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章男来北京道歉了，但这个丰田掌门人没有像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事那样哭，于是有些人认为他态度不老实。一个50多岁的男人当众流泪的确颇能打动人，但能打动人就说明态度老实吗？其实也未必，归根结底对于一家出了问题的汽车企业来说，态度老实与否取决于召回及时不及时、维护彻底不彻底，而不是总裁流了多少眼泪。

　　也有人说了，丰田在美国召回的规模、涉及金额远大于在中国，给中美消费者提供的补偿亦颇为不同。这意味着丰田对中国消费者存在歧视，可能吧，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似乎也能作为中国汽车市场召回制度不如美国完备的证据。

　　毕竟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汽车召回，不论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独资品牌，其规模、涉及金额都远远小于美国。实际上就在几年以前，汽车召回在中文当中还是一个新名词呢。这倒不是说出了毛病的丰田车在美国应该召回，而在中国就可以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只不过我们得明白，如果我们的规章和规章执行力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本来就存在差距的话，要求别人在我们的市场上遵循他们的、往往也就是更严格的标准是做不到的。这或许是中国汽车市场和汽车行业能从丰田召回事件中学到的第一个启示。

　　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市场了，我们也得赶快成为世界上最规范的汽车市场才行。尽管丰田章男自己强调，汽车企业考虑问题的第一顺位应该是顾客安全、质量其次、产量再次、成本最次，然而任何一个在随便哪家企业工作的白领蓝领金领粉领都会告诉我们，实际的顺序是完全不同的。要想让中国消费者和世界其他任何消费者享有同等质量标准，指望制造商的好心善心自动自觉是不靠谱的。中国质检总局刚刚发出消费者警示，丰田章男就直接从华盛顿飞到了北京，这就是认真的力量。当然，要认真，大家都得认真，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不能也不应该有任何例外。汽车召回在中国的不常见，可不专属于洋品牌。

　　丰田给中国汽车的第二个启示或许是：“事务是普遍联系的”，美国人很不喜欢这句话，不但是因为这是列宁的名言，更因为如果我们把2009年的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和2010年的丰田召回事件也“联系”一下的话，得出的逻辑结论不太可能让美国人高兴。一个幽灵，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正在北美大陆上空徘徊。连克鲁格曼之类的经济学家都不在乎自由经济了，奥巴马等政治家为什么还要遵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呢？现在不是小布什时代了，那个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美国暂时让位给了一个奥巴马治下的、时不时有些沮丧的、关心自己工人的饭碗远多于关心阿富汗民主的美国。保护本国产业，为什么不呢？

　　曾有一种说法，在贸易关系上，强者偏爱自由，而弱者则强调公平。这句话原则上正确，但细节上需要完善——强者也会主张“公平”，如果强者觉得自己的地位不太牢靠的话，而这个“公平”肯定会让某些外来者倒霉。丰田在2008年取代美国公司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老大，2009年就被迫召回800万辆汽车。这当然也是一种充满阴谋论色彩的“普遍联系”，丰田章男面对中国记者用828个汉字回避了直接谈论这一假说。

　　他要是不觉得这一点可能有些道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给一个明确的否定答案？为了至多20000个钢铁工人的饭碗，奥巴马政府不惜启动小布什拒绝了多年的“特保”，为了美国汽车产业(可不只是就业那么简单)，美国对丰田“下手”恐怕一点愧疚感都不会有，尽管丰田是日本企业，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并且25年前曾被美国人狠狠整了一次。

　　美国对日本企业尚且如此，对中国企业又当如何呢？这恐怕是我们那些雄心勃勃要进军国际舞台的企业应该仔细想想的。没有哪一个市场是完全公平的，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其实是普遍现象。100多年前，美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总统林肯曾把宪法这一美国最神圣的文件比作船上的圣母雕像，如果船漏了，这位总统会毫不犹豫地用雕像去堵漏洞。自由经济，甚至公平贸易，不会比《美国宪法》更神圣。吉利和奇瑞都得记住这件事儿，当然，腾中就不用记了。

　　看在丰田给了我们这样两个启示的份上，“饶”了丰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