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局、发改委、机场、航空公司、代理公司均有相关人员涉案被查，2010年最猛烈反腐风暴降临民航系统

　　《新世纪》周刊 记者 梁冬梅 卢彦铮 王和岩

　　5月18日，一位民航业内人士拜访前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张志忠于今年3月突然被宣布退休，但他到今年年底才届退休年限。问及免职原因，张志忠只说，“还没离任审计呢。”

　　仅仅三天之后，张志忠在家中被办案人员带走。随后，首都机场内部开展了一场风纪整肃行动，部分人员被撤职或调职。

　　首都机场并非惟一重灾区。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降临民航系统。

　　6月9日，总部位于广州的南航集团七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办公室被湖南省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涉案人员中，包括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600029.SH，下称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

　　较早时候，原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已被“双规”。最高检察院主管的正义网6月12日报道称，黄登科案目前已侦查完毕，是一系列腐败案的关键性突破点。

　　至此，从2009年底迄今的半年内，已先后有多位民航系高官要员落马，除张志忠、黄登科及张和平外，原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司民航处处长匡新、原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及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已于去年年底涉案被查。

　　本刊记者从多位民航业资深人士处证实，张志忠、黄登科及南航窝案均案发“航线时刻”审批，源自审计署在审计南航时发现的一笔金额惊人的“航权协调费”。这笔“航权协调费”先是将业内两位神通广大、出入数十条航线的“能人”——庞汉章和魏景波卷入调查。随后，又由庞、魏分别供出背后掌握“航线时刻”命脉的原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和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民航寻租灰色生态系统由此揭开一角。

　　庞汉章、魏景波均在上世纪90年代做民航包机代理起家，积累下民航业内深厚人脉，他们与权势人物黄登科、张志忠一起，构成了食物链的上游；在他们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航空公司及环绕其间的更小规模的票务销售公司及旅游公司。

　　庞汉章、魏景波们之长，在于有“通天”之术，能够拿到很多航空公司搞不到的热门航线或黄金时段，通过层层运作，转包出去。与这个灰色生态系统相伴随，一边是在亏损泥淖中挣扎的国有航空公司，以及生存空间每况愈下的民营航空公司；另一边则是手眼通天的代理人们。将权势人物及其代理人们捆绑在一起的，则是一条条流淌着黄金的航线。

　　“航权协调费”

　　审计署发现了南航多笔以“航权协调费”名义支出的费用，金额惊人，均与日美航空有关，于是对合作方日美航空做延伸审计，之后将结果汇报中央纪委，随后检察院介入，民航反腐风暴由此揭开序幕

　　在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被湖南省检方带走后第三天晚上，南航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免去张和平总工程师职务，但未做出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张和平曾任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接近南航的消息人士透露，与张和平一起被带走的七人，多数有湖南、贵州或汕头分公司工作经历。他们与此前被带走调查的原民航华北局长黄登科及日美航空总经理庞汉章，均因南航北京至长沙及贵州等地的客运“包机”而涉案。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指定湖南省检察院查办南方航空一事，黄案已告侦结。

　　黄登科出身空军，曾任职南航，在广州生活工作20多年，上世纪90年代末在民航中南局空管任职，2000年调任华北局副局长，三年后任民航华北局局长。一位与黄登科相熟的业内人士介绍，黄登科系山东人，“非常聪明”。

　　2009年11月23日，民航局党组宣布调整民航华北局领导班子，免去黄登科的局长、党委书记职务，随后他被任命为民航局离退休干部局局长，一周后即被“双规”。

　　华北局负责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在内的多个机场及区内“航线时刻”审批。根据规定，航空公司要想申请到某条航线的航权，首先需得到航线两边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和空管局的同意，再报民航局审批。以北京至湖南的航线为例，必须经过黄登科担任局长的华北局和曾任职过的中南局的同意，这条线向来被业内视为黄登科的“禁脔”。一位熟悉航空业内运作的律师称，有能力从黄登科手中拿到北京至外地航线时刻的，业内不超过五人，庞汉章即其一。

　　湛江人庞汉章是最早从事民航客运包机业务的商人之一。他于1993年6月在湛江注册成立日美航空，2000年前后盛极一时。黄庞二人早在黄登科广州工作期间便已相识。2003年10月庞汉章成立北京瀚翔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就在民航华北局下属的天衢酒店。

　　南航之所以与庞汉章搭上关系，源于南航的“北京战略”。2005年前，根据中国的基地航空设置，南航主要围绕广州基地发展，东航主要围绕上海基地发展，国航主要围绕北京基地发展。但广州机场周边有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四个大机场分流，南航面临竞争压力。2004年开始，南航开始发展“北京战略”，当年击退多家航空公司，成功进驻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2005年7月，南航又投资11亿元兴建北京分公司，打造南航在北方最大基地。

　　2005年底，新的《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不再限制非基地航空公司的始发航线，这客观上给南航开辟北京航线提供了条件。但三大航势力范围已定，南航争取北京始发航线难上加难。多位消息人士证实，正是在这段时间，南航多家下属分公司与庞汉章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日美航空，开通数十条北京飞往湖南、广西及湖北等地的新增航线航班，定期和不定期均有。

　　其中最引人注目、利润也最大的是北京飞长沙的航线。当时，湖南卫视推出《超级女声》，火爆一时。一家民航内部刊物的负责人称，经常有影视明星飞到那边做节目，带动赞助商、策划和粉丝团跟着飞，北京至长沙航线的包机一度非常抢手。他当时出差从长沙飞回北京，出全价也买不到一张机票，后来得知这条航线“已经包出去了”。

　　“那个时候，分公司有权力给第三方公司提供包机。”前述接近南航的知情人士透露，2008年之前，南航总公司只负责宏观管理，好的航线和黄金时刻，如果分公司有办法搞定，总公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08年，在给调任的原南航总经理作例行离任审计时，审计署发现了南航多笔以“航权协调费”名义支出的费用，金额惊人，均与日美航空有关。“这是本来不应该有的科目。”前述知情人士说。审计署于是对合作方日美航空进行了延伸审计，之后将结果汇报中央纪委，随后检察院介入，民航反腐风暴由此揭开序幕。

　　前传

　　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的贸易，就是在秀水街冒险家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市场蛮荒年代野蛮创业，不能不这样。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在民航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最早发现和挖掘出航权和航线资源背后隐藏的巨额财富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秀水街和雅宝路的民间贸易商们。他们当时有另外一个名字：“国际倒爷”。

　　东欧巨变和前苏联解体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各国突然遭遇民用物资极度短缺的窘境。到中国去，将中国的皮夹克和服装销售到东欧，迅速成为最火热的“淘金路”。一批又一批的东欧商人和中国商人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俄罗斯等地，作为货物集散地的北京秀水街和雅宝路，也由此出名。很多国人看不上眼的轻工产品，一旦运到俄罗斯和东欧等地，立刻身价百倍，服装的利润往往在10倍以上。

　　商品稀缺带来的暴利，很快分流到同样稀缺的物流环节，例如中国飞俄罗斯的货运航班。当时倒腾一飞机服装，飞一趟俄罗斯能赚几百万元。对民间贸易商们来说，组织货源不难，难的是搞掂航班和出关手续。要把货物从国内运到俄罗斯，须先从有国际货运代理权的中外运和中远等公司搞到通关文件，以国企名义办理海关、商检等手续，再从民航系统搞到货运航班。有时，航空公司运力不足，“倒爷”们还得发挥想象力，去中亚和东欧等国找飞机。根据当时航空货运管理规定，提前15天就可申请货运航班。打通所有上述环节的费用及最后的利润，都出在一箱箱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