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145年历史：洋务运动求富到改革开放蛇口模式

　　百年招商人 | 封面人物

　　“高傲的中国人在和条件更为先进的西方人接触中，感受到了羞辱，这最终导致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推动工业化的庞大计划。”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招商局与招商局人，不仅是中国民族企业百年历程中举足轻重的主角，亦堪称中国近现代化历史的缩影。

　　145年的招商血脉

　　一部沉重、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常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1872年诞生于洋务运动“求富”阶段的轮船招商局，正是这么一家浓缩了中国近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特殊企业，穿越了晚清、民国至共和国时期。

　　自创办之日起，在这家中国近代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在商言商”和背负国家使命从来是并兼一身的。

　　145年间，领导过这家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业企业的，有位高权重的“晚清第一重臣”，最早介入近代国际商贸的商人群体，为近代中国带来启蒙冲击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以勇气和魄力与跨国资本“商战”的民族资本家，以及为实现政治理想赌上个人性命的职业革命者，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际操盘手……

　　他们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杰出人物。

　　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现实中，他们因各种机缘得以最早地睁眼看世界，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和国家身处的巨大危机。中国精英传统中“家国天下”的意识，更使得他们自觉回应时代的呼召，肩负起旨在实现“国富兵强”的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历史责任。

　　145年来，轮船招商局成为他们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舞台，一个撬动陈旧落后体制的“支点”。

　　在大洋彼岸，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以西方学人的冷静，一语道破这场工业化背后的痛苦、不甘与急迫——“高傲的中国人在和更为先进的西方人接触中感受到羞辱，由此导致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现代化的庞大计划”。

　　置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这些先驱者的个人沉浮也打上了某种悲怆的时代烙印，功过是非为后人评说着，为我们留下一份关于社会转型、企业治理、制度创新、政商关系的的案卷。

　　2017年12月26日，招商局创办145周年之际，让我们拂去案卷上已沉积了145年的灰尘，来重新审视这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

　　李鸿章和他的“四十年办洋务之最得手文字”

　　1862年3月20日，李鸿章坐着轮船率首批淮军抵达黄浦江码头。

　　蒸汽船发出砰砰砰的巨声，煤炭烧出的滚滚白烟，让这位在戎马生涯度过第九个年头的翰林心情极为复杂。他竭力表现出不为所动的神色，心中却暗暗赞叹洋人轮船的快速和运载量——七艘英国轮船，13营九千多人的淮军，数天时间从安庆运送到靠近乱军心脏“天京”的上海。

　　自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以来，这个长江入海口处的小渔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华洋杂处的繁华大都市。西方人纷纷在这里开行栈、设码头、开办各种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并从这里出发去往长江流域的其他通商口岸。

　　屯兵上海的两年多里，李鸿章和恩师曾国藩书信频繁往来。他汇报淮军的练兵和军事计划，自己的所见所闻，雇佣军使用洋枪洋炮之巨大威力，外国军官和领事的傲慢无礼，自己和他们的冲突与合作。他痛惜最为富庶的上海、宁波实则控制在西人手里。在寄往安庆的书信里，他再三提到欧洲列强对中国的野心，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后患不可思议”。

　　在回信里，曾国藩殷殷劝勉这位志大才高的得意门生，也叮嘱他：当下以剿太平天国军事为主，至于洋务和吏治，“徐徐图之”。

　　此时，这位在晚清内忧外患中崛起的政治家已区别于清廷大部分官僚士大夫——睁眼看世界后，他破灭了“天朝上国”的幻想，充满危机感地意识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战。十年后，当他为捍卫福州造船厂和保守派官员宋晋论战时，在上奏总理衙门的折子里作出了中华帝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著名判断。

　　“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1901年李鸿章去世时，梁启超仿西人记传之体为这位充满争议的“晚清第一重臣”作传，以此句为其开篇。

　　1823年，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曾任刑部郎中。李少年时科场颇为得意，年仅24岁就中了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随父在京城准备会试期间，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对他一生际遇有重大影响的湖南翰林曾国藩门下，研习经世之学。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不到一年，这场农民运动席卷半个中国。1853年李鸿章奉旨回安徽办团练，抗击太平军。几年后，他在曾国藩的力邀下入幕成为曾的助手，辅佐其处理湘军军务、政务和文案。在人才济济的湘军幕中，他的才干、魄力最为曾国藩所赏识，被视为“匡济令器”，悉心加以栽培。

　　整个1860年代，李鸿章一边奉清廷之命率淮军四处围剿此起彼伏的农民武装，一边开始倡导“洋务运动”。他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接办了天津机器局，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

　　1870年，奉旨在西北镇压回民之乱的李鸿章被清廷紧急调回，接替恩师处理“天津教案”，随即出任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又加封为北洋通商大臣。自此，这位“晚清第一重臣”登上中央权力舞台，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重责于一身。

　　这给了李鸿章更大的权力和空间，去推动以“自强”为目标的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督直25年间，在中央有较为开明的满清权贵恭亲王奕訢、文祥的支持；地方上，他也编织起一张由同僚、门生和故旧组成的关系网络：包括同样具有洋务思想的地方督抚如沈葆桢、张之洞、丁日昌等人，和做过他幕僚的盛宣怀等人。

　　1871年末，内阁学士宋晋上书清廷，抨击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局，称其“糜费无效”，建议立刻关停福州和上海的两处造船项目。

　　事关整个洋务事业的成败，李鸿章挺身而出，随即联合曾国藩、沈葆桢及左宗棠等封疆大吏为福州船厂辩护，发动了一场旨在捍卫洋务成果的论战。

　　在1872年6月20日递送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李鸿章提出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人专持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他批驳那些“囿于章句之学”的士大夫“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最后，他把制造轮船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联系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不可省”，否则“国无兴立，终不得强矣”。

　　有中兴之功的封疆大吏们的联合上奏，加之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文祥的支持，宋晋败下阵来，洋务派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

　　事实上，对于整个1860年代引进近代军工业的成果，李鸿章自己也感到失望：耗资巨大，收效甚微，清廷的国库也越来越吃紧。他需要找到一条以“民用”养“军用”，从“富国”致“强兵”的新路径。

　　长江上穿梭往来的西式轮船，给李鸿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早在1864年，他就向总理衙门建议：应允许中国商人在同西方船只竞争中拥有并经营和外国船只式样相同的轮船。

　　1871年初华北发生严重的水灾和饥荒，李鸿章紧急调动赈灾粮食北上，却遭遇外国轮船借机索要高价，这让他非常愤怒。当年冬天黄河再次决堤，李鸿章越来越坚信：用运河沙船来运输漕粮的方法已失去价值。

　　1872年12月23日，他正式向清廷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在这份奏折里，他重申成立招商局的目的是为了承运漕粮和与洋商分利，“翼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至为洋人尽占，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他也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制度构想——新办的企业由商人出资，合股的资本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规范章程制度管理。企业在政府监督之下，但是盈亏全归商办，与官无涉。“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三天后，清廷就批准了这份奏折——1872年12月26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正式诞生，次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正式开门营业。

