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记者 王迎波

　　近日，英国大型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因卷入商业贿赂丑闻引发全球关注，中国区4名高管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关机关带走调查。17日，GSK中国区运营总经理梁宏在央视节目中透露，出厂价140元的药品，成本仅为84元，其余约四成为各种“赞助费”和利润。

　　看病贵、看病难历来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透过GSK“行贿门”，不难窥见药价居高不下背后的猫腻。

　　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导报特约评论员杨风禄表示，除了道德和法律约束，要破解药价过高难题，还须尽快缓解“计划性”诊疗费用与“市场化”药价双轨制的矛盾，让医生收入与药价脱钩，从而降低中间环节成本。

　　专业从事医药和医疗器械咨询服务的上海野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东升，18日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要根治医疗腐败，无论是完善法律环境问题，还是改善商业环境问题，都离不开加强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严格立法和执法，以及强有力的舆论监督。

　　潜规则推高药价

　　仅靠道德约束，很难抵挡利益的诱惑。医药生产商通过向医生提供好处的手段推销药品，已经成为行业内见怪不怪的“潜规则”。

　　邢先生是某药企的医药代表，在济南某知名医学院毕业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从事医生行业，而是转做了医药代表。他告诉导报记者，GSK等外资药企一般都不会给临床医生支付“回扣”，但是会资助相关医生的科研项目，为他们的相关课题研究提供经费，资助他们在一些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邢先生说，大医院的大夫每年都有很多机会出国。跨国药企经常以学术会议为由头，组织利益相关的大夫出国学习、考察、旅游等，这些活动都会委托旅行社来具体组织实施。

　　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GSK中国部分高管与上海临江旅行社等公司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召开会议等形式套取现金，一部分占为己有，一部分用于商业贿赂。与GSK业务来往频繁的这家关联旅行社，实际上是GSK中国部分高管的“黑金池”，行贿所需资金都会通过会议经费冲抵。

　　尽管付出了高额代价，外资药企并非畅通无阻。邢先生透露，“由于没有回扣，除了一些必须品种，小医院一般都不愿意经营这些外资药企的药品。”这些小医院更倾向于国产药。国内药企通常会直接将销售额的20%-25%返给科室大夫等相关利益人。像用量较大的抗生素类药品，临床大夫每次可以获得几十元的提成，计算下来，远超工资收入。

　　梁宏承认，“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运营成本大概占到药价的20%到30%。如果把这部分成本降下来，会有更多患者因此更易获得救治。”

　　也有网友表达了对GSK的同情。新浪微博网友“懒虫喳”认为，“作为一线大夫，相信大家都会为此鸣不平，外资药企的管理更规范，不向临床大夫行贿，而是大力推进学术研究和成果。”

　　斩断利益输送链条

　　在GSK商业贿赂案中，旅行社扮演了利益输送者的不光彩角色，成为收受贿赂的中间渠道。陈东升表示，GSK商业贿赂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利益相关的第三方公司将会浮出水面。所谓医药销售行业的潜规则，无非就是医药厂家通过这些中间渠道向医院和医生等输送利益。

　　陈东升建议，对监管部门而言，凡是对外资药厂提供市场咨询、技术交流和医药研发外包等服务的咨询公司，都应该列入加强监管的对象。此外，费用支出较大的公关公司、培训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也存在利益输出的可能，对这些第三方公司都应该加强监管。

　　GSK在声明中承诺，重新审查与所有第三方代理的合作，并已立即停止使用本次调查所涉旅行社的服务，同时全面检查所有与旅行社相关的历史合作记录。

　　陈东升还告诉导报记者，多年来，医药行业的腐败不仅从未消失，而且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愈演愈烈。要杜绝这种现象，只能通过完善法治建设，对药企、医院和医生等中间环节，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惩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

　　还有竞争环境公平的问题。目前，国内医药企业和国外药企的竞争是不对等的，不在一条起跑线上。陈东升认为，从规模上讲，国内药企总体数量和生产规模比几家外资药企要大，但影响力根本无法与跨国巨头相提并论。GSK、阿斯利康、诺华、赛诺菲、辉瑞等几家大公司几乎垄断了所有高价药，医院里卖得最贵的无一例外都是进口药。国内医药企业的贿赂目前来讲仅仅是为了销量，而外资药企们不仅仅追求销量，更重要的目的是垄断市场，因为他们的产品都是原研药，而国内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仿制药。

　　医、药价格双轨

　　在葛兰素史克之前，辉瑞、礼来、西门子医疗等知名跨国公司均曾卷入涉嫌行贿风波。为什么中国成了500强跨国巨头们行贿丑闻的重灾区？难道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杨风禄认为，“计划性”医疗服务费用与“市场化”药价双轨制的矛盾，是导致医药行业成为商业贿赂重灾区的重要原因。

　　陈东升告诉导报记者，这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被不断放大了。

　　“GSK等药企的商业贿赂和贪腐支出必然会以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患者，虚高的药价最终都将由患者埋单，这其实是一笔被浪费掉的救命钱。”杨风禄说，由于医患信息严重不对称，患者对于该不该吃某种药、该吃多少、什么价格等信息几乎完全不知情，这就导致药价在政府定价部分之外完全由卖方市场控制，如果不能有效降低中间环节费用，避免层层加价，高药价几乎不可避免。

　　GSK事件也暴露出，要解决药价过高问题仅靠一个部门的一己之力很难实现。发改委已经多次通过行政手段对药价进行调整，强制下调了众多种类药物的最高零售价格。但是这种方式从实际效果看，终归是治标不治本。

　　“以药养医的商业模式，致使医疗服务价格被人为压低，诊治服务收入的不足只能通过药物加成来弥补，医生倾向于多开药、多用药，这种模式扭曲了医药市场的定价机制。”杨风禄对导报记者表示，医疗体制改革已经探索多年，仍未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其根源就在于改革医疗体制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几十年来的“以药养医”问题，仅靠政府投入和医疗服务收入难以维持医院运营和医生的体面收入。

　　行贿同时还受贿

　　GSK是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知名跨国药企，2013年位列世界500强《财富》排行榜第253位，旗下新康泰克、芬必得、百多邦拳头药品等被中国百姓广为熟悉。

　　18日，一接近GSK的人士对导报记者表示，GSK的一些做法在医药行业并不少见，以公司行为召开医疗会议，赞助一些医疗项目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同时把公司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

　　根据公安部通报，GSK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梁宏接受央视采访时细数了这些需要“打交道”的国家机关和个人，“注册方面要和药监总局打交道，药价上要和国家发改委打交道，进医保要和人社部打交道，进医院要和各地招标办以及医院的院长、药剂科主任打交道。”

　　GSK 15日在其官网发表了一份声明。GSK对本公司某些员工及第三方机构因欺诈和不道德行为所面临的严重指控，深表关切与失望，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GSK全球的规章制度、管理流程、价值观和标准。GSK还表示，对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感到羞愧，对所发生的事情深表歉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17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GSK作为一家知名跨国企业，其在华投资同样必须遵守中国相关法律。”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一旦触犯中国法律，都要受到法律制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