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勘探数据显示，我国稀土资源储量仅占全球的30%左右。按人均资源量计算，已属稀土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

　　近期，针对我国对稀土产业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海外媒体不断抛出“违背国际贸易准则”、“中国谋求不公平竞争优势”、“制约发达国家的军工制造能力”等猜疑、指责，美日等国家更以此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真相到底如何？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林东鲁时获知，近些年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和东南亚、中亚地区的稀土资源评估、勘查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综合近些年已有的信息看，“目前我国尚未开发的稀土工业储量，估计仅占全球探明总量的25%至30%左右。”

　　对此，包头(包钢)稀土研究院院长赵增祺、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等专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从目前获得的国外稀土资源勘探信息看，“我国的稀土资源储量也就占全球的30%左右，已大幅低于目前社会上流传的比例。如果按人均资源量计算，我国已属稀土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

　　据赵增祺介绍，上世纪60年代，随着我国对白云鄂博矿山稀土资源的勘查，我国的稀土资源储量在全球的比重一度跃升至90%左右，“不能否认的是，当时工业和科技没有现在发达，全球对稀土的需求小，对稀土矿的勘探也较少。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我国稀土资源的开发，以及破坏、浪费，加上国外在稀土资源勘探上不断取得突破，我国稀土资源量在全球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

　　“我国资源比例大幅下降，而且目前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加上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需求，未来需要消耗大量稀土资源。有序开发，刻不容缓。”为此，赵增祺分析说，全球约95%的稀土产品由我国生产供应的局面，长期难以持续，中国供应下降、增加境外供应已是大势所趋。

　　资源大国、产业弱国

　　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从事稀土矿开采、冶炼分离的企业有近170家。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统计，2009年，我国稀土矿产品产量为12.94万吨(以稀土氧化物计算)，同比增长3.94%。目前全球约95%的稀土产品由我国生产供应。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全球的稀土消耗量仍在不断上升，目前每年的消耗量已增至13万吨左右，预计2015年前后将达到20万吨左右。

　　虽然我国是稀土生产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稀土产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据包头(包钢)稀土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许延辉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目前我国稀土企业的产品主要集中在附加值相对较低、污染大和能耗高的上、中游三种产品，在下游价格高昂的稀土器件和终端应用产品生产上，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非常大。”

　　多位受访专家忧心地说，稀土科研、产业化是对一个国家工业、装备制造、科技等水平的综合检验。发达国家技术积累多、装备制造和自动化水平高，技术突破后很快可实现产业化。我国一些技术虽然在实验室内获得突破，但中试甚至小试都很难过关，生产主要是实验室式的或作坊式的，手工操作多，单批产量小，导致产品一致性差，生产成本高。

　　上世纪80年代，原本在包头、上海、珠江三个国营稀土厂推广的稀土冶炼分离技术迅速扩散，我国的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生产能力也迅速膨胀，最高时接近20万吨，大幅超过市场需求，形成供求失衡、恶性竞争的局面。

　　据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行方介绍，最多时，全国有国有、集体、私人兴建的采矿、冶炼分离企业和小作坊上千家。由于过去产业布局散，发展和管理粗放，产业准入门槛低，稀土价格总体水平低，并呈周期性的大起大落。此外，有资源却无国际市场无定价权，是我国稀土产业面临的最大尴尬。

　　由于我国稀土资源开发管理粗放，产业布局分散，许多外国进口商趁机压价，稀土卖“土价钱”。例如在全球稀土材料需求量连年增长的情况下，1990年我国出口中、低档稀土产品6100吨，平均每吨价格为1.36万美元；2009年，我国共出口稀土冶炼分离产品3.61万吨，比上年增长约16.67%，出口金额3.1亿美元，每吨平均价格仅约8959美元。

　　赵增祺说，如果考虑到多年来美元持续贬值，这确实已是名副其实的“土价钱”。

　　“绿色治理”倒逼而出

　　为促进稀土行业健康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和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据赵增祺介绍，为治理布局分散、资源流失、秩序混乱等问题，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了稀土产业3年整顿目标，即从控制矿产源头入手治乱、治散。

　　当年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先后又出台政策，限制低水平的稀土开采、冶炼项目发展，规定新增稀土开采和冶炼项目无论大小，均由国家核准，并淘汰、取缔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稀土采矿和冶炼项目。

