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覃澈

　　在这条漫长的诉讼道路上，家族使命成为让陈家祖孙坚持77年的信念。在这个原本足以成为一方巨鳄的家族当中，使命的传承远高于财富创造。

　　2014年4月，浙江舟山，一艘隶属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的铁矿石运输船，被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扣押。

　　同时，对方被要求立即按照四年前的《限期履行通知书》，全面赔偿中威公司共计29亿日元的现金。

　　——“中威船案”，一段长达77年的离合悲欢，这个甚至被收录进百度百科[微博]的传奇故事，到今天似乎终于尘埃落定。

　　2014年5月，浦东新区，上海海事法院。

　　59岁的陈平，静静地向上推了推眼镜，望着铺满桌面的关于中威公司的资料和剪报——这些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朋友”，禁不住湿了眼眶。

　　因为两艘船，从其祖父陈顺通算起，陈家三代人先后向日方展开了一场逾半世纪的法律诉讼战。漫长岁月中所蒙受的委屈、耻辱、压力、煎熬、痛苦难以言表。第一代陈顺通、第二代陈恰群和第三代陈春相继在不甘中离世，仅剩陈家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孙如今还在苦苦坚持。

　　这场民间海事赔偿大案，牵涉着巨额的财富，同样也关系到一个家族的使命传承。商业即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命传承的价值启示，远超过财富传承。

　　船王第一代：我的船去哪了？

　　这本是一个传奇家族。

　　1930年，35岁的宁波人陈顺通在上海成立中威轮船公司。作为当时第一家独资海运公司，中威巨资购进“新太平”、“源长”和“顺丰[微博]”等当时中国最大的货轮，运输航线覆盖东南亚，也吸引了后来被誉为“世界七大航运巨子”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等一大批海运人才的加盟。

　　风云激荡的岁月，一代船王名声显赫。

　　然而，一份意外的租船合同却改变了中威公司，乃至整个陈氏家族的命运。

　　1936年10月，中威与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租船合同。双方协定：从1936年11月起，中威将旗下“顺丰”与“新太平”两艘货轮租给大同使用。

　　天有不测风云。租船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自此，陈顺通的货轮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1939年，牵挂货轮下落的陈顺通冒险东渡。不料，日本大同株式会社负责人哭丧着脸告诉他，这两艘货轮均被日本军方强行征用，想把船要回来，只能去找日本政府交涉。

　　这无疑于晴天霹雳。两国交战，一个商人，如何去找敌国政府“要说法”？

　　一无所获的陈顺通回到上海后大病一场。他时常会手握租船合同、保险单等文件只身来到黄浦江畔，伫立江边，远眺大海，期望自己的货轮能出现在海平线上。

　　“当时祖父设定了一条铁规：今后中威和日本不准有任何贸易往来。只要发现，当即开除，同时还登报撇清关系。”陈家第三代陈平告诉记者。

　　1945年，在日本宣告投降后，盟军出台了关于“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的公告。这一消息让陈顺通看到了索船的曙光，他当即向驻日盟军递交了偿还申请书，希望能收回两艘货轮，并得到因日方违约而造成的损失赔偿。

　　但希望很快破灭。对方回信告知他：两艘货轮已经在战时灭失，建议其“实物偿还之外，另求补救之道”。

　　直到此时，陈顺通才知道自己的货轮早已沉没大海，巨大的噩耗让他当场晕厥，一病不起。

　　1949年，陈顺通在弥留之际，拉着长子陈恰群的手，重重地嘱咐道：“务必讨船回来！只有索赔成功，才能重振中威！告慰我的在天之灵！”

　　船王第二代：讨船三十载

　　与父亲的内敛性格不同，陈家第二代陈恰群，性格豪爽奔放，嬉笑怒骂写在脸上。早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管理时，他就曾担任学生会领袖，每遇看不顺眼的事情，总会冲在最前面。

　　接过家族使命后，陈恰群发现，船案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两艘货轮先后沉没，本应交付给中威的船租以及赔偿金，都被日本政府“代收”。这意味着，要债的对象不仅是大同株式会社，还有日本政府！

　　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国家，何其之难？然而父亲临终前的眼神，陈恰群不敢忘却。

　　自1961年第一次赴日起，陈洽群先后数次与日本财政部及大同公司交涉赔偿事宜，但对方态度蛮横，称船是否被日本海军扣留“证据不清，情况不明”，要求陈恰群不要“无事生非”。

　　一怒之下，陈恰群决定以法律途径来夺回利益。

　　1964年，陈洽群向东京地方法庭提交索赔诉讼。没想到的是，这场原本看似证据确凿，能够快速结案的诉讼，却因被告人的数番推诿而陷入漫长的胶着当中。

　　诉讼中，日方抓住陈恰群的身份大做文章。声称这场官司是由上海中威和日本大同两家企业的租船合同而起，如今中威不复存在，而陈洽群的身份是香港中威公司的独资所有人，定居香港，无法证明其与陈顺通以及上海中威公司的关系。

