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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兴艳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怀疑，但他一直在还钱，后来被做空机构做空后股价大跌停牌，四轮进去的不少人都被套住了。”

　　大股东李炎(又名索郎多吉)不知踪迹之后，旭光高新材料集团(曾用名“旭光资源”，下称“旭光”，00067.HK)令人担心的除了员工和其华通系债权人外，还有六家在香港的中资投行涉及资金纠葛。

　　六家中资投行被套旭光

　　“有几家投行比较紧张。”三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李炎通过抵押旭光股权，从六家中资在港投资银行获得7亿～8亿港元的结构性融资。

　　结构性融资，是中资投行过去两年多来进行的金融创新。通过不同结构形式的股权加债权融资产品，包括各种类型的优先债务、夹层贷款及股本质押贷款等方式，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提供资金。

　　“说白了就是高利贷。”一名中资机构高层告诉本报，结构性融资风险很大，除了旭光外，金融机构对另一家太阳能企业的结构性融资可能也会有问题。

　　上述人士称，旭光大股东李炎已经在香港进行了四轮结构性融资，融资目的是扩建内地芒硝和PPS(聚苯硫醚)项目。“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怀疑，但他一直在还钱，后来被做空机构做空后股价大跌停牌，四轮进去的不少人都被套住了。”

　　今年3月24日美国做空机构Glaucus发布做空报告，将旭光目标价定为0港元。3月25日旭光宣布停牌至今，并延迟公布2013年业绩。“大家都很关注旭光何时能复牌解套出来，但现在大股东又不见了。”该高层称，“投资中国民营企业，风险还是很大的。”

　　中资金融机构前赴后继投入旭光，或许和旭光此前多轮向外资投行借贷、两度发行美元债，并引入中投和中信资本两名明星投资者不无关系。

　　本报查阅旭光年报发现，旭光早于2007年便以认股权为抵押，以向川眉特芒注资及收购矿场为由，向瑞信借贷1亿美元。2009年6月旭光在中银国际、瑞信和麦格理的安排下上市募集约15亿港元后，同年10月便发行2.5亿美元12%定息的优先票据。

　　2011年1月，中银国际、交银国际和摩根士丹利向6名投资者配售旭光股份，为公司募得9.55亿港元；2011年4月7日，中投子公司史泰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资本分别认购旭光9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可换股债券，这批总值1.2亿美元的可换股债券按年利率6%计算并于今年5月12日到期。

　　旭光5月12日晚公告称，本金额为1.2亿美元的可换股债券尚未转换。旭光正与中投史泰宝和中信资本就调整可换股债券到期日和其他建议修订进行讨论磋商。

　　然而港交所披露的数据和旭光年报显示，中投已经成为继李炎后旭光第二大股东，持有旭光6.24%股权共3.49亿股。李炎则持有33.53%股权共18.75亿股。

　　值得一提的是，年报显示上述可换股债券负债部分的实际利率为25.97%。此外，国家开发银行2012年10月也为旭光提供了一笔六年期贷款，为旭光完成了第一笔2.5亿美元的12%票面利率的优先票据赎回。

　　截至发稿，旭光未能回应本报上周五发出的邮件查询。

　　结构性融资回报高达30%

　　一名中资投行家称，大股东将股权质押进行融资的债务情况，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也无需公告，是监管灰色地带。一般来说融资目的表面上都是并购和扩充，但不少大股东是通过融资进行其他投资后还旧账，或者以再融资还钱。

　　结构性融资一般都是短期性质，从三个月到一年不等，上述人士称，将“高利贷”包装成不同产品后，一般安排费和顾问费就能获得超过10%的收益，再加上协调费等各种费用，结构性融资的回报可达到20%～30%。

　　“去年每家中资行都在做结构性融资。”一名银行系中资投行分析师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基本上每只小盘股都在做。”

　　多名人士称，银行系的中资投行包括中银国际、建银国际、工银国际、交银国际、农银国际等，由于来自银行的资金充足，在结构性融资业务上最为积极。而中银国际原结构性融资部门整体跳槽至招商证券[微博](香港)后，后者也开始大力发展该业务。

　　另一名中资券商高层则不认同结构性融资被称为高风险和高利贷。该人士称，中资机构的结构性融资实际上是效仿外资行的杠杆融资。他表示，此前双汇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贷款、阿里巴巴[微博]2012年退市私有化的贷款均是杠杆融资。

　　该高层认为，不少中资投行都直接从外资行聘请结构性融资人才开拓业务，收入除了比银行更高的利息外，还有贷款后其他项目，比如上市、财务顾问等综合收费。“凭什么就觉得中资做的风险大过外资？”他说。

　　但另一名中资投行家称，外资行通过将杠杆融资产品分销给私人客户分摊风险，但中资投行尚未有这种能力，往往是自己坐盘成为对手方承担风险。

　　此外据香港媒体报道，瑞士嘉盛银行4月23日已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状，要求追回李炎担保的757万美元逾期未还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