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之道

　　对话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

　　记者 安蓓 徐蕊

　　中投公司成立至今已近6年，期间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超乎寻常的关注、期待，甚至是质疑。

　　2007年，2000亿美元体量的中投公司甫一问世，就震惊全球资本市场。

　　在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时期，坐拥巨大财富的中投在极度“缺血”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但几乎也是从那时起，中投公司对外公布的为数不多的投资，包括30亿美元投资美国黑石集团和56亿美元投资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就因为账面亏损成为被外界质疑其盈利能力的“把柄”。

　　时至2013年，中投公司总资产已增长至5000亿美元，其中海外投资约2000亿美元。经过近六年的努力，在国内没有先期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凭借一系列制度构建，中投公司已搭建了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主权财富基金治理框架。

　　时光行3年5月底近6年来，对于这家始终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人们似乎都不愿放弃关注，但又不能说充分了解。2013年“两会”后，随着董事长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中投公司下一步的发展与定位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2013年5月31日，我们在位于北京的中投公司总部见到高西庆。简单的白衬衫、佩戴中投员工卡，轻松随意的语言方式，让人感到平易、亲切，又充满活力。高西庆强调，“中投的职责是实现国家外汇资金的保值增值，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否则就是失职。”

　　在他的书架前，他特意提醒记者去看保尔·柯察金的铜像，这是他辗转获得的珍贵收藏。从这个细节，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一个自称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金融实干家。

　　中投六年间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创建者之一，中投公司成立之初的设想和定位是怎样的？

　　高西庆：中投公司的成立基于内外环境两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终于在外汇上积累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财富。我大学上的是经贸专业，对外汇积累很敏感，早些年绝对想不到中国的外汇能积累到这个程度。

　　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外汇多得没法用了，全世界都说中国人攒得外汇太多了。2006、2007年前后，我们有1万亿美元左右储备，国际社会给中国很大压力，说中国有汇率操纵嫌疑，造成国际贸易市场不平衡。

　　正是在一方面需要让这样一大笔钱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又需要平息外界质疑的特别背景下，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拿一笔外汇出来，到国际上去做投资，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问题在于，主权财富基金我们从来没做过。世界第一个主权财富基金跟我的年龄一样大，现存的主权财富基金大多运行了几十年。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理念、架构、环境以及机制对我们而言都相对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投资的都是专业性的公司，主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去做，从纯投资角度的基本没有。

　　中投成立之后，最重要的是吃透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即必须要赚钱回来。当时楼继伟和我一起商量了很久，我们的基本投资理念与战略逐渐成形。

　　中投要做一个财务投资者，做以盈利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没有所谓的战略性目标。中投成立之初确定以五年为周期看成绩，但后来发现远远不够。国际上绝大多数主权财富基金都以更长的时期来衡量。

　　所以2011年董事会决定将投资周期延长至10年，以10年期作为评价标准。长期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在于长期化的投资定位，在市场受到挤压、出现价格错位时进行逆向投资，从而获取长期投资收益。

　　从中投成立以来每一单投资看，无疑有一些投资失利的案例，比如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做得好的一定多于做得不好的。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投资是超过了董事会设定的基准，并在与这两个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赢得了很多东西在公司内部，我们倡导勇于面对错误的企业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在外部，很多赚了钱的项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不能大张旗鼓地去说的。

　　因此，我们也希望大家以更加客观、长远的眼光看待整体的投资收益。中投公司成立时有三个任务：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和探索国有金融机构管理方式，前两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外部对我们的态度。

　　中投公司这几年来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做战略性投资者。第二个原则是去哪个国家投资就按哪个国家的规则办事，做遵纪守法的投资者，并遵守国际市场通用规则。

　　第三个原则是做负责任的投资者，要对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情有敏感度。中投成立不久就宣布，什么都可以投，但是三个产品不投，分别是烟草工业、赌博业以及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企业，因为从道德和文化理念上国际不认同。这是我们的一般性原则，也得到了外界好评。

