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位接近戴国芳的人士认为，铁本之死，根本原因不在资本和技术，而是人：人才、人脉。戴国芳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的确清白，但也不知天高地厚。据说国家发改委领导查铁本时，曾两次召见他，第一次因忙去迟了，第二次没迟到，但身边人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帮了倒忙。哪些不合时宜的话，该人士未详述。国家某部委副主任2003年到铁本视察，他说没时间，一开始硬是没有出面接待。

　　深入国家垄断行业内淘金，缺人脉如缺氧，随时有窒息之虞。这一点，戴国芳的确该向建龙取取经。这家被视为“铁本第二”的企业，虽然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但最后起死回生。

　　沿公路而下，穿过一条蒿草掩盖下的土路，发现属于铁本新厂的地界被长长的围墙隔开，一个村妇背着柴禾迎面而来，见记者跟她打招呼，朴实地指了路，聊起生活，竟是一户还未得到安置的迁出村民，如今借住在亲戚家。

　　途中有条河流，踏过堆在土坡上的简陋木板，是一条宽阔的公路，沿路左走，两边堆着很多锈迹斑斑的建材。远处有两处房屋，记者收起相机，小心翼翼地过去。房屋破烂不堪，门和窗或掩或开，黑漆漆的令人望而生畏。屋后似有人声，难不成这里也有钉子户？

　　没敢进去，穿过两屋之间的小径继续朝着高炉的方向前行，发现只是伐柴禾的乡民。

　　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铁本新厂征地也存在强制拆迁的行为，其中也有暴力存在。司机是当地人，说起当初他们村圈地时，因为遇到阻挠，戴国芳叫了一帮小混混去把村民打了一顿，然后到乡政府扔了一百万，说人我已经打了，你们去摆平吧。

　　魏村镇被征地的长江、东进和合兴三个村均位于长江沿岸，是鱼米之乡，而且交通便利。红火的乡镇企业使得这里的农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拆迁使他们失去几代人创建的家园。

　　造成这些拆迁村民生活如此窘迫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不能及时支付补偿费。而当地政府的解释则是铁本停工之后，不再有后续资金，没有这个能力兑现承诺。

　　当初政府承诺铁本建成后要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另外铁本还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但如今这一切都泡了汤。而且大部分土地已被破坏，无法复垦。农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失去土地带来的生存危机。当焦点都对准戴国芳、权力的博弈和对错的争论时，谁真正地关心过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高炉下，还有车和工人在运载遗留下的物资，不用太久，烂尾五年之久的这片土地终应该会有着落。2009年10月23日，投资200个亿的中国石油长江项目在扬中市西来桥镇隆重奠基。对于失去家园的老百姓来说，将来每年2000个亿的销售收入，怎么也能分一杯羹吧。可是，空气中那些久久不散的刺鼻味道还是令人有些难受。

　　常州的赶超之痛

　　在常州当地方言中，“铁本”与“贴本”基本同音，一个段子因此广为流传——铁本出事，主要是因为戴国芳没把企业名字取好，最终真的贴尽了本钱。但事实上，铁本事件的意义，已超越一个企业个体的命运。

　　不仅戴国芳贴本，包括贷款银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任何一方，均为输家。

　　铁本项目陷入困境，一定程度上是铁本公司董事长戴国芳自己种下的苦果，但常州市政府确也难辞其咎。作为惩罚，涉及失职违规的八名政府和有关银行的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而常州在此事上所受的打击，远不止于此。

　　在常州当地，主流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强力推动铁本扩张计划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的赶超冲动——北倚长江、南濒太湖的常州不甘于在经济上被邻近的“兄弟”苏州和无锡甩得太远。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诞生过《文心雕龙》、《永乐大典》的著者，因苏东坡、陆游等文学巨匠而熠熠生辉，近现代产生的名士更是灿若繁星。钟灵毓秀是人们提起常州时用得最多的词汇。经济方面，常州也有光照全国的先例，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模式”那是必指常州无疑。

　　曾几何时，它是全国中小型城市的样板和楷模，但不知从何时起，常州逐渐乏善可陈。对历史遗迹的破坏令许多文化界人士痛心疾首，而经济发展也被苏州、无锡远远抛在后面。

　　苏州和无锡2002年总产值分别为2080.37亿元和1601.66亿元，而常州是760.60亿元；到了2003年，苏州和无锡的总产值分别为2802.20亿元和1901.22亿元，常州为900.20亿元。长江三角洲“苏锡常”中的常州，仅仅剩下了地域概念。

　　有一个原因，也许能部分解释常州经济为何这几年落后于苏、锡两市，那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003年，苏、锡两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达1408.93亿元和893.32亿元，但常州仅为446.59亿元。于是，“大企业、大项目偏少”成为常州市政府寻找到的问题所在，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投入自然列入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铁本项目于2002年初开始筹划，并于2003年下半年突然提速，因为担心若按正常程序报批，钢铁行业的黄金时期可能早已流逝。但铁本事件不仅未能取得成效，反而重重地摔了个底朝天。

　　铁本之痛，还不仅是在经济损失，更是心理上的。地方媒体鲜有关于铁本的报道，机关、单位人员等也都极有默契地避免讨论此事。此次中石油长江项目选在扬中市去奠基，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常州市政府的忌讳心态。

　　但处罚毕竟不是目的，当地政府是否从此事中真正吸取了教训？

　　2004年4月28日下午，市委书记范燕青首次表态，说“问题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影响是巨大的”，台下干部个个脸色凝重、目不转睛。但一些官员私下说起此事的查处，均为“正好撞在枪口上”扼腕痛惜，委屈与揶揄溢于言表。

　　甚至，不少当地的干部群众非常担忧政府今后的决策可能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所幸，这场突然而至的暴风雨并没使这位市委书记消沉。他表示“不仅要在加快发展、率先发展上走得更快，而且要在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上走得更好”。

　　五年多过去，铁本善后工作是好是坏，每个人有自己的评判，而其“统筹”、“协调”得如何，倒是值得商榷。铁本事件过去不久，长江沿岸一大片规模不输给铁本新厂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化工厂拔地而起。

　　可怜那些曾经庆幸自己未卷入铁本悲剧中的乡民，终究没能躲过去。

　　司机说常州新北区终于进入中国前十了，一追问，原来是中国十大癌症高发区之一。沿江而行，亚邦、瑞邦、沈氏等化工厂的名字多得让人记不全，而随风弥漫的难闻气味久随不去。相比较，空气最清新的倒是铁本新厂那几千亩的蒿草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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