　　原来，为了更方便自己往来于中日两国，陈恰群将中威公司从上海搬迁至香港，殊不知，这竟成了日方反击的关键。

　　“我是陈顺通的儿子！谁敢说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为了证明身份，陈恰群不得不答应东京地方法庭“审判延期”，而向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等寻求帮助，此时的他乐观认为，只要身份无误就能最终得胜。他一度还来到中国交通银行，就赔款的交付问题做出安排，甚至开始构思如何用这笔资金复兴家族事业。

　　令人绝望的是，尽管身份得到证明，但随后的诉讼中，日方又提出众多质疑，让陈恰群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同意庭审延期。

　　“当时父亲的精力都放在收集资料准备诉讼上，很少和家人联系，只能从信件中获知他的情况。”22岁之前，陈平从来没看到过陈恰群本人，他只知道父亲在做一件大事情。

　　1974年，这桩跨越10年之久的案件，最终由东京地方法庭做出审判：因案件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导致“时效消灭”，原告败诉。

　　宣布结果那一刹那，陈恰群神情恍然：不仅诉讼先后花费近60万美元，而且由于无暇分心管理，香港中威公司也生意萧条，几近倒闭。

　　此时的陈恰群不到六十岁，但两鬓早已白发斑斑。不甘心的他继而向东京高等法庭提出上诉，但对方却称“案件耗时过长，需周密调查才能作相应判决。”这意味着案件又将陷入漫长的等待。

　　1985年7月，香港潮江春酒店的一次宴会上，朋友频频宽慰陈恰群：来日方长，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多熬一天就离胜利更近一天。再说孩子长大了，也可以接你的班……

　　朋友的好意难以平复陈恰群汹涌的心潮，他苦笑着，嘴角开始抽搐，手中酒杯随之颤抖起来，脑海中朋友的声音越来越远。在一片尖叫声中，他栽在了地上。

　　突发脑溢血让陈恰群从此半身不遂，语言能力丧失过半。病床中的他用木讷的唇舌配合手势，向跪在床前的陈平等三个儿子比划着：中威船案决不能算完，要继续追讨下去，一代一代追下去。

　　船王第三代：鏖战继承者(一)

　　《商界》记者问：“为了这桩并不一定成功的官司，这么执着值得么？”

　　陈平毫不犹豫地回答：“受再多的苦难都值得！这不仅是财物的赔偿，更是为了一个公道！”

　　接力棒传到了陈家第三代。

　　在得知陈平兄弟将继续投身诉讼索赔时，外界一片哗然。不少亲友劝说：吸取教训吧。祖父和父亲把命都搭进去了，还贴了60万美元的诉讼经费，代价太大，不如老老实实地搞公司经营，也算是为陈家争光。

　　亲友的建议不无道理，然而兄弟们却不为所动。和父亲“单兵作战”不同，陈氏兄弟决定“分工合作”，以确保案件胜诉和重振中威“两不误”。大哥陈震善于经营，负责中威公司的管理；二哥陈春负责中威船案的诉讼事务；而小弟陈平则前往日本学习，以便今后能从中协调辅助。

　　事实上，在接替陈恰群前，陈春就已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从小爱看书和电影的他，一直有着记笔记的习惯，总会把书或电影的梗概以最精炼的文字记录下来，这一积累被他运用到收集案件材料当中。另外，为了更好地分析案件，陈春还自学起法律来。

　　“二哥在兄弟中最有远见，也最早为船案做准备，自然是我们这代人的领军者。”提及为何会推选陈春来带领第三代进行诉讼，陈平如此解释。

　　1986年，美国一位华裔商人找到陈春，坦言愿意帮助陈家。但他建议陈家加入美国国籍，这样可以援用美国法律向日方进行诉讼，不但成功率大为增加，甚至还能通过追讨精神损失赔偿，将索赔额度提高十倍。

　　这一建议分外诱人，但兄弟几人商量后，最终谢绝了对方：“祖父和父亲一直为自己中国商人身份而自豪，如果我们为了官司而改变国籍，显然有违初衷。”

　　或许，换个身份已经成功将赔款拿到，但正是这种中国商人独有的情怀，以及家族传承，让陈氏兄弟拒绝了太多诱惑，独自咬牙坚持。

　　同样是在那一年，年轻的陈平抵达日本。意外的是，当所读学校老师接到他后，第一句话竟是“陈君，我们支持你索赔！”原来中威案件早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民众大多支持中威讨回赔款，甚至在陈恰群官司失败后，日本顶级律师绪方浩等人还公然指责政府的“无耻”。

　　日本民众的友好态度让陈平深受触动，慢慢适应日本生活的他，在学习之余还在当地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工作，每个月有35万日元的工资。然而除去必要开支外，大部分薪水都被陈平寄给了兄长，用作诉讼资金。

　　1990年，赴日已有四年时间的陈平，接到兄长“回国帮忙”的电话。原来这段时间内，陈春翻阅了多本法律资料后，按照《民法通则》的解释推翻了此前日方“已过诉讼时效”的说法，兴奋的他决定在中威公司原所在地上海再度提出诉讼。

