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辽宁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资料图)

　　朝方所为难免杀鸡取卵之嫌，而周福仁自身，在投资境外一个迷雾笼罩下的国家之前，的的确确轻视了政策风险。在这场“中朝”较量中，没有人无辜。

　　辽宁首富梦断朝鲜

　　□文/本刊见习记者 覃 澈

　　周福仁回来了，带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六年前，这位辽宁最大民营企业的老板带着这个梦来到朝鲜，通过拿下一个储量17亿吨的铁矿项目，投资2.4亿元，勾勒出每年可达15亿元的利润宏图。这是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对朝鲜投资最大的项目。没想到时至今日，周福仁不但血本无归，还求告无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当初的豪言壮语，现在看来仿佛一个笑话。

　　对峙

　　2012年3月2日凌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铁矿，西洋集团控股的“洋峰合营会社”。睡梦中的10余名西洋集团驻朝鲜员工突然被吆喝声吵醒。睁眼看时，他们床前已经站满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你们马上收拾东西！离开朝鲜！”随后，全部的西洋留守员工被押上了早已停放在厂外的大巴车，从瓮津现场直接押运到新义州遣返中国。

　　——哀莫大于心死。接到员工电话的时候，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已经麻木了。对于这个做了六年的梦，他已经彻底死心。现在，他只想拿回自己当初的投资，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他终于答应朝鲜方面提出的3124万美元的铁矿项目转让价码。

　　这已是他的底线。可是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朝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周福仁出离愤怒了。2012年9月，国内媒体相继刊登“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血本无归”的消息。通过互联网，消息迅速流传，反响巨大。

　　这一次，朝方倒是迅速有了动作。9月5日，朝鲜对外经济投资协力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西洋集团纯属诋毁，其自身“并不是对毁约没有责任，从法律上分析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来看，西洋集团反而负有更严重的责任”，并且“一些新闻媒体罔顾国际惯例和商业秩序盲目兴风作浪，无异于给阴险敌对势力挑拨朝中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给投资气氛泼冷水的阴谋火上加油”。

　　这是极其罕见的朝方对某个企业的动作作出回应。

　　数日之后，记者面对面询问周福仁，这个55岁的民企大亨提到这份回应依然激动得难以自持，“他们说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我们合作都是国家批的，朝鲜人大的批示都有，怎么能说是不正规？我们在那儿干了六年，在朝鲜议事堂谈事，朝鲜副总理级的官员来中国好几次，怎么还能说不正规呢？那个地方(厂址)是朝鲜的边防地区，普通人是进不去那个区域的，手续不全会让我们到那儿去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初正是朝方极力邀约并作出各种承诺，才最终促成周福仁义无反顾奔向朝鲜。

　　入朝

　　“我们公司领导班子90%以上的人不同意这个项目，但我自己是一意孤行作了这个决定。”为了鼓舞士气，当时周福仁甚至喊出了诸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等口号。

　　——他梦想着“成为菱镁砂行业的垄断者”。

　　1988年，周福仁在辽宁海城创建西洋集团。全球80%的镁矿原料供给来自于中国，而中国100%的原料供给来自于海城。天时地利，再加上独创领先的采矿碎矿技术，西洋集团迅速扬名业界，与同城的后鹰集团、华宇集团，以及位于大石桥市的华晨集团并称“镁矿四大家”，后更挤垮曾经的行业老大辽宁镁矿总公司，风光无限。

　　此时周福仁将目光转向了毗邻的朝鲜。在他看来，朝鲜丰盛的矿产资源和政府放任开采的政策，无疑是进一步成就西洋集团的最好契机。

　　据业内人士估算，朝鲜所拥有的镁砂很可能达到惊人的64亿吨，比中国更多，而且其矿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属上乘。另外，当时中国国内菱镁矿每吨成本价为300美元，而朝鲜镁矿品类比中国更为优质，每吨成本价却仅在150美元左右。