　　对于操办主持轮船招商局的人选，李鸿章最先瞩意的是在航运界有影响力的上海沙船主朱其昂。他从户部借20万串饷银以作“设局商银”而“示信于众商”，并化名“李积善”投股5万两以表支持。

　　然而，朱其昂的开局并不顺利。几乎所有的商人，包括各地商帮、沙船主都不肯投资入股。和官场关系甚密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推说“畏洋商嫉忌”，另一位上海丝茶大商李振玉也以“众论不洽”而退出。半年下来，实际招股仅10万两，其中包括朱其昂自己的和李鸿章的5万两。

　　陷入僵局半年后，心急如焚的李鸿章决定对人事进行改组。经过周密的查访，他邀请在沪著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来接办招商局。两人财力雄厚，在商界拥有庞大的关系网，并已有投资和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

　　在轮船招商局，李鸿章逐渐聚拢起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开创之功的知名商人、企业家和思想家。1873年，他札任唐廷枢为首任总办，委任徐润、盛宣怀为会办，任命朱其昂兄弟、盛、唐、徐为招商局委员。对五人职责，他也进行明确的分工：唐总揽全局，徐负责轮运和招股业务，唐襄助之；朱氏兄弟负责漕运；盛宣怀协助其他会办工作，并履行李鸿章交办的特殊使命，充当官方的监察人。其中，唐、徐二人是拥有实权的一二号人物。

　　从筹备到1894年政治失势，李鸿章一路为招商局保驾护航、遮风避雨。他给了招商局两条优惠政策：一是清廷的低息贷款，一是承运漕运和其他官物的特许权。

　　1872年，他从天津军饷中重拨给招商局贷款135000两。在他的动员下，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的高层和天津、上海海关道都给予了支持，从1872年到1883年不同时期存入招商局的官款共达1908000两。在1882年前，这些官款总额已远远超过招商局实缴的资本总额。

　　这些官款得来不易，李鸿章常常需要四处腾挪，为招商局解决资金问题——其中包括调用北洋军的军饷和赈灾用钱款。1876年招商局吃下美国旗昌洋行的船队，他又奏请调拨湖北藩库公项，帮助凑足首期支付的100万两白银。

　　因为太古、怡和两家洋行发起的价格战，招商局营业收入一度亏损严重。1877年，李鸿章奏准为招商局争取到缓缴官款利息三年、均分五年偿还的政策优惠。1878年，他又准拨贷款15万两——招商局得以发给股东5%的股息，另留5%作为储备金。

　　他也以强势和老到的政治手腕顶住来自官场的反对声。

　　招商局负责承揽漕运业务，触动了原本属于沙船主的利益。一些江苏官员联合向两江总督何璟上书阻碍李鸿章的计划，并得到江苏巡抚张树声的支持。

　　在给这位昔日同僚的信中，李鸿章愤怒又态度强硬地写道：“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无把握，又几见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

　　何、张二人最终作出妥协退让，同意把每年20%的江苏漕粮划拨给轮船招商局运输。再加上浙江的份额，这就保证了这家新兴企业每年有200000担漕粮的运输，共112000两银子的年收费来源。

　　在政治上，李鸿章最大敌人是清末的“清流党”和顽固守旧派。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善权变，追求“事功”甚于“义理”，为达目的常常会选择偏离儒家正统的道德伦理，也因此和清末持高议、固守先贤教诲的儒士“清流”们格格不入。他们依旧活在天朝上国的想象中，视洋务为“奇巧淫技”，认为只要重振儒家教化，自可让“四夷归服”。

　　自招商局筹备到初创数年，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就没有停息过。每一次，李鸿章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招商局和主办人员辩护。

　　1881年至1882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旗昌并购案先后上书对招商局发起弹劾。王先谦指控唐廷枢等人将领到的官款100万两，“实则划归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银扣算入己外，不下百余万两之数。”

　　和李鸿章势同水火的刘坤一则把盛宣怀作主要弹劾对象，说他在购买旗昌船产时“扣帑入己”“侵渔中金”，指责“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

　　李鸿章竭力为唐、盛等洗刷罪名，从旗昌、汇丰银行等各处收集证据为招商局辩护。最后，他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他为招商局提出的整顿计划仍然有效，除盛宣怀暂离招商局外，唐徐二人继续担任招商局的一二把手。

　　随着招商局的发展壮大和持续盈利，不少清廷官员提出把招商局收归“国有”的主张。先后有两江总督沈葆桢、曾担任过招商局漕运会办的叶廷眷，以及接替沈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

　　在招商局问题上，李鸿章和刘坤一之间的冲突最为持久频繁。除了对局员的弹劾，刘提出一个最具威胁性的国有化方案：他提议把招商局尚未归还的官款加历年利息，150多万全部转变为官股，使清廷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招商局为了保全船舶资产，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换旗策略。刘坤一坚决要求招商局先还官款。李鸿章在一封电报里给予强硬答复，指责刘“乘此时扣收塘工公款，挤人于危地，太不近情……俟局船收回，下届再议扣为要。鸿不欲再淘气矣”。

　　李鸿章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使得招商局在唐徐二人期间保持了经营的独立性。这也鼓舞了通商口岸的民间商人对投资新式企业的信心。

　　1881年，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筹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得到上海商人们追捧，除顺利按计划收到实缴资本金40万两外，余下股份的认购，在郑观应、经元善等商人经理和上海士绅龚寿图、戴恒之间发生了争夺。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标——从1877到1883年，招商局每年水脚收入总额稳定在190万两。

　　自招商局开办以来，中国内河航运运费稳步下降。据太常寺卿陈兰彬1896年估计：自1873年至1876年间，因为运费降低，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航运公司的费用在1300万白银。这对近代中国的商贸流动都是重大的利好。

　　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国家、商人、社会多方利益共赢的局面。身为创办人和庇护者，李鸿章也甚感欣慰地说：轮船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

　　为了争取清廷实际掌权者的支持，李鸿章也聪明地把一笔一笔钱款孝敬给慈禧和她的亲信。1884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命招商局准备白银5万两，为慈禧60岁生日献礼。

　　而擅用制衡之术的清廷最高权力者对这位权臣一边依靠，一边也有所猜忌，有意培植他的对手如刘坤一、翁同龢等人。这让李鸿章在推行整个军事、经济的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时受掣肘。

　　据梁启超记载：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在会见已退休的德国前宰相俾斯麦时提一个问题：“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1894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成为朝野的众矢之的。

　　李鸿章属于最早一批睁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他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并试图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以抗御外辱，实现国家富强。

　　然而，他的思想、价值观是非常正统的儒家。对他而言，爱国和忠于清廷是一体的。他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并不触及体制，只在将倾的大厦上修修补补，正如他自嘲不过是“一间破屋的裱糊匠”。

