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学生踏上赴富士康工厂实习的大巴。（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新华网深圳10月17日专电(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王攀 付航)近日，富士康烟台园区以实习名义大规模聘“学生军”并含多名未满16周岁学生的事件，引发舆论极大的关注。富士康科技集团16日发布公告，确认媒体报道基本属实，确有部分实习学员低于16岁。该声明还表示，“集团已督促各厂区进行彻查，并向学生致歉。”

　　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纸“致歉”声明。在这份公告中，富士康还将烟台工厂和位于其他地区的工厂做出了明晰“切割”。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烟台工厂只是“个案”，其他地方并没有类似违法情形。

　　然而，一纸声明加上承诺“彻查”，恐怕难以打消社会近年来对富士康“滥用实习生”的种种质疑。

　　承认违法 富士康声明“向学生致歉”

　　近期有媒体披露，富士康烟台园区以实习名义大规模聘“学生军”，并含多名未满16周岁学生。据报道，从今年9月开始，山东烟台市政府要求各高职高专院校派学生去富士康实习，最小的年纪只有14岁，这些学生在流水线上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劳动。由于要赶订单，学生们被迫昼夜赶工，很难有休息的时间。

　　消息被披露后，引发了网民强烈反响。不少网民将烟台和此前江苏淮安等地富士康工厂被曝光涉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强行动员”当地职校学生充当实习学员相联系，纷纷质疑富士康的用工机制是否合法，有的网民还用“黑心工厂”等形容富士康。

　　对此，富士康科技集团16日发布声明，承认经过调查，“确认媒体报导内容基本属实”，“集团发现山东省烟台市部分实习学员年纪低于法定工作年龄16岁。”声明还承认，“此状况违反了中国劳动法”。

　　“这是一份致歉声明，我们向这些学员表示道歉，这是公司的明确态度。”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说。

　　但这并不只是一纸“道歉”声明，更是一纸“切割”声明。按照声明说法，“集团对大陆其他厂区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除烟台厂区外，其他大陆厂区均未有类似情况发生”。

　　“烟台工厂只是个案，我们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未成年人成为实习生，我们还在调查之中。”刘坤说。按照声明的说法，“有关本事件，对于富士康员工涉入未认真查核之失职人员将会惩处并予以解聘。”

　　“切割”声明恐难解社会质疑

　　可是，靠这一纸声明，富士康就真的可以跟社会的质疑“切割”干净吗？

　　事实上，恐怕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难以如愿。因为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在实习生问题上引发激烈批评了。就在一个多月前，就有微博和媒体报道披露江苏淮安部分在校学生被强制前往富士康淮安工厂实习，不参加者有可能无法获得毕业证书。事件披露后，网民就已经恶评如潮，而类似的现象较早在河南焦作、江苏昆山等地也都曾出现过，同样引发强烈批评。

　　“近年来，富士康不断将制造能力从沿海向内地迁移。在这一过程中，其招工方式暴露了一大堆问题，但一直没得到解决，甚至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长期关注富士康用工问题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说。

　　对此，富士康方面有关人士对记者的解释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制造业周期性用工态势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完善”决定的。一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有淡旺季之分，旺季如“iPhone5”发布之后难免需要大量增加短期人手；二是劳动力市场相对东部沿海地区不发达，富士康主要依靠“校企合作”来缓解缺口。而在此次的声明中，富士康进一步将这种模式形容为“我们提供职校合乎实习规定的条件，由校方来介绍学生并符合工作规定”。

　　可是究竟依靠什么制度来保障所谓的“校企合作”不演变成大批学生怨声载道、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摊派实习”、“强征实习”，富士康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刘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则强调，富士康内部确有相关制度来预防违法用工，声明则只是承诺未来“建教合作与人力招募之规划更应谨慎和警惕”而已。

　　潘毅对此就明确抱怀疑态度。曾经多次组织人员对富士康等企业里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的他介绍说，在今年5月前对四百多名富士康“学生工”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的学生在走上实习岗位的时候还没有达到第三学年，更让人震惊的是有的学生仅仅被录取，还没有入学就被要求进工厂实习。

　　“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学生工’所从事的岗位专业不对口，也不是对技能有特别要求的，只是作为纯粹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劳动保护、职业安全培训缺失，让‘学生工’被暴露在危险的作业环境下。”他说。

　　政府部门不应成为幕后推手

　　在批评富士康的同时，许多网民也注意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滥用实习生”问题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据网民和媒体披露，在近期富士康大规模使用“学生工”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都使用了包括“红头文件”在内的种种“支持”手段，相当部分学生是迫于政府部门压力才进入富士康工作的。

　　有熟悉富士康运作情况的人士向记者介绍说，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倾力支持”，还是“唯GDP观”作怪。“富士康集团在各地的工厂动辄数万人规模，往往是当地‘第一大厂’，虽然税收不一定多，但给GDP总量‘添色’作用大。因此政府部门想出各种办法给支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潘毅看来，当前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都没能打消这种支持。他说，除了深圳龙华园区“学生工”使用数量确实在减少外，郑州、成都等地还在不断增加“学生工”。

　　“企业扩张很快，基本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怎么能不想方设法‘挖掘’呢？”他说。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在大陆地区的员工人数去年还不到一百万人，今年就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但与这种扩张趋势相背的是，我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民工荒”已经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富士康也在强调转型升级，但这种转型升级是否跟上了社会要求的步伐，是否寻找到了一条合理的模式，而不是‘转移’这么简单，希望企业和急于那个引资的地方政府都认真想一想。”潘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