　　更令周福仁心动的是，在中国开采镁砂需要相关部门颁发许可证，同时在持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每年只允许开采160万吨镁砂，而在朝鲜却并没有此类限制，处于随意开采阶段。

　　不得不承认，周福仁具有战略眼光。但他轻视了投资风险。在境外尤其是境外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投资，政策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风险。这可以说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2005年初入朝鲜，西洋集团与朝鲜最大的矿产公司朝鲜镁砂总公司的合作，因朝方企业的消极态度半途而废。此时，一家名为朝鲜岭峰会社的企业进入周福仁视野。这家以海产品贸易为主的企业声称，其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地区有大量矿产资源，正在寻找投资者。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矿也不是他的，按朝鲜的规定，矿是国家的，谁能招商成功就是谁(来开发)的。”

　　不过当时，周福仁率队前往黄海南道考察，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贵宾待遇”：岭峰会社局长李成奎亲自在停机坪迎接他，随行的还有身穿朝鲜民族服装手捧鲜花的诸多人员。

　　当然，更重要的是，“矿的面积大，储量有17亿吨，虽然矿的品位低，但选矿的效率高，出产的铁粉品质好，地理位置也好，就在海边，运输可以直接出海。”

　　面对记者，周福仁坦承，当时也有过疑虑，“从去考察到真正投资有1年半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也不断在作思想斗争。”毕竟上一次跟朝鲜企业合作就无疾而终，这次会不会也这样？“当初觉得朝鲜再怎么乱来也不会打中国人主意，谁知道还是太天真了。”

　　2006年10月26日，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会社在辽宁海城签订了项目合同，成立洋峰合营会社。合同约定，中方以选矿技术、生产管理技术、无形资产和现金出资总共折合成3600万欧元，占股75%；朝方则以瓮津地区铁矿资源和建厂土地折合成1200万欧元，占股25%的比例进行合作。

　　周福仁怎么也想不到，这份看似合理的合同已经为后来双方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博弈

　　很快，变数出现了。2007年，西洋集团收到批准文件作废的消息。对此，朝方的说法是政府曾规定，与外国投资者组建的合营企业，朝方企业占股比例不能低于30%，外资企业最多占股70%。而西洋集团与岭峰会社所签订的合同显然不符合朝鲜政策。

　　这直接催生了现在记者看到的两份批准文件。

　　一份由朝鲜经济协调指导局下发的批准文件(扫描件)显示，在这个中朝合资公司中，中方占股75%，朝方占股25%。而在另一份朝鲜商务部下发的文件中，这一比例则变成了中方占股70%，朝方占股30%。

　　“最初觉得我们出人出资，如果按照7∶3的比例来算的话太亏了，所以要求更多股份，当时还考虑到朝鲜政策是否能通过，但对方一再保证(可以通过)，所以才签署合同，现在看来当初就不应该抱着‘赚’了的心态。”

　　一是抱着“赚”了的心态，二是由于政策规定，中方企业既没有办法从朝鲜政府获得公开发布的政策，更无法和朝鲜政府直接接触，朝方企业就成了朝方政策的唯一传递者和信息源。

　　周福仁立刻找到李成奎，要他给个说法。“当时朝方拿着这个文件把西洋集团骗到朝鲜，到了朝鲜之后告知中方原文件作废，要求收回，再重新由朝鲜商务部批准。”而在新的文件中，中朝双方股份比例变成了7∶3。据说李成奎主动承诺，两次协议书中所差的5%股份由项目建成后岭峰分红给予西洋弥补。

　　一方面，对方信誓旦旦，另一方面，第一份协议一签订，西洋集团就开始各种准备工作。前前后后已花了上千万元。箭在弦上，已是不得不发。周福仁妥协了。这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在一个不规范的商业环境里，“妥协”看似短期得利，但实为下策。

