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美国既不愿看到苏联与中国太近，也不希望中国在经济自主化，而是企图以能源禁运的方式使其经济趋于停滞，以待其变。

　　文 | 王守谦

　　在西方工业化史的百年长卷里，美国工业化无疑是其中最为精彩的华章之一。而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核能等能源利用技术的次第更新，显然又是这篇华章不可或缺的句读与标点。  

　　正是由于美国工业化因能源而受益良多，因此深谙能源战略对于红色中国这一新兴国家的重要意义。在美国人看来，加强中国能源战略的情报侦搜，不但有利于掌控其能源供应的阀门，左右其工业化进程，而且也是防止“共产主义世界”最终坐大的重要一环。

　　美国对中国能源情报的侦搜，主要是由中央情报局(原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以及美国驻外机构实施的。在中美并无邦交的情况下，上述机构借助其庞大的组织系统，或利用秘密的情报网络猎获官方文件，或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寻找和统计重要数据，或通过第三国对华能源贸易了解中国能源储备。这批源自1948年的情报档案尽管只是部分解密，但已是迄今为止美国对新中国能源状况最为具体和真切的观察。

　　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不但是国民党军队战略物资的供应者，甚至直接参与了其战略擘划。因此，除了监控南京当局独立发展核能的行动之外，美国对其它能源情报并无多大兴趣。相反，中国共产党军队不但逐渐取得了战争主动权，而且与美国劲敌苏联的政经联系也在加强。对解放区经济和中苏经济联系进行情报侦测，无疑是美国预测中国战后局势和走向的重要参考。

　　苏联“搬走”东北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东北地区得到了美国情报系统的特别“眷顾”。在美国人看来，一旦红色政权掌控东北和华北的能源产业，势必会使其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1948年12月，中情局在提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满洲不缺乏煤炭，且采煤能力恰好超过了能源工厂、铁路和燃料的需要。开滦煤矿(天津北部)沦陷后，华北将会有超出共产党国内需求的多余煤炭。通过控制奉天和济南，共产党得到了大量的工业设施和原料、制成品储备。如果天津和别的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而且工业设施、能源工厂和铁路网以相对完好的状态由他们接管，这将有可能创造一个先例”。

　　这份报告估计，西柏坡不会“面对技术人员的大量缺口，因为国民党工厂的绝大多数技术人员可能会受到引诱而在共产党统治下工作”。美国情报界并不认为苏联会长久支持中共依托东北能源基地而逐步展开的经济恢复进程。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在一份报告中说，克里姆林宫对中共的支持，更多是垂涎满洲与华北的自然资源。

　　“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责任是它要回避的”。在苏联人看来，“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

　　苏联从日本手里夺回东北之后的利己主义举措，从侧面证实了美国国务院的分析。1946年，国务院的一份质询报告声称，苏联拆走了东北几乎所有的工业资产而不是留给中国盟友。情报系统汇总上报的各地拆迁清单表明，煤矿、煤化工等能源类资产数量最多。苏联人显然知道抽离电力更有利于控制东北。因此，“在并入苏联经济运行的机器设备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电力设备”。

　　外交官埃德温·L·波利在一份秘密报告中也证实，“苏联到目前为止运走的大部分设备是发电机、变压器和电动机”。东北工业设备的破坏和拆迁，使当地能源生产大幅度下降。1943-1947年，煤由25300千吨降至3500千吨，石油产品则由185千吨降到了0。

　　苏联对东北能源资产的控制，为自己“提供了出于政治目的向中国施压的手段”。红色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开始，就已经严重受制于苏联，不得不依靠在苏联战车上，共同应对美国未来的能源禁运。美国国务院不无远见地指出，中国领导人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独立意识，会使中苏决裂的日期更快到来。

　　监视下的“能源贸易”

　　建国初期，美国在如何处理中苏关系的问题上有些犹豫不决。它既不愿看到苏联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也不希望中国在经济自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是企图以能源禁运的方式使其经济趋于停滞，以待其变。

　　华盛顿的决策者之所以把能源贸易作为打击中国的主要手段，自然也是因为能源供应对于中国经济的核心影响力。按照情报系统对中国经济的调查与评估，“以后几年，共产党需要进口的主要物资是石油、棉花以及铁路、工厂、动力设备，任何一种物资的不足都会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的恢复。”

　　燃油需求可以用煤代替，“但炼油、汽油、润滑油和其他无替代品的石油产品必须进口”。包括航空燃油在内，中国每年需要1500万至2000万桶石油。即便“可以充分利用煤炭，且经济活动不再增加，每年最少也需要1000万至1200万桶”。华盛顿始终对中苏能源领域的贸易和合作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以免苏联对华能源出口破坏其围堵计划。

