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早先陕西的限利政策来说。限制利润政策实质为成本联动型限价，本身政策能否精度实施的难度就非常大。

　　北京要求新房定价接受政府指导的传闻，为房地产市场热度再添了一把柴。应各媒体采访，我在此发表一些本人的简单看法。

　　政府搞这种“釜底抽薪”的调控手段，绝对是彰显当局调控的决心。只是我觉得有决心并不见得就有效果，房价高企，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市场的供需脱不开关系。政府看似强硬的“限制高价售房”并没有指出房地产问题的根源所在，甚至于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市场行为的特点。有不少人说了，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

　　我想起去年十月份曝出的山西省政府限利开发商的消息——陕西省住建厅和省物价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分区域测算住房项目成本，公布区域住房销售价格区间，控制房地产利润在10%左右。超出价格区间的商品房将无法在价格主管部门备案，也无法取得预售证。

　　看来，尽管还没有到山西当时的境地，但是北京政府的表现也已经差不离了。

　　无论是限利还是限价，都等于是政府人为地一种偷换概念——将房地产涨价的市场因素转换为开发商人为抬高房价的单边行为，这是不正确的。中国高房价源于高地价，高地价源于政府土地惜售，土地惜售带来的高地价为政府带来的好处则是土地出让金为主的财政收入充盈。而如果按照当下政府行政调控的方式，就是完全将责任推给了开发商。这种调控手段，第一是不现实，第二是有悖于市场发展规律。

　　这几年的很多调控手段并没有能够触及到房地产问题的根源。从行政的调控方式来看，也缺少市场运作中的美感。如果说，过去“限购”还仅仅是在需求端形成了堰塞湖，那么新的调控手段则更是带着赤裸裸的暴力色彩。这种调控首先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其次，也确实没什么效果。

　　早先住建部部长就曾经就类似限购的行政手段表示过“不得已而为之”的观点。不过，国家在行政手段上例来的做法是调控初期加码，随着调控深入逐渐撤出。之所以这么做，第一是考虑行政干预市场机制这种做法本身就有碍于市场化的健康发展。其二，更重要的是市场在对抗行政手段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抗药性”。过去行政手段在各地的实行过程中无不面临着这一尴尬的境遇。

　　就早先陕西的限利政策来说。限制利润政策实质为成本联动型限价，本身政策能否精度实施的难度就非常大。

　　就早先陕西的限利政策来说。限制利润政策实质为成本联动型限价，本身政策能否精度实施的难度就非常大。一方面，各项开发成本如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处于动态变化过程，精确测算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开发商可通过将开发业务向上游延伸，进入建筑等行业来降低二级利润率。最近北京的政府参考价上更是如此——如何规定政府参考价，不同地块执行什么标注，同一地块不同时间执行什么标准，未来如果大势继续向上，那么参考价会否跟随变动，这些都是问题。

　　限购、限贷为核心的行政手段干预的效果一直就处于衰减之中，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在内的特大型城市房地产市场对这种干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现出免疫效用。而这种时候，变相的加码行政干预，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政府直接定价是政府直接规定房子的价格，开发商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销售。这是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产物，不符合目前的市场经济形势。通过这种方式调控房价，真是一种倒退行为。

　　总结目前的中国地产问题，仍然是处于供需失衡的大格局之中。不断的在供需失衡上做文章是肯定有效的，政府真正降房价见效的第一件事是放开土地资源，第二是加大保障房建设，第三是打击投资需求。这才是真正能够从本质上改变房地产走势的改革。

　　其实从早先国五条的出台来看，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可行的政策方向了——一方面，继续加码二手房流通过程中的摩擦成本，而在未来，则可以用更加精准的政策——例如房产税、或者二套房税——逼迫囤房人群抛售手中囤积的房产。这样第一等于变相挤压出了炒房团的存货和“恐慌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根本上打压房地产的投机需求。未来如果能伴随着土地的加速供应，和加大开发商囤地成本，便可以有效地迫使房地产市场从人为控制中的供不应求状态逐渐走向平衡。

　　眼前来看，保有环节征税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有效手段。北京越过税收试图用更加简单粗暴的手段调控房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政府仍然没能下决心放弃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财政来源。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消费者可以省心了，在土地财政无法被根治的大环境下，所谓的调控，也不过是一场政府与开发商相互妥协，相互分利的博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