　　2009年初，周福仁又遇变数。

　　偶然间，他听说朝鲜政府要对资源类项目征收25%的资源税。而朝鲜合作方竟从未向他提及此事！此时，周福仁方才发觉，在一个政策极具随意性的国家投资，风险何其巨大。他开始焦虑起来，左思右想，“那时候才投资几千万(人民币)，我就想不要了。”

　　2009年6月，周福仁以公司内有领导去世、中方员工需回国参加追悼会为由，将绝大多数中方员工召回，随后，西洋集团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正式的停止投资函。

　　得知消息后，李成奎多次到中国来请求西洋集团继续投资，表示朝方新的资源税政策只是针对新项目，此前签约项目维持不变，并且出具了由朝鲜对外投资协会出具的保证函，承诺给西洋集团的政策30年不变。期间，跟李成奎一同到中国的还有一位叫徐奉日的人。朝方介绍徐为“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并称呼其为“徐副总理”。

　　尽管如此，被股份比例、税收政策弄得逐渐疲累的周福仁，还是不放心。他认为这种保证函没有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他提出如果要西洋集团返回朝鲜，必须要朝鲜最高权利机关的保证函。

　　终于，李成奎再次找到周福仁的时候，给他带来了一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下发的2009第53号文件，确认双方2006年10月26日签订的合同有效。

　　得到保证的周福仁重返朝鲜。他又开始做起“梦”来，甚至计划在朝鲜追建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选矿厂，预计每年可盈利50亿元人民币。

　　交锋

　　2011年4月，瓮津铁矿项目终于开始投入生产。西洋集团将150名技术工人派往朝鲜，与这150名中国工人一起工作的还有500名朝鲜员工。在手把手教会朝鲜人员采矿技术后，这一项目在3个月产出了3万多吨质量不错的铁精粉。

　　眼看投资要有回报了，没想到2011年6月一次突发事件，竟让周福仁彻底梦碎。

　　2011年6月，一位姓郑的朝鲜科长因为工作不力被周福仁开除了，这本是一次在周眼里看来极为正常的人员辞退，殊不知却成了双方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7月，“徐副总理”专程从平壤开车来到工厂，警告周福仁不要随便开除朝鲜工人。对于这一举动，周福仁认为对方是过多插手自己企业内部事务，属于无理取闹，跟对方吵了起来。

　　作为一个在中国草根商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周福仁却在朝鲜显得太不懂“政治”。这或许是他犯下的第三个错误。

　　事态就此急转直下。2011年9月5日，西洋集团突然接到朝方发来的一份文件，文件涉及16个修改合同的意见。譬如资源费收取铁粉销售价格的4%~10%、土地租赁费每年每平方米1欧元、收取工业用海水费用每立方米0.14欧元，而原合同中规定没有资源费和土地租赁费，因为朝方以矿山资源和土地出资折1200万欧元，其中包括了资源费和土地租赁费，修改后相当于重复收费，并且原合同规定中，海水也是不收费的。又譬如电费每度电按0.5欧元收取，而原合同中明确规定每度电0.33元人民币。最严重的修改，是生产的铁精粉为“试生产”产品，不准销售，并且原合同只征收利润10%作为所得税，要改为再征收销售额的25%作为资源税，等等。并且，修改意见再三强调朝方是法人，企业是朝方说了算，而原合同规定中方管理。

　　——照这种改法，西洋集团在朝鲜不但赚不到钱，还会倒贴进去！“这不是要撵咱们走吗？”周福仁猛然意识到，朝方可能要单方面毁约了。

　　2011年9月6日，周福仁与朝方进行谈判，但最终不欢而散。他试图通过停产向朝方施压，对方仍然不为所动。

　　如果说之前周福仁还有资本以终止投资为挟，现在，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朝方已经把我们的技术学得差不多了，你要是威胁停产他们也不怕，毕竟他们可以独立开工。”