　　1950年1月4日，中情局局长、海军少将希伦科特向华府通报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特别提到苏联将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持，帮助中方进行矿产开采，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作为交换，中国向苏方提供铀、钨、锡、桐油和其他战略物资。中情局另一份报告说，“5万吨油品(包括煤油、机油和航空汽油)于1949年夏通过油轮运往大连，其中大部分已经从天津运到了青岛”。

　　除了在华间谍所提供的信息来源之外，美国也非常看重中国的公开新闻报道所提供的能源信息。1950年4月，中情局在对有关新闻报道进行统计和评估之后，中苏能源交易的密度正在增加——“在东北电厂有苏联的顾问，但数量还不确定。很可能是完成小丰满(Hsiaofengment)水电站项目需要苏联的建议”。“在奉天有苏联的化学工程师，考虑到抚顺的原油生产，这点是可信的”。

　　除此之外，苏联的技术专家还帮助当地维修铁路和桥梁，以提高东北能源基地对内地各大城市和战略产业的供给能力。上海和南方是中国有可能更快恢复经济的地区，“几个俄国小组在上海的造船厂和电力公司进行了几次视察”。“自2月中旬以来，陆续有成箱的飞机部件、配件和航空汽油运抵上海的大场机场”，“大量载有物资、航空汽油和零部件的货船经天津驶往南方”。

　　朝鲜战争和能源情报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方情报机构加强了对于中苏两国战争后勤的联动关系的侦查。1950年8月25日，一份名为《中情局关于苏联有重大敌对行动准备的情报备忘录》声称，苏联正在为朝鲜战争进行密集准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加工”，还有飞机、机场和物质储备等与能源供应紧密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该备忘录也提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共产党中国也收到了不断加速运送的军用型车辆、航空汽油和汽车用油。除了那些已在运输中补给之外，这些给养将运往朝鲜，以及运往中国的中部地区”。

　　除此之外，1951年5月23日，国务院情报研究所远东研究组提交报告，特别关注了中苏成立联合公司、开采新疆石油资源和开通新疆-苏联航线的问题。

　　情报侦搜作为战争的重要一环，成为美方观察中方政经态势、谋求打击中国参战决心的主要手段。1951年1月17日，中情局对中国政权稳定性和中苏关系进行了评估。它认为，中国城市经济严重“依赖海外和沿海贸易”。“如果西方通过经济控制、禁运、海军封锁等手段削减共产党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必将造成中国城市的失业和混乱，从而妨碍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发展以及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

　　除经济战手段外，假如西方对中国某些港口、铁路系统、工业生产及储备基地进行一场海空轰炸的话，将会重创共产党中国的持续作战能力，从而损害其政权维持内部控制的能力，并令人信服地使政权稳定性受到严重危害”。

　　上述情报除了分发给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外，也同时抄送核能源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和军需委员会等能源产业的决策机构。它显然对美国最高决策层产生了影响，因为在此之后，隶属“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会”很快将更多能源产品或者替代品列入了对华禁运的清单，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也加强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轰炸。

　　核情报虚惊

　　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两国基于战略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军备竞赛开始走向深入，苏联甚至一度处于优势。1958年7月22日，为避免苏联核能产业继续坐大和中国加入核武阵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机构曾经讨论过对中苏两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就动用核武的可能性后果，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报告。

　　这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是基于《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罗森塔尔的报道而做出的。罗森塔尔认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年的会面，将导致中苏在原子能领域加深合作，苏联会为中国提供“原子武器”和“四个额外的核反应堆”。

　　不过，美国领导人对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们基于苏联领导人“惯用的现实主义态度”，认为苏联“不大可能将原子武器和弹道导弹提供给共产党中国，并置于中共控制之下”。

　　驻苏大使汤普森奉命核实了中苏能源合作的动向。他在报告中说，“我相信防止中国获得原子武器将是苏联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

　　尽管“苏联有可能会帮助北平建造研究用的核反应堆”，而且第一座已于1958年6月28日开始运行，但考虑到莫斯科“核动力计划的明显的落后”，罗森塔尔有关苏联将在中国西北建造核反应堆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

　　这场差点引发核战争的虚惊，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战略情报甄别工作的加强。此后情报信源被分为“完全可信”、“一般可信”、“相当可信”、“不太可信”、“不可信”、“不能判断”六级，以免因为情报人员的风声鹤唳而造成战略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