　　2009年起，促进稀土产业健康发展，目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牵头，开始研究制订《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今年5月，《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已经对外公布。也因此，近年来我国稀土产业的集中度也大幅提高，生产秩序大为好转。

　　以包头地区为例，最多时，包头市有稀土矿开采和冶炼分离、加工企业150多家，产品雷同，附加值低，污染严重。近年来，通过提高环保等门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整合，目前包头市有各种稀土企业约80家，其中冶炼分离企业不足20家。

　　同时，多家大企业已揭开了稀土行业兼并重组的大幕。例如，早在2007年7月，中铝集团就整合了中国稀土开发公司，并将稀土产业确定为今后的发展重点；2008年6月，江西铜业集团出资4.3亿元，成功竞得四川牦牛坪稀土矿的采矿权；2008年8月，五矿集团即与江西赣州红金稀土有限公司、定南大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产能整合、企业联合，是市场良性发展的根基，如果根烂了，肯定结不出好果实。”梁行方说，只有稀土产能相对集中，才能解决恶性竞争、开发无序和浪费污染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进口配额上也健全了管理。自1998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了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近年来，我国逐步压缩出口企业和配额的数量、稀土矿的年度开采量。例如，商务部下达的内资企业的稀土产品出口配额总量2005年为5万吨，2008年已降为3.4万吨。

　　今年的内资、外资企业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均已公布，已下达的稀土产品出口配额为30258吨。其中，内资企业共分配到22512吨，外资企业共获得7746吨。同时，与过去的内资出口企业多达四五十家相比，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内资稀土出口企业数已分别降至25家和23家、22家。

　　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林东鲁、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等稀土业界人士分析说，前些年内资企业的出口配额下调较大，外资企业的出口配额单列而且总量相对稳定，今年内资、外资企业出口配额量同时下调，也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诸多不足仍待完善

　　然而，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的稀土产业和出口等政策，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其一，近年来，我国稀土产业整合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布局散、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依然突出。以稀土永磁材料为例，仅山西、内蒙古、浙江等地的稀土永磁企业就在200家左右，然而大部分是年产能不足1000吨的稀土永磁企业。

　　其二，我国稀土产品种类日趋增加，而稀土出口税号却仅有40多个，部分产品与出口税号脱节，既无法满足监管需要，又导致资源流失和走私现象。在今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发展论坛”上，一些参会的官员和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尽管我国的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减少，但借铁合金等名目出口的稀土产品，以及走私出口的稀土产品，预计每年总量在2万吨以上，通过我国的稀土产品出口量和国外的稀土矿产量、稀土产品消耗量，即可以估算出来。

　　其三，稀土配额制度，本意是保护稀土资源；然而部分专家和稀土企业负责人指出，这一政策自相矛盾。比如，我国在限制稀土初级产品出口的同时，却鼓励稀土功能材料、器件等产品出口，等于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和能源，把污染留在了国内，却未起到防止稀土资源流失的作用。由于稀土出口配额紧张，加上部分不生产稀土产品的贸易公司获得了不少配额，因此私下倒卖配额的问题很突出。据部分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目前1吨稀土产品出口配额的买卖价格已高达数万元甚至10万元左右。

　　其四，出口配额管理制度在设计上，对稀土产品战略价值未作详细区分。与北方企业生产的轻稀土产品相比，南方产的中重稀土产品产量小，价格却很高。这意味着南方的重稀土产品出口企业只要很小的出口量，就可以实现较高的出口金额，而当前的出口配额管理制度又未对出口的稀土产品种类作更细致的规定。因此，稀土出口企业为争夺出口配额，必然会偏向出口昂贵的稀土产品，从而出现镧、铈等低廉的稀土产品“出不去”，镝、铽等稀缺昂贵的稀土产品“管不住”的问题。

　　其五，在我国减少稀土出口配额的同时，近年来不少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在我国包头、江西赣州等地投资设厂，因为兴办的企业在我国购买稀土原料、初级产品不受配额限制，由此配额制一定程度上已被架空。

　　“这些企业投资不大，产品档次也不高，除了流失资源，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大。”据专家介绍，目前仅包头就有近10家外资工厂，这些企业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囤积。例如，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共有熔炼、制粉、成型、烧结、后加工、表面处理等6道生产工序，部分外国企业在包头的工厂仅加工到第二道就运到国外加工。不少企业还分别在包头、赣州两地设厂，以丰富稀土产品种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任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