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万里行报道组

　　本报记者 张萧然 杜文科 陈小秋报道

　　在海洋权益和能源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南海，这片蕴藏着丰富油气资源的海域，变得炙手可热。周边国家虎视眈眈，并趁机扩大染指。一时之间，南海局势波澜迭起，阴云密布。海南，这颗镶嵌在万里碧波上最璀璨的明珠，再次临危受命，担负起开发南海、捍卫国家主权的职责。

　　南海稳，海南兴，二者间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早在建省之初，海南就被赋予南海的管辖权，但24年过去了，坐拥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域和南海诸岛的海南依然是望眼欲穿，嗷嗷待哺：掌控着全国2/3的海洋面积，但海洋经济总产值仅是近邻广东的1/16；拥有全国约1/3的油气资源储备，但工业却远远落后于沿海其他各省。

　　但管辖权的虚化以及体制的问题是捆绑海南腾飞的枷锁。2012年，一个新的机遇向海南走来，三沙市的成立为海南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曙光，但破茧而出、化蛹成蝶都要经历阵痛，更需要破茧的勇气和革新的魄力。

　　南海资源开发刻不容缓

　　“失去南海就相当于失去中国油气总资源的1/3”。一句话点出了南海在中国资源战略中的重要意义，也说穿了周边各国纷纷染指南海的秘密。

　　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和澳洲来往的“十字路口”，自古就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占据中国2/3海域面积的南海，蕴藏的各类资源储量惊人，可谓天然蓝色聚宝盆：油气资源总储量大致在230亿-300亿吨油当量，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1/3，可燃冰地质储量约为500亿-700亿吨油当量，远景资源储量可达上千亿吨油当量。

　　粗略计算，整个南海油气资源可开发价值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在未来20年内只要开发30%，每年可为中国GDP增长贡献10.5-21个百分点。

　　在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锋看来，以上数据相对乐观。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受限于南海复杂的地质、勘探程度以及各国的地质调查数据不能交流共享等因素，目前石油地质学界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

　　虽然有关南海油气资源储量的评估数据有一定的出入，但刘锋强调，“不可否认的是，南海是西太平洋海域未来最有希望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库，可开发价值超过数万亿美元。”

　　早在20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海，在这片浩瀚的海域深深镌刻下中国人的足迹。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出版的近200种地图集和权威百科全书，无不明确标明或承认，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在中国南海的传统海疆之内。中国对于南海以及所属岛礁诸岛都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权益。

　　但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的资源战略意义被探明凸显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纷纷加强了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份西方知名石油公司提供的报告显示，上述五国已经与西方200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了约1380口钻井，在中国传统海疆线内的年石油产量年均达5000万吨。

　　据悉，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大庆油田最辉煌时期的年开采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南沙群岛海域迄今没有一口油气井，没有打出一桶油。

　　中外在南沙南海资源开发上的这种悬殊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道，首先是技术因素，在之前我国不具备深海钻探技术的实力和条件，只能采取和外国石油公司合作的形式，在合作前，外国石油公司一般要进行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评估，合作过程十分波折。

　　从上世纪60年代算起，南海的油气勘探与开发活动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真正发展壮大还是近十年的事，而且多是在近海活动。直至2012年5月9日，中国首座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第六代半潜式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在南海1500米水下开钻，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第一次有了自主研发和国际竞争能力，“深水战略”由此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此外吴士存认为，这一现状还与南海油气资源的特点、分布以及地域位置有关。从油气资源分布上看，南海南部与北部存在一定的差异，北部富气，南部富油，总体上南多北少，以气为主，以油为辅。然而，南多北少的这种分布格局对中国来说明显十分不利，反而明显有利于东南亚各国。

　　“南沙的油气资源主要是天然气，天然气一旦打出来，是要同步消费的。从南沙到南海，一般都在800公里到1000公里的距离，铺这么长的海底油气管道，显然不太现实。而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越南、菲律宾，他们目前钻探成功的油气也都在距离他们大陆本国沿岸100海里左右的海域。”吴士存说道。

　　当然，也与我国所制定和实施的和平崛起战略有关。“2002《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之后，为了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维持和东盟的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克制了自己。”吴士存表示，其克制主要体现在：油气开发活动基本没有允许中海油我国石油公司在南海中南部地区对外招标，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勘探活动。