　　1900年，慈禧企图利用源自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最终导致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在携光绪西逃途中，慈禧连续发布几道上谕，电催李鸿章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和列强们议和。年近八十、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再次北上，替清廷收拾烂摊子。

　　《辛丑条约》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数日后，他怀着极为悲怆的心境病逝于北京。清廷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梁启超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

　　由李鸿章开创的百年轮船招商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纪念着这位晚清政治家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所做出的无法抹去的功劳和努力。

　　香山买办们的“黄金时代”

　　古香山县设于南宋绍兴二十二（1152）年。主要范围包括今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州市南沙区的大部分。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登陆。道光二十（1844）年，葡萄牙女王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四年后，葡人赶走香山县丞，完全霸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前后，作为中西方贸易门户的澳门日趋兴旺繁盛，大量的香山本地人因此介入了由葡人统领下的商务贸易活动。他们学会了说外语，因而充当洋人的翻译、联络员和生意上的助手，由此在香山地区出现了“买办”群体，形成唐、徐、郑、莫四姓为主的买办家族。

　　从1573年到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再到辛亥革命，当时活跃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唐山、九江等洋行中的买办，十之有八是香山籍人士。他们受雇于洋人的同时，也开始创办独立商号，最早涉足的大多是茶、丝、鸦片的经营买卖，积累起巨大的财富。

　　香山买办们依靠家族、同乡编织起一个庞大而紧密的商业网络，成为影响19世纪中后期中外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中，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容闳是香山买办中的佼佼者。

　　唐廷枢又名唐景星，来自香山唐家。他早年就读于传教士布朗医生在香港开设的马礼逊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他精通英语，曾在港英政府里担任翻译工作，后到上海海关担任高级翻译。1861年，唐廷枢受雇于怡和洋行，两年后就被提拔为总买办。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十年里，他负责管理钱款、收购丝茶叶，并经营当铺、地产、大米、食盐等多种业务。其间，他与人合伙开茶栈。几年后和同乡、宝顺洋行总买办徐润等人控制了上海、汉口以及周边地区的茶叶贸易。

　　到19世纪70年代，唐、徐已是上海滩享有盛誉的买办，拥有巨额财富。唐广泛投资于中外企业，在沪津、沪汉等航线上投资或附股置办了六艘轮船，是中国航运界威望最高、财力最为雄厚、管理经验最为丰富的代表人物，被视作“华股领袖和代言人”。徐润则在旗昌、公正等外国轮运公司都有数额不菲的股份，旗昌的创办资金主要来自包括徐润在内的华商，所以有人戏称：中国人才是旗昌的最大业主。

　　常年浸润于西风中，这些香山买办们在饮食、起居和社交活动中都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色彩。徐润过着非常西式的生活，同时又终年“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这仍是一群受中国传统影响非常深的人，笃信儒、佛、道和民间风水之说。积累起财富后，他们通常会通过纳捐求官以提升社会地位：唐任职怡和洋行期间捐买了花翎二品衔、福建候补道，徐润和郑观应都在上海皖营捐了员外郎，后又捐升郎中。

　　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商人处于社会阶层的底层。形成于近代的“买办”阶层，因为受雇于洋行，为洋人办事效力，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19世纪到20世纪又多一层政治贬义色彩，不被信任。在1862年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一封信里，李鸿章提到要提防那些替洋人效力的广东商人。

　　1870年代，他却把自己最重要的新式企业交给了一批成功的香山买办商人，涉及轮船、工矿、纺织、铁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1873年6月，唐廷枢、徐润接手招商局后，招股的困境立即有了转机。

　　唐、徐二人自己率先入股。在第一期的100万两股本中，徐润议价前后认股48万两，唐廷枢个人至少有8万两，还把自己原来附入洋行的轮船“南浔”带入局中经营。在唐、徐的影响下，一些香山买办入股，股资达五六十万两。实业家经元善后来说：招商局入股者“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

　　唐、徐仿照西商贸易章程，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局规》。《局规》特别强调“商办”性质，对推选商董、股东权利作出详细规定：如商董可联名禀请更换不称职的商总；在遇到紧要事件时可邀请“在股众人集议”；在账目公布后可以“随时到局查阅”。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买办、商人和官僚等资本所有者投资入股。

　　股东们对招商局的业绩表现也感到满意。据《申报》报道，1875年8月股东们到总局查阅账本，“共有欣喜之色，故请不必朗诵，便向总办道谢而散”。

　　对唐、徐二人在招商局的工作表现，李鸿章非常满意，曾致函加以勉励——“全赖在事诸君子严立章程和衷协力，而两兄之肩负更巨，责成更重，无惜勤劳，秉公筹划，庶克有济，弟实时刻为之惴惴。”

　　在唐、徐的主持下，轮船招商局经历了企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招商局成立后，原本由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英美洋行瓜分长江内河航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经过第一轮价格战后，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正值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1876年，旗昌的老板有了出售在华全部产业的念头，并放出了消息。

　　徐润得闻消息后，和唐廷枢、盛宣怀商量。8月，三人到烟台找李鸿章秉明此事，李以“费巨难筹”拒之。不久，中间人找上门表示愿意降价，当时唐在福建，盛在湖北开矿，徐于是拍板先支付了定金。经两家商谈，最后招商局以220万两的价格吃下旗昌的资产，商定先支付白银100万两，其余欠款分年支付。

　　招商局并购旗昌，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经过惨烈的价格战，几年后，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找上门来，和招商局签订了中外航运之间的第一个“齐价合同”。

　　对于这桩收购案，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认为旗昌的轮船比较老旧，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加重招商局的财务负担。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从今天来看，这是一笔有战略眼光的买卖——原本很弱小的招商局一下子就有了成熟的品牌、客货市场和位置优越的码头、船栈。”他解释说，“无论从商业利益还是从政治使命，都具有正面意义。”

　　到1883年1月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两家洋行签订“齐价合同”时，招商局在长江和天津的航线上的比例已分别占到42%和44%，这是不包含漕运的数字。

　　主持招商局后，唐、徐于1876年又十分成功地创办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

　　招商局创办之初，局中所有船只都是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承保条件苛刻而且收费昂贵，也不能照数给予保险，甚至有时会出现有意刁难的情况。唐廷枢、徐润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1875年，他们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保险招商局公告》，对发起、筹备中的船舶保险业务进行详细的说明和介绍。华商反映热烈，到年底共投股额约20万两。

　　1876年，唐廷枢、徐润、陈树棠等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仁和保险公司，从此打破洋行对保险市场的垄断。两年后，徐润等又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1886年，两家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

　　仁和保险自营业以来效益良好，第一年的营业利润高达30%到40%。除照年给息外，分派给股东的余利相当可观，为1.5分。据《申报》1881年3月12日报道，股东们得知消息后，“有不禁令人眉飞色舞者”。

