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科技园里爆发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作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把原来集中于深圳的产能逐渐转移到中国内地。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认为，富士康迁到内地后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管理制度作出改变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富士康按照自己的逻辑构建了一个商业帝国。

　　2013年5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因为其庞大的代工王国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举为全球500大最有影响力人物。然而，这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500个大人物之一，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的代工王国频频出现的管理问题而头疼。

　　就在此前一周，2013年4月24日，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工厂的豫康宿舍楼一名年仅24岁男性员工跳楼身亡，仅仅3天之后的4月27号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23岁的女性员工从富鑫公寓6楼跳下。

　　继2010年富士康的“十六连跳”之后，郑州园区4天内的“二连跳”再度凸显富士康在转型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成为世界第一代工厂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的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作为全球代工企业之王，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在过去的24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名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位于深圳北部不足3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

　　根据可供公开查询的资料统计，富士康台湾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地的子公司已经达到至少80家，大致分布于4大片区：

　　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片区，涵盖了大部分6C产品(6C，行业概念，这里指富士康从事的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6c产业)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三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烟台为基地的环渤海城市片区，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至今，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城市的内陆片区。

　　从这80家子公司的分布区域图中，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布局紧跟着整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延伸制造这个核心。

　　从制造开始，富士康已经接连进入设计、物流、维修等环节。这样的延伸，带来的是制造业附加值的提高。

　　在2010年6月1日前，富士康普工的底薪是900元，保持对深圳最低工资的微弱优势。这个优势加上物化的福利体系，已经可以保证富士康招聘大门外，永远人潮汹涌。

　　“每天有近两万人来排队参加招募，如果富士康把人力招募全部开满，每天可以进来6000人，意味着许多人需要排几天几夜的队才能进来。”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曾向媒体如此表示。

　　但这个优势与富士康在产业上的杰出表现并不匹配。

　　2000年年初，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还是新加坡的伟创力集团，但富士康从2004年进入飞速增长期，成为世界第一代工厂。到2010年，在代工行业，富士康的体量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十一名的总和。

　　年报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营业收入为32.3亿美元，但人力成本支出仅为2.43亿美元。在富士康的企业规模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时，人力支出所占比例甚至还略有下降。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以制造为主业的富士康的唱衰之声不绝于耳。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认为，富士康要转型。

　　富士康“内迁之举”

　　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科技园里爆发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作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把原来集中于深圳的产能逐渐转移到中国内地。

　　2010年，富士康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先后在重庆、成都、郑州等地建设新厂，这被外界解读为“内迁之举”。而更多的声音认为，富士康向内地城市的持续扩张，是为了追逐更低廉的劳动力和更优惠的条件。

　　郭台铭希望在这些新建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员工福利、丰富员工娱乐生活等来减轻工人的压力，从而减少跳楼等事故的发生。

　　之后郭台铭推出了多项措施，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待遇以及安装和加固更多安全防护网。此外，他还声称将更多的生产线实现工业自动化——计划在3年内将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规模从现有的1万台扩大到100万台，中国大陆首批全自动化工厂有望在5到10年内投入运营。

　　另一些改革也在进行，比如日渐被提上日程的“去社会化”。

　　2010年下半年，深圳富士康引进了两家专业的物业公司，将员工的住宿剥离出去，现在与员工对话的不再是企业，而是物业管理公司。

　　而在内地的许多城市，比如富士康的郑州工厂，这些服务往往都是由招商引资心切的地方政府来想办法提供。

　　郑州富士康四天两连跳事件后，善后的是作为管理部门的郑州航空港区政府部门。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当初落户郑州的条件之一便是，富士康不再一条龙地包揽宿舍，住宿问题统归当地政府负责。

　　但这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超级工厂模式的种种死结。

　　长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认为，富士康迁到内地后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管理制度作出改变。

　　“目前的半军事化管理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所以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制度、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员工压力大跳楼乃至罢工等问题日后还会经常出现。”卢晖临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富士康这种把在中国沿海地区不可持续的工厂复制到内陆省份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在沿用相同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车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张车伟表示：“继续仰仗大批非常年轻的劳动力是有风险的，短期来看，富士康可能仍会如此生存下去，但最终，他们必须意识到劳动力队伍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被指违反劳动法

　　继2009年、2010年，富士康连续出现跳楼事件后，富士康发生了许多变化：该公司给其在深圳的最大工厂的许多工人大幅加薪；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将满足工人食宿需要的责任移交当地政府。

　　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看来，在工人权利方面，一切都没有改变。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媒体表示，富士康让工人长时间加班，违反了劳动法。

　　郭军表示：“每月加班超过100小时，这还不算违法吗？如果跟职工协商过就不叫违法，那就没有违法了。”如果企业向工人提出不合理要求，工人有权拒绝；如果存在违反劳动法的问题，富士康自己的工会完全可以提出这些问题，他如此认为。

　　2010年，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表示，富士康同意在2013年7月之前将工人工作时间降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上限之内，并把加班时间降到每月36小时的上限之内。这将要求富士康把加班时间削减一半以上，因为报告认定现在的加班时间达到了一个月80小时。

　　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国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劳工组织认为富士康不符合劳工组织要求的行为，可以根据劳工组织有约束力的条款，对富士康进行违约处罚；至于富士康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部分，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于国富称，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给劳工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准时发放工资。如果没有，就需要接受处罚并及时改正，对于没有改正的企业，企业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可以要求其停业整顿。

　　“让员工加班，用人单位不是支付加班费就可以的。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工作时间是每天不超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加班每月最多不超过36小时。如果企业要求员工长时间高强度劳动，劳动行政部门应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而从民事的角度讲，劳动者也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投诉。”

　　至于富士康以30分钟为增量来支付加班工资的行为，于国富认为，这属于克扣工资行为，员工加班时间应该据实计算。

　　富士康郑州工厂两连跳，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富士康管理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也引起外界的关注。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富士康几十万员工形成一个小社会，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其中政府要首先承担责任。

　　“尽管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但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廖为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