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遭到处分。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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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本报记者 王鑫 发自北京

　　这两天，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用郭芳的话来讲，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手里没钱心里没底”。

　　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简单地说，郭芳是在“贩煤”，就是从煤矿上买煤，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

　　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这让郭芳有些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

　　从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跌入极寒的煤炭行业，大量的矛盾与灰色地带正加速浮现，之前，它们深藏于暴富的狂欢与利益交换的默契之中。

　　挣得多送得更多

　　业内经常说卖煤的比挖煤的更赚钱，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但当她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她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从煤炭被拉出来的那一刻起，花费也就开始了。通过公路运输的她，“基本上挣10块，得送出去8块。”

　　这和另一煤炭中间商曹林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曹林的煤走的是铁路运输，这样一来，无形中又多出了一笔请车皮需要的花费，“我要挣10元钱，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

　　2007年，希望从煤炭中发财的王浩在上海，他的老家在山西。那年初，他回老家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上海卖到500多元一吨的煤，在山西不过200元。这个差价很诱人。他算了算，从山西到上海，铁路的运费不过每吨100元，还有200多元的“赚头”。

　　但经过一番周折和奔波后，他决定罢手。“搞不到车皮。即使搞到，费用也很贵。除了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

　　王浩算了一笔账，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他非但赚不了钱，反而是处于赔钱的状态，于是他放弃了想“一夜暴富”的想法，开始安心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王浩这样总结道。

　　煤老板王名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煤矿出来的一吨煤的开采成本在五六十元，但现在，在秦皇岛卖500多都还处于赔钱的状态，“所有的环节都赔钱，你说中间那几百块差价都哪里去了？”

　　他说，煤炭销售在报价的时候，会把包括请客吃饭在内的所有的费用都加在销售的价格里，按照这个推算，可以说，几百块的差价都是维护关系所必须的花费。

　　实际上，对于那些需要火车运输的经销商来说，请车皮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当年，王浩就深知这笔费用里有学问，但当他在请教那些“行内人”时，一旦被问及细节，都三缄其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们每月都会做计划，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车皮数量上报，这叫请车。铁路有关部门看到我们的请车计划后，就会根据具体状况来批复我们的请车计划。”但计划只是计划，有些时候，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这一点王名体会尤为明显，“这些年来，每天下午6点，就是我们告知大秦线车务段第二天需要车皮数量的时间。”

　　但就是报计划，也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打点，王名说，他们是民营公司，必须得挂靠一个大型国企。一般的程序是从县里报到市里，如果市里卡住你，就报不到省里，然后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铁路局。“如果这些不逐层打点，那么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上报计划一级要花一万块，

　　王名说，在车皮最紧张的时候，一个车皮他曾经最高花了28万。“便宜的时候可能十几万或者五六万。”

　　能源系统大反腐

　　中间环节“损耗”的利润，大多变成了利益输送的筹码。

　　5月15日，新华社专电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悉，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很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在魏鹏远落马的同一时间里，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员亦被相关部门带走。在他们之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相继落马。据媒体报道，两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业的贪腐问题。

　　魏鹏远并不是第一个被爆出收受能源领域巨额钱财的官员。2013年12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查明，在马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先后收受40家企业钱物200余次，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

　　最终，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以马俊飞任职的22个月计算，他平均每两天就受贿一次，每天平均近20万元。

　　“其实这都不算多。”煤老板王名说，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市，有权的基本上都在企业有股份。每年的分红虽然会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但基本都在几百万甚至高达几千万，“太少了，他们也不干啊。”

　　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变“聪明”了，不要回报，不要回扣，要入股。更长久更安全，一般是派可靠的人，亲戚或者朋友入股，“以前是送钱，但是现在都不要钱了，都是给股份。”

　　王名说，企业都是希望官员来参股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这个企业有了“保护伞”。如果有某个部门过来找麻烦，那么这个官员就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让他们不要来找事。但即使这样，该打点的部门依然还是需要打点，虽然不用那么频繁，数额也不会那么多。“要不然总来骚扰，入股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

　　一些企业，看着是某一个人的企业，但法人只是站在前台的幌子而已。

　　“现行国家政策下的审批权就是让有关部门有寻租的可能性。”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专家称，这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

　　2013年底，国务院与发改委先后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项。

　　昂贵的敲门砖

　　上世纪90年代，想开一家煤矿很简单，煤矿并不值钱，因为开矿赚不了钱，甚至还会赔钱，所以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并不关注，也没有那么多管辖部门，也没有人来吃拿卡要，甚至连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许可证都没有。王名记得，2002年以前，山西一个煤矿卖8万、10万的都没人要，“那时候的煤矿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设备。”

　　2003年以后，随着煤价的上涨，采煤的人越来越多，煤炭行业的利润越来越高，仿佛一夜之间，各个部门都开始设立自己的门槛。王名突然发现，有关煤炭的事情，已经开始有很多部门在管理了，“部门多了，费用自然就上去了。”

　　开一个煤矿要办手续很多，需要有政府批文、国家土地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等诸多证件。这些证件要经过包括政府、地质矿产、国土、煤炭在内的多个部门审批，王名说，办事总得意思一下，“一个部门意思的不够，可能手续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一个部门几十万起吧”。

　　这一点郭芳也深有感触，有一次，她去年检公司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因为没有提前做工作，公司的会计在做账时又出了一些小问题，结果被审批的部门抓住了把柄，对方声称要吊销她的经营许可证，于是她托关系，找熟人，说好话，送礼，“最后花了几十万摆平了事情。”