　　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另一名香山籍买办商人、清末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也于1882年入招商局出任会办。他对改进招商局的人事、经营、管理、经济核算等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并代表招商局和太古等签订了第三次“齐价合同”。1892年，郑观应曾对长江沿岸各招商局分局进行西巡调查，完成《长江日记》，分析了沿路了解的分局营业利弊，与怡和、太古的竞争情况，并提出相关对策。

　　香山买办成就了招商局的黄金十年，招商局也成就了香山买办。

　　开风气之先的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一所“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唐、徐、郑也从买办商人真正转型成为有现代精神的企业家。他们以招商局为起点，参与创办和经营一系列新式企业，涉及保险、煤矿、铁矿、机器制造、织布等，成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先驱人物。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赴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任职，暂别招商局。他后来在澳门隐居六七年，撰写了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头之作——《盛世危言》。系统地论述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有效抵御外侮，促进国家富强的改良主义思想。其中的“商战”部分，尤其是《后编》中长达12.3万字的《船务》篇，是郑对其在招商局的实践经验和思考的总结。

　　《盛世危言》行印后，在官僚士大夫、青年学子中风靡一时。光绪帝读到此书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特印2000部，分发京都官员们阅读。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谈到过他们从中得到的思想震撼。

　　专研近代经济史人物的学者易惠莉认为：从1873年轮船招商局开始，香山籍买办成为与晚清官方洋务活动关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商人群体，他们从中获得了最大机遇，也因此“开始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

　　1883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席卷了上海滩的钱庄、当铺、商号和百货市场。当年年初上海南北市有钱庄78家，到年终只剩10家，“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二一”。

　　在这次风暴中，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破产，徐润破产，唐廷枢、郑观应都蒙受严重的损失。这最终导致唐、徐二人的出局。

　　自1862年起，徐润开始投资上海的房地产，并一路大量吃进地皮，到1883年，他买进的土地达到3320亩，共欠下22家钱庄100余万两。此外，他和唐廷枢在招商局、开平煤矿等新式企业拥有的股份，也大多靠从上海钱庄借来的大笔贷款购买。

　　金融危机爆发后，徐润的资金链断裂，加之手中的股票大幅贬值，信用岌岌可危。各钱庄催逼徐润还款，他无力偿还，到11月中旬只得把全部资产交给债权人代表处置。

　　徐润曾跑到天津向李鸿章求援。当时，李鸿章忙于中法之间的争执冲突，还需要去对付在朝鲜的日本人，没有给予援手，后派盛宣怀去整顿陷入麻烦的招商局。经盛的稽查结果：徐润净欠招商局15.5万两，关涉“挪欠”局款进行投机生意。

　　海外学者刘广京曾对徐润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他是个品行端正的官员，一心为官家企业做事。”但是，“官督商办”体制容许商人积极参与管理，也不禁止他们个人对地产的投资，那么，发生利益冲突也难以避免了。

　　事实上，招商局早期的成功，部分也归功于唐、徐二人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上海商界获得贷款。有数次徐润从钱庄获得贷款，从而帮助招商局和英国洋行进行利率交锋，并为公司在整体安排上占有大量自己的股份。

　　逐利和冒险，是流淌在企业家血液里的基因。现代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和奈特把企业家精神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没有冒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在条件极不成熟和外部环境极不明晰的情况下，他们有敢为人先的勇气，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

　　招商局最初十年的快速发展，正归功于唐、徐等人敢于冒险的特性，他们常常以只是可能赢利为推断就购买新的轮船，甚至敢于吃下规模数倍于招商局的旗昌洋行船运资产。

　　问题在于：对于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投机和冒险冲动，如何通过体制的完善进行必要的平衡和控制呢？

　　1883年的金融风暴，不仅是上海商业史上的大事，也是晚清新兴企业史上的大事。

　　“不但使原本能与洋商竞争的华商元气大伤，而且使得‘官督商办’制度改变形态，使企业家精神较高、技术知识较多的商人对政府倡办的企业失去了信心，而‘官督商办’也就成为官僚化的制度。”刘广京总结说。

　　2017年秋，本刊记者到珠海、中山寻访四大买办家族的旧迹。

　　位于唐家镇的唐氏观海楼如今只余一片废墟。徐氏宗祠大门紧密，完工于1904年的徐润故居愚园尚存假山、古树、池塘与残桥，依稀能窥见这座园林建筑往日的富贵气象；旁边亭榭、小树均出后人之手。

　　小树如今已亭亭如盖。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和他的产业帝国

　　1884年受命整顿招商局过程中，盛宣怀最终成功地取代了唐、徐二人，坐上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交椅，称“督办”。除却被袁世凯借“丁忧”夺去控制权的五年，盛宣怀一直牢牢掌控着招商局的最高权力，长达三十多年。招商局也由此深深烙上了盛氏个人的印记。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也将李“引为毕生第一知己”，每每以“恩师”、“傅相”称呼之。早年，他曾对李表明心迹：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这一腔表白都已成为历史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誉毁参半而留名于史籍。二人都勇于任事，在种种“谣啄”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与决心，以及为达成目标不惜违背儒家正统伦理的手段。

　　盛宣怀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其父祖两代皆因科举走上仕途。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其父盛康和李鸿章同效力于湘军幕中，故而有同僚之谊。盛康擅长理财，打得一手好算盘，曾做过胡林翼部队的税收、盐务官，因业绩出色为李鸿章所推崇。

　　凭借父辈的官场人脉，盛宣怀青年时即入李鸿章幕中。因其机敏、才识和勤勉逐渐为李所赏识。李鸿章也有心对盛进行栽培、磨砺，既交给他创办、主持一系列近代工商业企业的机会，也为他打通官场升迁的途径。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盛宣怀“行做大事”兼“做高官”，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幕僚一路晋升至天津海关道的要职。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入幕不久的盛宣怀也随之走上晚清的历史舞台。

　　李鸿章准备筹办招商局时，盛宣怀颇为跃跃欲试。他为之草拟了最早的一份关于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章程》，并多次主动请缨。但在李鸿章看来，二十来岁的盛宣怀虽然“机敏果敢”，在经验、财力和商界资源都不足以肩负招商局一把手的重责。在搭建招商局的“领导班子”时，他只给盛安排一个会办身份——让他代表官方（实为李鸿章的代表）和商人们沟通，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成为联络官商的关键人物。

　　在做会办期间，盛宣怀最重要的成就是促成招商局并购旗昌一案。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旗昌想出售在华轮运业务，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听完徐、唐的一番陈说后，盛宣怀立刻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一个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盛宣怀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又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以无款拒之。经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最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打动。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和唐、徐等民间商人不同，盛宣怀和官场的联系更为纵横交错。除了被视作李鸿章的心腹外，他和其他晚清重臣、封疆大吏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人都有往来。张之洞对盛的才干、见识尤为赏识，从不吝惜溢美之词，称“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相比李鸿章，张之洞觉得缺少一位如盛那般有力的左右臂膀。