　　“我们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一点一点地搬，总会有看到希望的那天。”

　　船王第三代：鏖战继承者(二)

　　1991年，上海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中威船案。

　　这一天，陈震、陈春、陈平以及其他家人全部正装出场。“那是家族最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全员出席。”

　　遗憾的是，原本应是主角的父亲陈恰群却因为病重缺席，只得在香港家中等待法院的结果。

　　由于案件历史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双方当事人几近变更，查清谁是利害关系人，并不容易。在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法院决定休庭延期再判。

　　没等到结果的陈恰群失望万分。1992年4月，陈恰群病逝香港。临走前，病痛让这个坚强的男人没能留下一句遗言。

　　“父亲就想打赢官司出一口气。他和祖父一样是在愤愤不平中离开的。”回忆起父亲临走的情景，文静的陈平激动起来。

　　1995年1月，在延期四年时间后，中威轮船索赔案再度在上海海事法院开庭。

　　日方在庭上再次纠缠原告代理人陈春的身份问题，并以陈恰群已经逝世为由，要求法院终结此案。但法院裁定，陈春的继承地位不可否定，更有陈恰群遗嘱作证，可以继续诉讼。

　　为避免日方始终在“身份”上作祟，陈平来到当年负责收藏公司材料的档案局，希望能找到关于中威船厂档案、船籍归属等资料。但让他诧异的是，在得知他来意后，工作人员竟要求“支付10万美金，或者将索赔成功后的赔款按百分之一提成”来作为查询资料的回报。

　　尽管在朋友、律师的帮助下还是成功将档案拿到，但时隔多年，陈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然哭笑不得。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1996年，就在法院审理关键时刻，陈家内部却突然出现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矛盾和危机——陈家第二代，陈顺通的次子陈乾康突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父亲遗嘱的无效。

　　原来，陈顺通育有二子，长子陈恰群、次子陈乾康。但自l949年陈顺通去世到如今，这些年来陈乾康从未就父亲的遗嘱提出过异议，也没阻止过大哥向日本索赔。而此次陈乾康却提出，中威案发时间是在民国时期，如今时代变更，早已过了法律效应，自然陈春几人也没有索赔权利。

　　这一意外让陈家愤怒无比。祖父的遗嘱焉能无效？更让他们气愤的是，作为陈家人，陈乾康却“叛变家族”！

　　“我从不知道二伯是怎么想的！有人说他被收买了，我不清楚。但让人心寒的是，作为陈家人，他将祖父的心血置之不顾，完全忘了陈家的使命传承！”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陈恰群一脉和陈乾康断绝关系，再无来往。

　　时至2007年，这桩拖延了大半个世纪的悬案终于在上海海事法院作出判决。日方败诉，并责令赔偿中威公司各种损失共计约29亿日元。

　　船王第四代：船回来了

　　尽管法院审判日方败诉，但日方并未按照审判结果进行赔偿。“战争”没有结束。

　　“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起来有什么事情在等待你。”2012年，陈春在上海突发心梗去世，这让原本无意涉足家族讨船责任的陈家第四代陈中威，不得不面临一道选择题——作为陈春的长子，是继续过原本简单的老师生活？还是接下接力棒，继续家族使命？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讨船”这个在陈家前三代眼里无比神圣的家族传承，已经在第四代心中逐渐淡化。对于祖父辈毕生所投入的心血事业，他们不但很少关心在意，甚至还纷纷劝其放弃。

　　“大哥的儿子曾拿出一张银行卡给他，劝他放弃诉讼，安享晚年，尽管孩子们出于好意，但我们的心却难受无比。”在提及第四代对于家族传承的淡漠，陈平有些郁闷。

　　家族的索赔案虽然大局已定，但判决何时执行、索赔款何时拿到却尚无日期。陈中威会选择何种答案，让陈震、陈平无比在意。

　　2012年，在家族的紧急会议上，所有长辈都认为，陈中威是第四代中的长子，而且名字中又有“中威”，应该承接责任。于是，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陈中威手中。

　　“我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中威而起的。”陈中威如此评价自己的名字。“这种家族责任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几近思索后，陈中威最终选择了家族使命。

　　对于陈中威的决定，陈平在松下一口气后感慨万千：“不论他选择哪种方式，我们都能够理解。回想这些年的经历，索赔、诉讼改变了我们家族以及每个人的命运，尽管这是深入到陈家骨髓的家族使命，但究竟是得到了更多还是失去了更多，谁也说不清楚。”

　　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被告方“商船三井”的一艘货轮，以迫使对方执行法院判决进行赔款。4天后，这家日本公司宣布履行上海海事法院的判决，支付29亿日元的赔偿金。在接到法院的电话后，陈家众人百感交集，而这场长达77年的“战役”终于获胜。只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拿到赔款，谁也说不清楚。

　　2014年4月20日，陈中威冒着小雨手捧父亲的骨灰盒来到陵园，在棺木落下前，他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一颗颗地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