　　在处理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油气资源开发争端问题上，我国政府一直秉持着“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但从现在来看，“主权属我，搁置争议”遭遇边缘化，“共同开发”的原则形同虚设，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实施效果不彰。

　　早在2004年，吴士存就曾撰文指出，虽然近年来一些积极因素的出现使南海地区安全状况稍有改观，但依然面临严峻的南沙争端形势：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这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大局。他因此呼吁，我国南海资源开发刻不容缓，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海南迎来新纪元

　　放眼南海，当前诸岛屿被侵占，资源被掠夺，海域被分割围绕南沙岛礁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纷争日益显化，在这局势敏感、压力倍增之际，海南，这个搁置已久的“棋子”再次启用或许成为扭转全局、获得转机的关键之举。

　　在地缘上和南海具有天然联系的海南早在1956年，就已与南海油气资源结缘。当年海南渔民在新宝至莺歌海岸外发现了天然气气苗，由此拉开了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的序幕。

　　32年后，在海南建省时，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授权海南省管辖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海南成为全国唯一享有海洋管辖权的省份。

　　在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时，《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大海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把海南建成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服务和加工基地。

　　如何利用南海这片广阔海域的丰富海洋资源，促进海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直以来是海南各届领导班子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对于我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海南省来讲，南海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海南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上一直较为落后，尤其是第二产业更是短板。刘锋指出，海南要向工业化社会迈进，必须加速发展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和综合加工业。南海的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加速海南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是海南成为新兴工业省的突破口，在较短时间内有望成为支撑全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导产业。

　　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多年来海南的海洋管辖权一直是个虚化概念，停留在文件上，海南并没有真正获得相关具体的授权：管辖着2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南并没有因此而获益，渔业落后，油气资源开发裹足不前。

　　就海南来讲，海南省陆地面积不过3.4万平方公里，海域管辖海洋面积约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海洋面积的2/3，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省。“但海南的海洋总产值只是山东的十几分之一，与广东浙江相比更少，也不在一个层级。”刘锋说。

　　“推进国际旅游岛的若干意见中给予了海南建立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的战略目标，两年来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进展不大，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刘锋认为，这关键还是体制问题，南海三沙开发、南海基地建设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体制障碍上加以突破问题。

　　“在建省之初，全国人大就授予授权海南管理对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的管辖权，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看起来其实就像是“一纸空文”，很多事情没有落实。事事都要中央、外交部的批准，海南甚至也没有在南海进行石油开采地的权力，上缴的石油税收海南也没有权力分享。”刘锋坦言，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因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国家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业务，统一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负责。“条块分割”的体制直接把海南拒之南海油气开发的门外，而另一方面，中海油等石油公司由于自身的种种制约，在开发南海中南部海域油气资源方面有时候也有心无力。

　　2012年，中央政府再次重拳出击：7月24日，管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的直接行政单位——三沙市在西沙永兴岛正式揭牌成立。据统计，三沙市涉及岛屿面积13平方千米公里，海域面积约2060多万平方公里千米，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总面积管辖区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少、中国地理纬度位置最南端的城市。

　　吴士存首先肯定，三沙市的成立意义重大，有利于南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有助于加强对南海海洋环境的保护。“原来海南虽然名义上管辖南海，但具体哪个地方管、哪个部门管都不明确，而现在成立了三沙市，就可以把在南沙地区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和捕捞活动转化为地方行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国际社会的反弹和减少国际社会的压力。”

　　据保守估计，三沙市管辖海域可开采油气储量价值超2万亿美元十分可观。如果实现大规模开发利用，对于缓解我国石油能源紧缺局面、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其中5%的资源经济收益由三沙市分享，其经济收益也将近1万亿元人民币，三沙市的经济发展前景可期。