　　1875年因遭王先谦弹劾，盛宣怀离开招商局，奉李鸿章之命前往湖北督办煤铁矿勘探。到1880年，颇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创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

　　辗转数年之后，盛宣怀终于如愿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李鸿章叮嘱他务必振奋精神，把招商局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也不辜负自己一片“维持斡旋之苦心”。

　　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僚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

　　较之唐、徐等民间商人，盛宣怀怀抱着更宏大的产业蓝图，也越来越有调动更多资源的能量。从1884年起，他以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家企业为基础，创办了一连串近代企业，横跨轮运、电报、纺织、煤炭、钢铁、铁路、金融、教育，打造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近代中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896年是盛宣怀个人大发迹的一年。在张之洞和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的联合保举下，他被清廷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督办，加授太常寺少卿，同时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这意味着盛宣怀成为可以直接和皇帝对话的人物。

　　当年11月，他向清廷奏议成立“中国银行”（后更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命招商局从当年余利和历年船险公积金中集股共80万，附入中国银行，成为中国首家银行的最大股东。之后，两家企业在人事和资金上一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特殊关系。招商局的高管长期兼任通商银行总理以及董事长、董事等职务。

　　同年，盛宣怀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手里接班长期经营不善的汉阳铁厂。他认为铁厂经营的最大问题在于缺煤。为了解决用煤问题，他着手修筑专线铁路并添置铁驳以改善萍乡煤矿的运输条件。为此，招商局向汉阳铁厂投资10万两。此后，招商局频繁向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两家企业追加投资。

　　1908年，盛宣怀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并奏请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这成为他后期倾注心血、财力最多的事业重心，也是他调动招商局的资源为之贡献最多最大的——截至1908年，招商局对汉冶萍的投资已达101.9万两。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第一家重工业托拉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招商局起了关键作用。

　　盛宣怀一直非常重视新式教育。创办企业时，他往往会同时创办附设于企业的带有训练班性质的学堂。在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如果缺少相应的新式人才，新式企业将一事无成。

　　自1872创办以来，轮船招商局常年资助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各大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每年出资2万两白银。其中，还出资承担清廷最早外派留美幼童的费用。

　　1896年，在盛宣怀的提议下，两江总督刘坤一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盛氏给予慷慨资助，除个人捐地外，办学所需经费都由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集捐筹办，其中招商局每年捐款6万两。南洋公学后归邮传部，成为当时中国交通系统的最高学府，“规模之宏远，成绩之灿著，卒推本校为东南诸省之冠”。

　　1896至1909的十余年间，招商局向教育部门正式投资70万两，还不包括其他各种临时性的拨款资助。

　　此外，招商局在大德榨油公司、江苏铁路、浙江铁路、粤汉铁路都有投资入股。截至1909年，招商局的局外投资高达182万多两。

　　在盛宣怀构建产业帝国的过程中，招商局源源不断为他新办、承办的煤炭冶金、纺织、电讯、金融的企业“输血”。除了直接的投资附股，还有大量的短期借款以及资产被用作担保抵押以帮助获得来自银行的借款：

　　1898年，盛宣怀以招商局位于上海外滩的货栈和其他岸边房产做抵押，向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用作萍乡煤矿购买采煤用的机器设备以及铁路铺设。他也经常抽调招商局账上的资金，去帮助解决手中其他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1906年，汉阳铁厂欠招商局16.65万两短期贷款，萍乡煤矿欠下35万两。1913年，汉冶萍公司欠招商局的短期贷款达29.2万两。

　　这些“腾挪移拿”显然常常是没和商股股东们商量。1890年左右，盛宣怀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把大约30万两银的资金从轮船招商局转给上海机器织布局。由于大量的资金被抽调，招商局常常出现“局款如洗，异常支绌”的局面。

　　“在盛宣怀掌控的这一些关联企业，招商局基本上是只进不出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分析说。他把招商局所做的局外投资称为资金关联，“这些企业和招商局并不存在着产业关联。”

　　“因为这一连串公司都是由他一个人掌控的，他在调动资金上很方便，这有利有弊，一旦中间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引起整个产业帝国的崩塌。到后来，盛宣怀没有等到那一天，大清帝国就先崩塌了。”

　　在清末国力衰微、政治乱象频发的最后十多年，盛宣怀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构筑起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帝国和财团，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正如人们后来对他所做的评价——“非常之人，于非常之世，成就非常之事”。

　　随着盛宣怀逐渐成为掌控晚清中国经济命脉的人物，他也成为清廷和各方政治势力争取和拉拢的对象。慈禧太后曾说：“如今看，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张之洞更称他为“可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中国官场罕有能与之匹敌的人。1900年孙中山在南方策划革命时，也把盛宣怀列进了“新政府内政官员名单”。在孙氏的名单上，盛宣怀是唯一一位清政府高官。

　　身为一个毕生从事实业的高级官僚，盛宣怀深知经济建设背后之艰险，因而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社会动荡有着天然的反感和恐惧。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他联合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地方督抚们，策划了“东南互保”的抗旨行动，避免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半壁江山陷入“拳乱”和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

　　盛宣怀的思想始终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框架。他对康梁的变法不以为然，对孙中山倡导推动的革命更是心怀抵触。毕生心愿是：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里，稳步推进经济和社会建设。

　　1911年，清廷在朝野各方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在公布的“皇族内阁”中，盛宣怀被简授为邮传部尚书。上任之后，他立即着手全国范围的铁路修建，并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当年6月，因赎买川汉铁路股份的具体条件与川民僵持不下，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继而引发武昌起义。数月间，200多年的满清王朝分崩离析。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避乱日本。1912年，他回到上海。

　　在人生最后的四年里，盛宣怀回归到一个商人的角色。在民初的政治动荡里，他以招商局商股代言人的身份和企图染指招商局的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竭力保全招商局的资产和控制权。

　　先是孙中山想以招商局资产为抵押向日本银行借款，为新生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筹措急需的军饷。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则企图再次控制招商局。盛宣怀通过长达半年的角力和董事会选举，成功地让支持自己的股东们占据了董事会的大部分席位。从此，招商局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商办”时期。

　　1916年4月27日，73岁的盛宣怀病逝于上海。其正室庄夫人为他操办一个极其奢侈风光的葬礼，耗资30万白银，轰动上海滩，似乎要告慰夫君一生为公家操持的辛劳。

　　在盛宣怀生前死后，有关他的贪腐之说和“富可敌国”在民间广为流传。自1870年代随李鸿章涉足洋务运动起，相关的弹劾便与他如影相随。在李鸿章的保护下，他每一次都能全身而退。

