弱化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只保留规划、预算、人事和监管等权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赋予国有企业完全的经营权，在市场中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企业必须退出，继续探索通过股份制、资本市场、证券化等途径实现国企社会化的路径；最后要推进大规模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同时通过收入分配和税收杠杆增加民众财富，刺激内需消费。

　　我们正面对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挑战，它的艰难可能超乎想象，但我们责无旁贷。邓小平曾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