　　王名的企业每年都需要到省煤炭厅去审批，手续齐全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也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按照省煤炭厅设置的年检条件，偶尔有做不到就会被卡住。王名说，比如销售收入完成多少，煤炭发运完成多少等等。“如果有问题，年检就不容易过。如果问题严重，营业执照可能就会被吊销，那为了保住营业执照，那花费的金额可不是几万、几十万那么简单了。”

　　此外，每年还有个花钱的地方，就是扩充产能的时候，如果要想把产能3万吨、6万吨、9万吨的煤矿，升到30万吨，50万吨，甚至90万吨，需要一层一层往上走，而这里，每一层都是一个关口。

　　能源行业的大规模反腐也发端于这一时期。

　　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遭到处分，其中县处级干部79人，乡科级干部436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割肉刀

　　新一轮的肃贪情况表明，适逢十年黄金期的煤炭行业并未能阻止贪腐的扩散。

　　李奇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他开煤矿时候的遭遇，用他的话来说，前期的工作绝对到位，各个部门各个科室该给的都给了，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但有一天，煤矿上突然来了几个自称是文化部门的人，煞有其事的转了几圈后找到了他，说他这个煤矿下面可能有文物，这必须探查清楚，要文化部门的审批是无法通过的，“我当时懵了，我觉得该打点的都已经打点了啊。”

　　李奇说，他跑了几次文化部门说确定下面没有文物，但人家根本不理他。现在想想，李奇觉得自己真是很笨，“明白就是要钱啊，我当时都没想到，还觉得文化部门管不了我们。”

　　眼看离开矿的时间越来越近，李奇也带着礼物去了文化部门，但对方还是不松口。没办法，李奇咨询了一个正在开矿的“老前辈”，才知道文化部门在开矿初期确实也算重要的部门了，那个前辈还透露，打点类似文化这样的部门，是要因人而异的，也要开开矿人的运气，碰到好说话的，可能几千块就搞定了，碰到不好说话的，也许就得扔进去几十万。李奇一下子明白是自己的礼轻了。“最后一次给了十几万，手续很快就批了。”

　　郭芳经常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自己去办一件事情，到最后一个手续的时候，办事员非说领导得签个字，但实际上这并需要领导签字，因为领导早就打点好了，“但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去找领导，只能给钱了。”郭芳说，这样的情况一般吃顿饭，两千的购物卡也就搞定了。

　　王名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方说要准备资料，但当他按照对方所说的把资料准备好以后，对方又开始找毛病，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要他继续准备，跑了三次后，王名觉得还不如给钱了，“不送礼不给钱就折腾你。”

　　每个煤老板似乎都有相同的遭遇，曹林在给电厂送煤的时候曾经因为不懂“礼数”，电厂的门卫不让煤进厂，好在曹林很聪明，他马上出去给门卫买了两条烟，两瓶酒，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门卫欢天喜地的收了以后，很爽快地放行了。这让曹林又长了见识，之后，他就开始时不时的给门卫带些烟酒，偶尔还请出来吃顿饭，自此，门卫对他拉来的煤就上心多了。

　　在这件事情上，郭芳吃过亏，当年她刚给一个大型小区送煤的时候，还觉得领导打点好了，下面的人请出来吃顿饭就行了，不必要特别的去意思。但现实很残酷，大约一个月以后，郭芳接到小区物业领导的电话，说她的煤化验的结果不合格，说要和她解除合同，“做了十几年，第一次有人说我的煤不好。”

　　于是郭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小区物业领导的办公室，当时锅炉房的那个女化验员也在，当郭芳看到女化验员脸上得意的表情时，她一下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显然小区锅炉房的化验员不满意郭芳对自己的不重视。

　　郭芳再三赔了不是又保证后，女化验员的脸上才好看了一些，当和女化验员一同出了领导办公室门的时候，郭芳拉住女化验员的胳膊，“姐，我们一会儿一起去逛街吧。”那一晚，郭芳花了上万块给女化验员买衣服，也是从那一晚之后，她们的关系就亲密了起来。

　　在女化验员的指点下，郭芳一一打点了锅炉房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员工，业务终于开始顺利了。

　　曹林也是一样，去电厂的时候就买些东西，可以不贵，但一定要有，逢年过节，一定要送礼，“普通的科室，科长和科员就是购物卡，金额在1000到5000不等，”曹林不用管电厂的领导，因为他找有中间人，并且早就说好，利润当中有50%是要给到中间人的手中的，“至于他给领导多少，这不是我操心的事情。”

　　随着煤炭黄金十年的终结，畸形的产业结构最终等来了彻底调整的机会。根据山西官方媒体《山西日报》在5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显示：山西经济增速一季度创近年来新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山西GDP增速仅为5.5%(年初定下的全年目标是9%)，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其中，太原市一季度GDP为527.49亿元，同比增长仅为0.1%，远远低于今年同期全国和全省GDP的增长水平。究其原因，是担纲主力的煤炭产业“遇冷”，拖累了全省经济发展。文章着重提出，“这再次深刻警示我们，煤炭产业畸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型特别是煤炭转型更加紧迫，慢不得更等不得！”

　　对于煤老板王名来说，催收账款越来越难，煤炭领域资金链的断裂，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希望在这个行业彻底崩盘前，能将之前的劳碌与打点兑现一部分。（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