　　盛宣怀去世后，1920年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申报》公布财产清理结果：总额为银元13493868.855，扣除应偿款及提存各款，各房子孙们可分为11606014.388。这已是经革命“侵渔过半”后的现款数目了，此外，还有大量的土地、股票、房产。

　　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里，他个人都持有大量商股，并积累起巨大的财富。照“集商股”的规则，这并不违法。早年奉李鸿章之命在湖北开矿失败，盛宣怀个人也蒙受过巨额损失，如他所忿忿地辩称：“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公乎？私乎？”

　　据说，盛宣怀最初持有招商局的股票不多。1883年，徐、唐二人先后出局，当时招商局濒临倒闭，股价大跌。盛宣怀借机大批吃进股票，一跃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所以，张謇的挚友刘厚生讥讽盛是“非私不谈公”之人。

　　然而，“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两种身份并举，到后期越来越撕扯着盛宣怀。在晚清纷乱的政局里，他最终不免陷落于“进退失据”之中——为保全自己的财富，在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银行借款谈判中留下了“污点”。

　　公乎？私乎？官乎？商乎？爱国乎？害国乎？

　　一百年前的盛宣怀之问，今天依然还留下一道让中国企业家、政治家和制度经济学者苦苦思索、未得其解的难题：如何破解政商关系？如何界定产权问题？以及，如何从制度上真正解决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激励和受监督问题……

　　“闯入”的改革者——从赵铁桥到刘鸿生

　　1930年7月24日上午8点50分，在外滩靠近福州路的轮船招商总局门口，一辆“纳喜牌”轿车缓缓地靠近、停下。

　　一个国字脸、梳着大背头的壮实男子从车里出来，大步走向招商局大楼的大门。突然空中响起“啪啪”的两声闷响，随后，男子发出痛苦的叫声——“我给人暗杀，我给人暗杀。”随后有人向外滩方向逃去。中枪男子捂住腰部和胸口，鲜血从这两个部位不断地涌流出。在旁人的搀扶下，他进入办公室，随后被送往红十字会医院。

　　据《申报》的报道，当晚9时，男子因为子弹穿透肝脏，失血过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枪男子名叫赵铁桥，是南京国民政府派驻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暗杀事件的主谋是李鸿章的长孙、招商局主持者之一的李国杰。在赵铁桥对招商局的清理整顿中，李被免去职务，并被夺去了对积余公司的控制权。他于是以重金联络上民初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恰好王和赵铁桥过往也有恩怨。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策划了这一桩谋杀案。

　　1933年，长期担任招商局内部审计工作的李孤帆出版《招商局三大案》一书，详细披露他所查获的招商局汉口分局施氏父子舞弊案件、天津分局麦氏父子舞弊案、积余公司李国杰舞弊案。

　　李孤帆说公开这些内容，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公众“对于贪污人员不妥协之精神”，也希望自己的查账方法“能够提供给查处贪污案件时参考”。

　　从清末宣统年间到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收归国有期间，是招商局企业史上弊病最多、最为人诟病的时期。盛宣怀去世后，招商局被把控在李氏、盛氏和其亲信傅氏三大家族的手里。这些家族后人多为平庸无能的纨绔子弟，借着权力中饱私囊，侵吞局产，地方分局也是如此。致使局内乌烟瘴气，黑幕重重。当时有人尖锐地指出——“招商局者，中国旧式衙门与买办制度之混合组织也。”

　　此即李孤帆所言：“招商局问题，一整个的中国问题之缩影。”

　　赵铁桥以一个老同盟会员、职业革命家的勇敢与莽撞，撕开了招商局内部黑幕的口子，并付出了性命。

　　时隔两年五个月，一位气魄不凡的浓眉男子在四名保镖的护卫下，也踏进了位于外滩9号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

　　2017年初冬，本刊记者从外滩9号出发，至广东路口右拐，约十分钟的路程走到位于四川中路33号的“创业大楼”。这是一栋外墙呈褐色的旧式钢筋混凝土大楼，底楼为一家老上海风情的餐厅所占据。坐着狭小的老式电梯来到3楼：一间间颇为宽敞的办公用房排列在走道两侧，地面上镶嵌着六角形的白色小地砖。

　　1931年，上海滩著名的“企业大王”刘鸿生在这块用16万银子买下的地皮上，另耗资86万两建成这栋8层的办公洋楼，他委托上海有名的哈沙德洋行做设计。建成后，他把自己旗下主要企业聚拢到这里，从煤炭、火柴、纺织、码头到新办的银行、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颇具雏形的托拉斯——“刘鸿记帐房”。

　　大楼第八层是刘氏公馆的所在，夜晚时分站在顶楼阳台上随意眺望，旧上海滩最繁华的夜景一览无遗。

　　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2月的两年时间里，刘鸿生频繁地奔走于外滩9号和四川中路33号之间，扛起两家公司的重责。

　　刘鸿生原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其父原在温州至上海的海轮上做总账房，不幸中年病逝，家道由此中落。他聪颖好学，靠着奖学金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因拒绝校方送他出国修神学当牧师的安排，被迫中途辍学。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刘鸿生靠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翻译。后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帮助下，给英商（河北）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经理当“跑街”。他头脑聪明、腿脚又勤，很快把开平煤销遍上海，自己也靠着佣金积累起一笔财富。3年后，刘鸿生升任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又坐上了开滦矿务总公司买办的位子。

　　一战爆发后，欧洲强国忙着交战无暇东顾，而战争又使得他们对食品和原料的需要大大增加，这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

　　1920年，刘鸿生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聘用外国技师和留美化学博土生产“洋火柴”。此后十几年间，他不断把触角伸向其他行业领域，又陆续创办水泥、码头、货栈、纺织、搪瓷等企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大王”。

　　一战结束后，洋货倾销卷土重来。刘鸿生认为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以自救求生存。在他的号召奔走下，1930年，长江沿岸“裕生”、“燮昌”、“大昌”、“耀华”及杭州“光华”等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刘被推选为总经理。刘鸿生采用“联华制夷”“产销联营”和同行合作进行市场分割，成立“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规定产销额度，稳定市场价格，避免同业倾轧。

　　面对洋商，他采取“联夷制夷”的战术，与美商联合实行产销管理，遏制了日商的“猴子”牌火柴在东北、华北、鲁豫地区的发展，以巩固国产火柴较稳定的销售市场。1930年，“大中华”的产量和销量占到中国火柴的22%，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

　　1932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实现国营化后，急需一个精通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来整顿并重振这家老牌企业的雄风。身负“企业大王”之名、在工商界声望颇高的刘鸿生成了他们眼中的人选。

　　在宋子文的再三游说下，刘鸿生虽深知招商局“积弊太深”，最终答应出任招商局国营化后的首任总经理。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他说自己决心“另一肩扛起招商局的任务”，“由于我们政府的支持和我能干的朋友的帮助，我希望达到成功。”

