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卢雁
24岁的湖北十堰青年刘皓昨日回到单位开工,此前他休了个探亲假,但这个假期可一点都不“享受”:他的东家——武汉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从9月份起受到中日两国钓鱼岛问题的影响,产量锐减,原本每天一小时的加班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刘皓这样的一线工人每月收入减少近2000元。
10月9日,刘皓与相恋多年的同学小玲(化名)在老家领证办酒,收入的减少于这对新婚夫妇而言可谓是伤筋动骨。
减产导致取消夜班
记者在上海见到了刘皓。
至于为何会到上海,刘皓解释说:“原本打算去三亚或者丽江度蜜月,现在为了省钱就改去了在嘉兴定居的姐姐那儿,借道在上海玩两天。”
为了赶当天中午去嘉兴的火车,刘皓约记者一早9点在静安公园碰面。刘皓是个准时的小伙儿,卡其色外套搭配牛仔裤和板鞋,略微卷曲的头发和一副黑框板材眼镜,笑起来就会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只是刘皓很少笑,只有聊到他的新婚妻子时才会露出略显羞涩的微笑。
“其实这并非外界认为的人为降薪,而是因为产量锐减导致加班减少带给薪资的影响,这点我还是分得清楚的,我相信这是暂时的。”刘皓说。
在这家日企,刘皓这样的一线工人每月的薪资构成是明晰的:基本工资2950元+加班费+效益补贴每月五六百元+全勤奖100元,刘皓每月的收入能在5000左右,浮动的是加班费,“以往每天加班1小时,每个周末也会有一天加班,平时白班夜班两班倒,后来取消了夜班,变成做一休一。这样一来,加班没指望了。”刘皓说。
9月20日,刘皓所在的班组长召集班上23个人开会,通报了相关情况“销量急剧下滑,很多4S店车都卖不出去,要减少产量……”并转达了公司“取消夜班全部上白班”的决定。“当时多数人都觉得可以放松一下。
“也有不少人担心会因为这个事情下岗,领导也给我们开过几次会,每次都会给我们吃‘定心丸’,意思是说即便日资撤出,也不会失业。’但减薪也是实实在在的,只希望钓鱼岛争端快点平息。”刘皓说不曾想到,他这样一个小人物也会受“国际关系影响”。
别看刘皓年纪小,却已经是湖北东风本田生产一线上的老员工了。2009年毕业实习,湖北东风本田来学校招工,刘皓是班上20多人报名、最终录取的那4名中的一个,“那时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仅仅一个体能测试,就淘汰了一批人,我还算比较幸运的吧。”刘皓说。
第二年,刘皓毕业后正式与武汉东风本田签约。
而之所以说刘皓已是“老员工”,这可以从他的几次换岗窥见:最初进厂,刘皓被分配安装发动机上的变速箱,结果没干几天双手就肿了一个星期,后来换成操作拧紧机,拧紧减震器和传动轴转向节之间的螺栓,就这个简单的拧紧动作刘皓重复了一年多,“平均60秒钟一台车,一天干9小时,但这已经是相对轻松的活了。”刘皓说。
如今,刘皓大多时候在线外,给同事补充物品,偶尔缺人手,就去顶一下。从他轻松诙谐的语调,可看出他对这里的工作环境很满意。
相信通过努力就能晋升
“一个清洁的环境,还算不错的伙食,薪资也还过得去,对细节苛刻。”刘皓说这家企业符合了他对日企的预期。“比如说,一个岗位,三个人能轻松胜任的,日方一定会要求两个人能抗下,但他们会尊重一线工人对工作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和建议,一旦被采纳,回报你的是还算可观的金钱和礼品。”这是本田公司自1953年起实施的改善提案制度。
刘皓是一线工人中的“点子大王”,“进厂的第二年,我就提出传动轴上的吊具是否可以套一个橡皮圈,以免吊具与传动轴相碰触时钢筋之间造成磨损,避免直接接触,当时提出即被采纳了。我有时候一个月就会提个好几条呢,一季度一统计一奖励,我最多一次一季度奖励了五六百元,再加一个电饭煲。”刘皓说起这个显得特自豪,对日本人的细节管理,刘皓还是颇为推崇的。
同时,自2000年起,每年6、7月份举行的NHC(New Honda Circle)活动也成为刘皓这类一线工人有望晋升的现实抓手。“就是借助工作小组、任务团队或质量圈形式的活动,使员工广泛地融入和参与生产改善活动和经营管理,NHC正是本田在全球开展的这样一种小组活动。”刘皓介绍说。
“这个活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提升团队协作有帮助,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晋升渠道,很多班长都是通过这样升上去的,总之,在这里不会埋没你,每一个层级的晋升渠道也都是看得见的,只要你够努力。”刘浩说,眼下他的工作规划就是当上班长,“一般工作五六年就有机会了吧,不过我现在才3年。”
在这家日企里,一线工人们7时30分上班,下午通常加班一小时,17时15分下班,晚班工人17时15分接班直到次日1时55分,生产线才彻底停下。每天都有上班前的早会和下班后的晚会,“一般开五六分钟,都是班长主持。”这家日企实行严密的层级管理,班长管一个23人左右的班组,班长之上是系长,再上面是科长、部长。
至于例会的内容。刘浩说,“做汽车的最注重品质,开会就是总结当天的工作情况,现在年轻人玩性大,有时晚上通宵、上网等等,都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班长会点名谁精神状态有问题让其注意休息……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也没见工友为此影响情绪,我对这套管理方式是肯定的,很快就适应了。”
刘皓住了两年的单位集体宿舍,4栋6层楼的房子,3个人分享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有电脑桌和大阳台,每个楼层有公共的卫浴设施,还有一个公用大客厅可以看电视。最受欢迎的是,平时只要平摊水电费。但刘皓后来还是选择在外租房,一说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也为了出行逛街方便,至于其他原因,那是后话了。
每年至少一次的旅游,一般两天时间,虽然去不了太远,但3年下来刘皓还是跑了不少地方:除武汉外,去了安徽、三峡、湖南等地。“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加工制造企业的负面新闻,比如富士康,就会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刘皓笑着说。
新婚生活品质打折扣
为了回老家结婚,刘皓向工友和老家的朋友借了一两万元钱,“结婚时自己没什么钱……”刘皓解释说。
好在小玲是自己的初中同学,两人一路走来患难与共,对他们来说,对彼此好,才是第一位的。
去年刘皓从集体宿舍搬出,在与单位坐车20分钟的地方租房——一间60平方米的小屋,锅碗瓢盆、家具电器样样俱全,这就是刘皓小两口爱的小屋,但他们并没有为了结婚再作装修,原来还有一件好事等着他们:今年8月,公司开建针对所有员工的住宅区,预计2015年交房,大约有4000多套,介于福利房与商品房之间,步行到厂区仅需20分钟,均价3000元,远低于同一地区房价。刘浩说,“按照我的情况,估计能买到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
“工资受影响也许是短暂的,但社会上有些的看法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弭,尤其在看到西安、长沙的反日游行种种暴戾情景之后,现在出门最怕别人问我在哪儿上班,因为我不好意思说在日企工作,怕被别人说成自己在给日本人卖命……”刘皓说。
不过,对企业以及自己的未来,刘皓说,“毕竟品牌和口碑还是得到认可的,相信只要两国关系交好,销量一定会好的,再说,这不是一个小型企业,说倒就倒的,毕竟有那么多人,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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