　　据吴士存透露，除了成立三沙市，中海油在南海的开发步伐也在加速。近期，中海油已在南海中南部海域公布了9个对外招标区块，总面积16万多平方公里。

　　“招标后是否很快有石油公司中标，而中标之后是否能够马上实施勘探开发，这个都需要等待观察，但至少这步已经迈出去了。”吴士存认为，怕坐失良机是政府转变政策的主因。

　　他进一步解释：“南沙之争除了地缘因素，主要争的还是油气资源，如果国家战略保持不变，我们会丧失很多机会。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既可以利用南沙地区的资源来满足我国国内的需要，也可以通过油气开发来维持正义争议，通过单边的油气开发来促进共同开发可能是有效的选择和途径。”

　　落实海南的海洋管辖权是关键

　　2012年三沙市的成立为海南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曙光，但破茧而出、化蛹成蝶都要经历阵痛，更需要破茧的勇气和革新的魄力。

　　“在南沙海今天中国不开采一桶石油，中国将来就缺少一桶石油。所以我们要加速加快挺进南沙海的步伐。”而从三沙成立来看，刘锋预计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有所为，别国才有所谓”。不采取行动，只是空谈，“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将会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要赋予海南一些权力，要鼓励海南省抢先下海抢石油积极作为。”刘锋认为，落实海南的海洋管辖权是关键之举。对于海南而言，如何理顺行政管辖职权、明确南海资源管理体制机制，也已成为海南开发南海资源的重中之重。

　　三沙市的成立为海南破题这个建设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提供了一个战略契机。刘锋建议，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尽快争取把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国家能够真正重视这个事情，下放给海南一些权力，真正给海南落实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的管辖权，“使这个权成为实权”。

　　首先，中央授予海南开发陆地与海域油气资源等矿产资源的自营开发与对外合作勘探开发权。可由海南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合作，成立专门针对南海南部油气勘探开发的分公司，建议名称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南部公司”。共同推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

　　或者国家给予海南特殊优惠政策或以入股的形式参与海洋石油的开发。目前我国的油气开发由国营专业企业垄断，只有中海油才享有我国所辖海洋的石油开发权。以特殊形式参股、入股，目前看来是海南介入南海海洋油气开发较为可行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体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确保海南省更好地履行海洋行政管辖权，刘锋建议，中央考虑海南省实际，给予海南省相应的海洋税收权，尤其是增加海南油气开发资源税收。

　　海南是海洋大省，但在海洋管理支出方面却严重乏力。据悉，目前，油气勘探开发企业在海南境内产生的税收，除了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和陆地上的营业税等税收收入归属海南省，其他主要税收，如增值税、海洋石油资源税等税收收入均归属中央。以致海南在海洋管理方面的支出缺乏稳定来源，力所不及，出现海洋部分行政管理的缺位等严重困难。

　　对来自海南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产生的海洋石油增值税、资源税等新增税收收入，刘锋表示，可以实行中央与海南按一定比例分成，比如：对属海南管辖海域石油天然气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由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征收；对发生在海南管辖的海域内的营业税、资源税和油气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可由海南地方税务局征收等；对来自海南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产生的海洋石油资源税收入，实行中央与海南5：5分成。

　　此外，刘锋建议，中央能否下放部分外交处置权，授予海南在渔政监管、法院和监管上一定的特权。越南的渔民都是武装渔民，所采取的炸鱼、毒鱼的手段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但在渔民的处置上，目前海南没有处置权，都要上交外交部。据悉，目前三沙市开始设置了法院，给予了部分的外交处置权。

　　在刘锋看来，南海油气开采的权力和部分外交权力尤为重要。对于海南来讲，是实现从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转变的重要政策支持，对于全国、中央来讲是维护主权，维护核心利益，维护2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南海权益的重要举措。“这个事情的解决对东海钓鱼岛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示范效应，如果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不好，不仅南海权益受损，整个东海问题都会产生负面效应。”

　　而海南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利用南海这个得天独厚的海洋油气资源，加大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规模和力度，积极做好油气资源下游产业链的项目投资建设工作，比如充分发挥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优势，进一步夯实洋浦油气化工产业基础，将油气资源优势转变成为海南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同时加快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建设，使南海资源开发成为海南新的经济增长极。

　　虽然吴士存对南海的现状表示担忧，“大国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呈现国际化、复杂化的态势”，但他对南海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吴士存指出，中国政府中国作为地区大国，有义务、有责任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也有能力以和平的手段，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