　　刘鸿生答应出任，也有个人的考量——当时刘氏企业摊子铺得太大，资金链吃紧，他也希望自己的为国效力能换得政府对他的支持。

　　1932年11月，刘鸿生带着几名自己企业里最能干的下属，踏进了轮船招商总局的大楼。他以“义务任职，不支薪水”出任总经理，当时上海滩报纸称赞他是抱着“牺牲精神”来做事的。

　　经刘鸿生提议，招商局理事会进行改组，精简人数，增设监事会，扩大了总经理的决策权限。他撤并一批重叠臃肿的机构，对总局和分支都实行裁员；对各业务科室实行聘任制，选用真正有航运、造船和管理经验的专家任职，一批留学生和在洋行当过买办的人员得到了提拔。

　　颇为突出的，是他对招商局沿袭数十年、弊病丛生的“买办制”开了刀。

　　买办又称“坐舱”或“总账房”，名义上是外籍船长的翻译，实则包揽了卖票权在内的一切事务，他们挟带捎包，私收运费，并向“茶房”（船上杂务人员）征收押柜、索贿；下面的茶房们又私卖铺位，夹带“黄鱼”，向客人勒索财物。据说，一名买办每年的灰色收入上万。一名内部人士曾说：“凡是做过局长、栈长、坐舱的人，发财致富，不知凡几。”

　　这些“买办”多是有来头的，或是军政要员的三亲六戚，或是青洪帮里的徒子徒孙。刘鸿生为此专门跑到南京去见宋子文，得到了宋的支持。在一年时间里，他顶着各种压力，终于成功废除“买办制”：责令所有“买办”一律解职，由船长全权负责船上事务，把“茶房”转为正式雇佣的服务生，由招商局付薪水，禁止他们私卖铺位、挟带客货；取消买办卖票权后，各码头设柜售票，乘客们凭票上船。

　　这一项举措，为招商局一年增加了约百万元的客运收入。

　　在刘鸿生推行改革期间，招商局的经营状况有所起色：船舶总吨增长迅速，轮运业务得到发展，固定资产总值有所增加。

　　自然地，他的改革波及了一些人的利益。被端掉饭碗的，就有国民党高官俞飞鹏的小舅子。俞为此曾连写三封信给刘鸿生，示意他手下留情，都被刘以“事关大局”婉拒了。惹得俞十分恼火，公开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除了人事纠纷的困扰，让刘鸿生感到焦头烂额的还有招商局的债务问题。

　　截至1932年，招商局负债高达1700余万两，折合银元2500万元，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200万余元，几近破产的边缘。此外，招商局还需要应付来自政府的各种亏本甚至无偿的公差义务。这使得招商局营业收入大减，亏损越发严重。1934年，国民政府干脆下令：该年度2月之前政府积欠各部队、机关的所有经费一律停止拨付，另案清理。政府之前欠招商局50万余元的应差租金也就不了了之。

　　刘鸿生为此请求政府拨款3000万元作为招商局清偿旧债和其他应急开支的基金。提案经交通部上呈后被搁置了。为解燃眉之急，他再次求助的款数也从3000万元一路减少到500万，依然没有下文。

　　政府的援助不能到位，他只得举新债以还旧债，继续向银行、钱庄借款。招商局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到1934年负债总额为3502.3万元，占到资本总额的59.10%，至1936年6月资产负债率上升到68.09%。

　　对于刘鸿生的改革，国民政府初期是给过一些支持的，到后期就逐渐变成了牵制。1933年春，交通部改组，俞飞鹏取代朱家骅成为代理的交通部长。他上台后，立刻发布一纸命令：取消招商局的理事会和监事会，重新恢复经理制，归交通部直管。

　　刘鸿生知道自己身为总经理实际已做不了什么，遂与全体理、监联名辞职。当年2月，他正式离开外滩9号。

　　这场持续三年之久、初期颇有成效的改革也以半途而废而告终。

　　学者王双认为，这场改革夭折的关键在于当时国营企业的体制弊端：彼时，交通部门既是招商局的主管部门，又是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当企业的改革触及“婆婆”、“老板”的既得利益时，必然会遭到多方掣肘、阻挠。“没有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改革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袁庚——改革开放的“试管”和招商局的第二次辉煌

　　2017年10月，我沿着深圳湾的海岸线，从东段的小沙山出发至渔人码头做了一次海边徒步。

　　凉爽的海风带着一股咸味，海浪扑打着海滩，不远处的浅海里“生长”着一丛一丛深绿色的小乔木——那是著名的“海岸战士”红树林。远处，连接深圳和香港的跨海大桥在蓝天中划出一条漂亮的直线。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脚下这一段沙滩是逃往香港的偷渡者选择最多的下海起点：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偷偷下海，躲藏在红树丛中，等月亮升起，朝东南方向游去，如果顺利，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据《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披露，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由于大量外逃，宝安县的许多村庄呈现“十室九空”的景象。

　　“逃港的最主要原因，是饥荒和贫穷。”陈秉安解释说。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农民，也有知青、学生、工人甚至军人。

　　在宝安县沿海村庄里，出现了一种特殊职业——“捞尸佬”。当时，捞到一具尸体可在生产队里算八个工分。1980年蛇口工业区开建之初，建设者常常在作业时从泥沙中翻出一些白骨——那是溺水的逃港者留下的骸骨。

　　大规模的逃港，直到1979年以后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1978年6月，61岁的袁庚踏进了香港干诺道西15号14层的大楼。他此行是受时任交通部长叶飞的委托，到香港对招商局的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实地调研。

　　在香港的两个月里，这位干过情报工作的老革命一边和驻港干部们摸底聊天、了解招商局的情况和可能的发展，一边兴致勃勃地研究起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他每天都从报摊买回来一堆报纸阅读，或在街头和便利店老板聊天，没几天就把他们的月入、进货摸得一清二楚。

　　此时的香港一派繁荣兴旺。自1960年代起，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和台湾、韩国、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中，红色中国的首都正在释放着一些新的空气——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进行中。“文革”已到尾声，封锁多年的国门出现了松动的信号。

　　回到北京后，袁庚向交通部递交一份材料。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里，他对招商局未来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全国，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经营方针，建议冲破束缚，大胆地创办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和其他工业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试行发行股票、吸收海外游资来解决资金问题，让这些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面向市场来经营发展。

　　三天后，《请示》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当年10月，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副董事长，在香港全面主持工作。

　　在跑遍了香港、澳门和宝安县后，袁庚给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请示，他提出：在香港对岸的广东宝安县设立一个对外工业区，把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港澳、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结合起来。招商局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对工业区进行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对有关建设、生产的物资进口、产品出口进行免税放行。

　　1979年1月31日上午，在中南海办公室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听完袁庚的汇报后，审视着香港和周边地区的地图。他接过袁庚递过来的铅笔，在宝安县南头半岛画了一个圈，约有30平方公里，说把这块给你吧。最后，袁庚只要了位于南头半岛南端、约2.14平方公里的蛇口。