　　2011年10月18日，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秘书和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处长的组织和参与下，西洋和岭峰双方在平壤再次举行了一次谈判。谈判持续长达12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钟，仍未取得任何进展。而朝方更在会谈后称，双方合作终止，要求西洋集团退出。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西洋集团内部人士对记者感叹，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阴谋，“朝方为了拉西洋去朝鲜投资，采用欺骗加许愿的手段，就是想学到技术之后把我们一脚踢开”。

　　阴谋？

　　“我们离开朝鲜，不是暂时性撤退，而是活生生被撵出来的！”

　　事已至此，西洋集团也不想干了。周福仁要求朝方赔偿其在朝鲜的投资加利息共4500万欧元。但朝方提出只按本金3000万美元购买股份，不计利息。周福仁表示不能接受，再次愤而回国。

　　双方冲突正式爆发。事态愈演愈烈。2012年2月7日，朝方单方面终止双方合同，并下发了朝鲜投资委员会第58号文件，取消洋峰合营会社企业创立证书；继而2月29日，朝方强行对中方在工地留守人员断水、断电、断通讯。最终演变成3月2日，朝方对中方工人的驱逐。

　　被逼回国的西洋集团不断催促朝方再次会谈，但是均遭到拒绝。

　　面对记者，周福仁描述了早在2007年10月，项目刚刚进入实施阶段遇到的困难——当地没有粮食，西洋集团需要从中国运粮食前往朝鲜，当地没有通电，不得不依靠柴油发电机进行发电。而更为艰难的则是将生产设备从中国运到朝鲜境内后，要通过朝鲜的铁路运到项目现场，全程长约400公里。“朝鲜的铁路年久失修，火车时速只有10公里左右，开快了就容易‘掉道儿’。”在如此条件下，西洋集团跨越国界的设备运输最终花费了三个月时间才到达目的地。而且设备到达现场后，当地居然没有吊车进行吊装，周福仁又不得不前往吊车集中地平壤雇车。

　　“不是拿钱就可以雇的。”周福仁说，“你拿钱去了，领导干部说吊车有，但出不去，车没有轮胎，又得给他们买一套新轮胎，换上。”

　　周福仁说，他此后才想明白，“他们这套做法的目的就是，万一活儿干不了，东西你也给我换上了，先赚你一笔。”

　　——从头至尾都是阴谋吗？未必。周福仁和西洋集团当初一系列“妥协”也授人以柄。现在按照朝方说法，西洋集团无法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诸多正规文件，双方签署的合营合同及投资批准证书也系伪造。西洋集团很难自证。

　　周福仁也曾寄望通过在朝鲜有特殊关系的中国人来协调此事，但得到的答复是，朝方要30万美元，然后再研究此事。

　　他开始绝望起来，终于答应了朝方的条件，但要求对方必须在20天内支付3124万美元的转让金。其中3000万美元为西洋集团投资金，而124万美元则为中方所使用柴油发动机生产铁粉时的电费，同时周福仁还要求，赔偿金要按照付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所显示汇率折换成人民币赔偿给西洋集团。而朝方也要求西洋集团出示保证函，以证明在收到钱后和朝方一刀两断。

　　直到2012年7月13日，几个月过去了，周福仁仍未收到这笔严重缩水的转让金。不仅如此，第二天，还有一个在朝鲜的中国企业家告诉周福仁，他的工厂已经被朝方重新启动生产，铁粉已被卖掉。

　　这个已经55岁的民营企业家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他只能求助于媒体。

　　记者问，难道不能通过贸易仲裁解决吗？周福仁疲惫地说，中方人员在没有合作方人员的陪同下不能去朝鲜国际仲裁贸易委员会——显然对方不会主动把周福仁带去；另外，朝鲜到目前为止没有参加任何世界公认的贸易组织，一旦发生贸易纠纷，不仅在朝鲜无处投诉，在国际上也无从下手。

　　壮志未酬身先死。截至记者发稿，周福仁仍没收到朝方付款。而因为在朝鲜的巨额投资占用了西洋集团现金流，现在西洋集团运营困难，旗下企业有的甚至已经限产或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