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汉澍 王先知 上海、北京报道

　　谁都没有想到，深陷舆论讨伐漩涡的达芬奇能在2012年元旦前后先后对准上海市工商局(微博)和央视开炮。

　　年前，在上海市工商局对达芬奇开出一纸133.42万元的罚单后，达芬奇表示，不服该局的处罚决定，并表示将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年后，《新世纪》周刊在今年第一期刊发了《达芬奇案中案》系列文章。文中，达芬奇揭露了央视记者故意编发虚假报道，牟取巨额非法利益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

　　达芬奇为什么选择几乎同时与行政机关和央视“作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达芬奇此举是在走一招险棋，目的是为了翻案，以便于为其重生消除负面影响。事实上，达芬奇最近正在上海等地开新店。

　　但达芬奇真能东山再起吗？

　　叫板上海市工商局

　　2011年12月23日，上海市工商局通过其官方微博表示，已向达芬奇家居(微博)股份有限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达芬奇经销的“卡布丽缇”家具未配有中文说明书、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以及部分产品经检测有部分指标不合格的行为，决定没收不合格的产品，并处133.42万元罚款；对该公司所售产品的标签笼统不规范行为，责令改正；根据《广告法》有关规定，对该公司网页广告宣传上使用了“亚洲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等顶级化语言的不规范行为，责令停止发布、予以更正。

　　当日晚，达芬奇在其官方微博上反击表示：“不服上海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达芬奇将依法对该局提起行政诉讼，追究该局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

　　随后，达芬奇又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了《达芬奇不服上海工商行政处罚的公开声明》。

　　对于工商局指认其“未配有中文说明书”的行为，达芬奇在声明中辩解称，因为产品说明书过去常常被顾客随手丢弃，所以才逐渐忽视了中文产品说明书的配备。

　　达芬奇还质疑上海工商局对其七件“卡布丽缇”品牌家具做出的“漆膜耐香烟灼烧”指标检测程序不合法。达芬奇的理由是，上述检测过程应需要7天时间，但上海工商局只花了4天时间，由于检测时间缩短了，达芬奇认为上海工商局有意迎合公众心理。

　　另外，达芬奇称，工商部门判定达芬奇被抽检产品不合格的依据是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4-2008)，该标准非国家强制性标准，而是推荐性标准，因此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不过，在上海市家具检测中心的一位业内人士看来，在检测中采用推荐标准是符合规定的，目前很多行业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都采用推荐标准，推荐标准在一定时期后往往会转化成强制标准，在业内一般称为准强制标准。

　　而上海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处处长郑宏则表示：“认定当事人产品质量不合格，既不是仅以国家推荐性标准作为判定依据，也不是单纯以缺乏产品使用说明为由，而是基于这两项违法事实做出的综合认定。”

　　“产品质量合不合格，不是达芬奇公司自己可以解释的。对于达芬奇公司提出的行政诉讼，我们将依法应诉。”12月27日，上海市工商局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除了要状告上海市工商局，达芬奇还指责前者的下属单位长宁区工商分局以“行政指导”之名，行“行政命令”之实，勒令某公司不得向达芬奇出租场地，致使达芬奇不得不取消2011年展会，由此造成达芬奇上亿元的货品积压。

　　对此，上海市工商局微博管理者老徐在其微博上回应称：“达芬奇的逻辑十分有趣。”

　　曝出央视记者受贿案

　　就在人们尚未从达芬奇上述举动带来的惊愕中回过神来的时候，达芬奇又向《新世纪》周刊曝光了央视记者李文学及《京华时报(微博)》总经理崔斌等人受贿的经过。报道称，达芬奇方面曾通过中间人给过李文学100万元。

　　李文学是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微博)》的记者，其去年7月份调查的两期节目《达芬奇密码》曝出达芬奇家居代理的进口意大利家具出自中国工厂，使达芬奇家居陷入“造假门”风波。

　　2012年1月5日，达芬奇执行董事黄志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视有关达芬奇的报道绝大部分不符合事实，他们是设定一个结论，然后找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去印证，而且报道中的许多证据都是伪造的。达芬奇的问题主要是广告用语不规范。

　　黄志新向本报记者介绍，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达芬奇之后，当时有人说他们同该栏目很熟悉，是崔斌把李文学拉出来的，崔斌的身份就是《京华时报》的总经理。“李文学本人通过崔斌拉的线，一共同我们总裁见了五次面，我们都有证据。”黄志新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对方不开口要钱，达芬奇并不知道李文学这个人。在曝光之前，达芬奇并没见过李文学。

　　问题是，既然央视的报道已经播出，达芬奇为什么还会给崔斌、李文学等人钱？黄志新说，央视2011年7月份对达芬奇的曝光完全不是事实，那是李文学造假造出来的，达芬奇之所以在曝光后同崔斌、李文学接触，主要是为了能见到央视的领导来澄清此事。

　　不过，到目前为止，达芬奇并没有见到央视更高层的领导，期间只是见了《每周质量报告》的制片人吴光秋一面，而吴本人并没有听达芬奇有关虚假报道的解释，只是表示做企业要好好经营之类。