　　这后来成为袁庚总结的“三大遗憾”之首。当年开发蛇口全部靠企业自筹，国家不拨给一分钱，对总资产仅有1.3亿的招商局来说，袁庚感受到了自己的压力。

　　广东省建立出口加工区发展经济的设想，也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他鼓励他们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作为内地封闭30年之后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窗口，蛇口工业区很快引起了世界的好奇与关注：嗅到机会的企业家们一拨一拨地来访、商谈，1981年9月，包括李嘉诚、霍英东在内的“香港超级富豪团”也来拜访蛇口。

　　他们仍然疑虑重重：担心到内地投资的企业会被没收；担心赚的钱会被没收；担心没法炒掉不满意的工人；也担心许诺的各种优惠政策不能算话……

　　为了真正打消港商外商们的疑虑，袁庚和他的部下们卖力宣传，学习按国际商业规律来办事，尽量把行政干涉排除在工业区之外：他们以招商局的牌子与合资方在香港签约，让他们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许诺10%的优惠利得税率，如有国家政策改变，由招商局来承担差额……

　　1980年在香港举行的蛇口工业区招商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来自《明报》的记者向袁庚发问：请问袁先生，你在蛇口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场景安静了片刻，袁庚笑着回答：我们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国富民强。过去因为没搞好，内地很穷。“争论（主义）是无用的，我们不能让人民继续过苦日子。内地已经打开大门，欢迎大家去考察去投资，希望大家看准时机，一同发财。”

　　在两年里，招商局为蛇口工业区签订下一批合资、独资兴办的企业：制氧厂，海运集装箱公司，钢厂，铝厂，船舶有限公司，船舶油漆公司，饼干厂，饲料厂……

　　在蛇口，袁庚每做一件事，几乎都是在突破当时受极左思维束缚的观念和制度：打破大锅饭，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招标制，并和承包单位订有赏罚合同；用工采取合同制，公开进行招聘……

　　这些在今天司空见惯的做法，当时无一不是在重重阻碍中突破，并随时可能触犯政治红线。

　　1980年2月，为了加快码头工程建设速度，袁庚决定打破大锅饭，对工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期随后进展得很顺。不久，中央两部委颁布了一个有关奖金的“红头文件”，超额有奖的政策被勒令停止。蛇口工地上再次出现了“磨洋工”的现象。

　　心急如焚的袁庚于是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上呈调查报告。随后，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作了亲笔批示：交通部、劳动总局的规定在蛇口可以不实行。不久，工地又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忙碌景象。

　　慢慢地，这些在蛇口实验成功的经验和制度创新，随后逐步推广至全国。蛇口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试管”。

　　1980年代的蛇口改革，既在挑战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制度和思维，也在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

　　当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纸方案时，各种告状信已经飞到北京了，告袁庚“搞资本主义复辟”、“里通外国”、“经营独立王国”、“不务正业”。为了摸清情况，中央部委曾秘密地多次派出工作组，到香港和蛇口调查袁庚和招商局领导班子的“问题”。

　　风声鹤唳中，被他从招商局抽调到蛇口的干将们接二连三地请辞，他们担心自己犯“政治错误”、不得善终。最后，袁庚不得不自己上场，出头掌管整个蛇口工业区，更加频繁地往来于香港和蛇口之间。

　　袁庚自己也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和身边的人说：中国历史上搞改革的，从商鞅、王安石到康有为、梁启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大不了我再回秦城监狱。”

　　1982年春，上海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忽然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随即，从北京到地方包括香港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评论。

　　整个1980年代，对于改革开放、对于经济特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不同看法。

　　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里，袁庚的改革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一路上，他们也为蛇口工业区的试验亮起了绿灯。

　　袁庚在总结蛇口精神时，曾提出了一句刺激人心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度，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熊秉权建议去掉后两句。

　　这块标语牌之后几次竖起又摘掉。1984年，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蛇口。袁庚特意叮嘱人把这句标语竖立在进入蛇口的路边，得到了“改革总设计师”的点头和赞赏。

　　当年天安门国庆游行，袁庚又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幅挂到了参加游行的彩车上，作为蛇口改革开放的精神气质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后来有媒体评价——这句话当天引起的反响仅次于北大师生打出来的口号——“小平，您好！”

　　在袁庚的带领下，招商局投资创办了一批带着“蛇口基因”的优质企业。

　　1987年，招商局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招商局发起创立平安保险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创办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从蛇口激起的水花，也在撞击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

　　1988年，在改革最高潮，一桩“蛇口风波”轰动了全国，影响面波及到远在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也纷纷写信回国参与当时的社会大讨论。

　　当年1月，知名青年教育专家曲啸、李燕杰等人来蛇口和青年们座谈。他们在演讲中谈到深圳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呢？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图深圳的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青年人应该怀着对国家的爱、为特区创业而来。所以，“特区不欢迎淘金者”。

　　当场，蛇口青年就向教育专家们提出不同观点：有的说老师们说教很空洞，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有的说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蛇口的一切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有的干脆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

　　会后第二天，三位专家撰写了一份《“蛇口座谈会”始末》上呈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认为蛇口青年思想风气在走“邪路”，并点出一位与会青年的姓名。

　　一场社会大讨论由此爆发。当《人民日报》的记者为此事采访袁庚时，他作出明确表态：一，在蛇口不允许因言治罪，“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二，他非常赞赏一句话：“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他声明：“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1984年3月28日，袁庚受邀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介绍蛇口工业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给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试验作用。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报告全文，“蛇口经验”的说法自此经官方盖戳。

　　这就是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上著名的“蛇口模式”。

　　在主持招商局和蛇口的后期，袁庚也把体制改革的试验推入到更深的水域。

　　晚年面对媒体时，袁庚竭力淡化他个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和贡献。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颇感欣慰地回忆：在他主政时，蛇口没有发生一起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案件，尽管当时干部们掌管人事权力，经手的资金数额动则以数十亿计。

　　1993年，75岁的袁庚从招商局掌门人的位置上功成身退。在人生最后23年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人过着近乎隐居的安静生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2016年1月31日，袁庚在蛇口病逝，享年99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多位国家领导人献上了花圈，向这位“中国改革的实际操盘手”、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作出了历史的肯定。

　　（感谢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提供的帮助。实习记者韩可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书目：

　　《剑桥晚清史（上下卷）》刘广京（美）费正清（美）著

　　《李鸿章评传》刘广京（美）朱昌峻著

　　《盛宣怀评传》夏东元著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费惟恺（美）著

　　《香山买办和近代中国》胡波著

　　《刘广京论招商局》刘广京著

　　《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张后铨著

　　《招商局近代人物传》胡政主编张后铨著

　　《袁庚传》涂俏著

　　《大逃港》陈秉安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8期

　　原标题《百年招商人》

　　文 /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林芯芯

　　发自上海、深圳蛇口、珠海、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