　　《财经国家周刊》：回顾近6年走过的历程，如今的中投公司是否符合当初的愿景？

　　高西庆：中投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品，在大局上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投能做的事，都是取决于外界因素，取决于顶层设计。当年成立时，我们谈了很多愿景和希望，现在的结果与5、6年前的愿景有多少变化，这个变化好与不好，要结合各方面因素去看。

　　可以明确的是，中投公司走到今天，经过近六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大家相对都能够接受，这在国际市场上是很宝贵的财富。一方面，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联合各家主权财富基金，呼吁投资接受国政府规则公平。同时，提倡并尽力做到公开透明，在软实力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

　　另一方面，我们也实现了经济上的收益。2008年至2011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收益率分别是-2.1%、11.7%、11.7%和-4.3%。这一收益率水平在主权财富基金中处于中间偏上，也达到了董事会设定的收益率基准，较好实现所管理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至少达到一个目标，即多元化的投资比起单纯投国债效果要好。楼继伟曾说过每天一醒来就要先赚3亿人民币，这是事实，我们每年要给财政部670亿至680亿人民币还本付息，目前赚的钱早就够了。

　　可以说，从目前看，与当年成立的愿景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当然，我们确实有一些制约要克服，我们自身也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认识到能力有限，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

　　机制和选择的路口

　　《财经国家周刊》：您提到了顶层设计，也谈到一些机制上的制约。目前来看，中投公司长期资金来源还没能解决。此外，中投公司的出资人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在海外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投公司形成竞争。这些问题是否就是您所谓的机制上的制约？

　　高西庆：应该明确的是，不管谁在投资运作，钱都是国家的钱，每笔钱都是人民的。我感觉，整个外汇投资机制在顶层设计方面还有待完善，这与中国的改革路径是一致的，很多事情是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

　　目前，新加坡有两家主权财富基金，瑞典、荷兰、挪威等国家都有多个，都在有意形成机制促进竞争，这是有好处的。主权财富基金是一家还是多家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事实上形成的几家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有一个整体考虑，比如说你去做什么，他去做什么，用不着同时竞争同样的东西。

　　另一方面的制约来源于机制本身。中投成立以来，我们在机制上尽可能市场化。我们所对应的是境外市场，对应着做类似业务的机构和人所拥有的机制。

　　中投可以运作更多的资金，但不是无限的。现有的架构下，中投境外投资业务员工总共不到500人，目前运作这些钱得心应手，比这个再多一些也没有问题， 但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最佳经济规模。

　　《财经国家周刊》：从1988年放弃海外高薪的职位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创建，这25年中，您从证券市场监管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再到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您如何评价您人生的几次重要选择？

　　高西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后知后觉者，不如很多人聪明。这可能跟我们这个年代有关，由于教育等各方面约束，没有今天的人知道那么多信息，有那么多选择，纠结于那么多的可能性中。所以，我很庆幸一路走来的机遇。

　　在我们那个年代，选择不多，世界观形成很单一，我们只有好和坏两种选择，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人家说当年你为什么去修铁路，我说不修铁路就分到农村，这个选择很简单。到了工厂后，忽然有了上学的机会，全厂共6000人，1600人有资格报名，人人都报名，我也报，这对我来说不存在是否要去的考虑。

　　后来走的每一步也大都没有选择。比如考研究生，我是头一届研究生，那年全国只招一万多人，觉得很自豪。决定回国时，也很多人劝我别回，说回来就出不来了，我说为什么要出来，中国这么大好多地方我还没去过，这辈子都逛不完，不用出来。美国有60万律师，我要跟那么多人竞争，虽然在美国的生活会很舒适，但对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来说却也没有太多创新的机会。

　　我当年35岁，一眼就能看到100岁时的情况，就像看一部好电影，还没看人家就告诉你后面是什么，所有的惊喜都没了。我就想回国，我欠中国人的，我上学全是中国给的钱，不用交学费还发工资，我当然心存感激，人总要有良心，我想不出什么更伟大精彩的话语。(完)

　　高西庆简介：

　　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任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