　　2011年7月13日，达芬奇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其解释没有说服记者；随后的7月22日，达芬奇发布了62页的公开信，澄清相关问题，以期证明央视7月份的报道是失实报道。

　　黄志新告诉本报记者，这之后，李文学就向达芬奇总裁潘庄秀华反映，央视相关领导对此很不高兴，要求达芬奇把这封公开信从官方网站撤下来。一直到去年8月底，达芬奇把所有的材料统一起来，就认定李文学和达芬奇原来的客户唐英串联起来，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了报道。所以，2011年11月中旬，达芬奇开始了反击，向央视纪委反映李文学敲诈的事情。央视纪委对于此事很重视，让达芬奇方面补充有关材料，也来到达芬奇北京展厅核实事实。央视纪委在元旦前联系过达芬奇的律师，由于这位律师出国旅游去了，当时没有联系上。到目前为止，央视纪委并没有联系达芬奇，纪委说有相关进展会主动联系达芬奇。

　　2012年1月2日，本报记者收到来自达芬奇家居的一封邮件，记录了潘庄秀华与李文学、崔斌三人之间的一场对话实录，材料中既有文字记录，也有音频。不过，仅凭此实录无法断定李、崔二人受贿事实成立。

　　《新世纪》周刊报道《达芬奇案中案》刊发后，李文学发表声明对达芬奇的指控进行了否认，并称其对已播节目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与他人勾结、陷害达芬奇家居的行为。”他在声明中表示，潘庄秀华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妄称给其100万元，完全是诬陷和诽谤，他正在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潘庄秀华称向有关公司支付所谓公关费用与他也无关。

　　对于李文学是否收了达芬奇100万元的事情，崔斌也坚称绝无此事。他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强调，他和赫立传媒曾合伙做这个项目，这100万元是通过相关人的香港户头打回赫立传媒的账上，属于公关合同收费，因为合同里有一条，300万元合同金额中未包括约见媒体负责人的费用。

　　但截至本报记者截稿，李文学、崔斌均不接听记者电话。

　　东山再起还缺点啥

　　本报记者整理达芬奇造假事件发生以来的相关新闻信息发现，自去年7月份被央视曝光后，达芬奇先后关闭了昆明、杭州、广州的多家门店，包括总部旗舰店在内的上海4家门店也都关门停业整顿。但在短暂消停过后，达芬奇的诸多门店又再次开门迎客。

　　在经历了6个月的涉嫌造假风波后，在毗邻五星级希尔顿酒店的上海最繁华路段——华山路328号上，达芬奇用奢华新店的开张，表明了其东山再起的野心。但是在这栋装修极尽奢华的4层楼高的建筑里，本报记者看到的顾客人数只有3人，对比毗邻商家的火热，达芬奇可谓门庭冷落。

　　就在筹备开新店的前后一段时间，达芬奇开始了一连串的“绝地大反击”。

　　达芬奇曾经信誓旦旦发布的《致消费者的公开道歉信》如今已在其官方微博上删除，其中提到的“本公司虚心接受政府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更是无从谈起。除了此次指控央视的报道为虚假报道之外，近几个月来，被达芬奇指为虚假报道的媒体还包括上海《东方早报(微博)》和广东卫视(微博)。去年9月，达芬奇在其官方微博中发布了关于《东方早报》报道不实的严正声明，重申“一日游”并非欺诈，而是报关模式不同。11月，达芬奇又在官方微博上表示要追责广东卫视“虚假新闻诬陷”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

　　达芬奇的反击能达到目的吗？正略钧策咨询顾问杨建欣认为不能：“如今外界把欺诈和达芬奇的品牌符号画上了等号，达芬奇品牌沦为了一个笑柄，这样的品牌已经没有复兴的根基和意义了。不得不佩服达芬奇的企业危机公关，真的是手法繁多，不过一家企业一旦丢失了诚信，这些公关手法还有没有作用？”杨建欣说，国外不是没有品牌复兴的成功案例，但其前提条件都是无心之失，或是因为自身的技术、管理原因造成的问题，一旦触及到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那么如何改弦更张也都将于事无补。

　　“如今的消费者不是靠几滴眼泪、几个炒作花絮能轻易打动的。人们更看重的是达芬奇是不是负责任的企业，比如是否有合理的赔付解决方案。”杨建欣说。

　　但据相关统计，自去年7月以来全国有超过100名消费者向达芬奇提出索赔，而这100名消费者平均在达芬奇的购买值都在100万元以上，如果根据达芬奇此前向外承诺的“假一赔十”，那意味着达芬奇将面临10亿元以上的索赔。

　　不过达芬奇现今只抛出一个所谓“1.2亿元解决消费者疑问的付款明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赵皎黎介绍，这个1.2亿元其实是达芬奇的对外赔款清单，此前达芬奇将这份清单交给上海市消保委，但由于信息极不透明，外界根本无法核实真实的赔付状况。

　　“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份简单的名单，上面有很多张小姐、李先生……这样的称呼，没有消费者的地址、电话，我们没办法作出跟踪和调查。达芬奇一直强调自己对消费者的态度非常好，但从媒体曝光到今天，达芬奇一直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赵皎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