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集团旗下地产公司中粮鹏利为获得重庆一居住地块开发权，不惜结盟当地能人，运用黑白两道之力，不料东窗事发

　　一块65亩的土地——不过是块进入重庆地产市场的寻常敲门砖而已，中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中粮鹏利却为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2006年4月14日，中粮鹏利以3710万元参与司法拍卖获得重庆市化妆品厂“三工场”地块后，先后向有关方面支付了3725万元。

　　本来，经过2007年3月的招拍挂程序，该地块从工业用地变为住宅用地后，中粮鹏利就能顺利进行房地产开发，但偶然之间，一份结盟协议被重庆化妆品厂的职工发现，并最终带来了政府部门的轮番调查。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工商局等部门经过两年多的调查，认为中粮鹏利有“串通拍卖”之嫌。

　　奇异的拍卖会

　　地处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的“三工场”如果用作房地产开发，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毗邻的元佳广场，均价每平方米4500元，比重庆全市的均价都高。

　　不过，2006年4月14日在重庆市产权交易所二楼举行的这场拍卖，争夺既不激烈也不冗长。

　　辉煌拍卖公司的拍卖师报出3670万元的底价并加价100万元时，现场仅有的两个买家6号中粮鹏利和7号万贯财务都无动于衷。拍卖师开始降低加价，从80万元一路降到10万元，7号终于举牌。轮番举了四次后，6号叫出的3710万元成交。

　　但拍卖现场的气氛让化妆品厂保卫科的李科长终身难忘，“我旁边坐了一排穿黑西装、留‘小平头’的壮汉，门口也坐了一排，进门的一楼还站着一排。”

　　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拍卖之前。本来这场拍卖定的是4月4日，但当时辉煌拍卖坚决拒绝第三家公司“金洲物业”入场。法院协调无效，只能延期。

　　其实2006年4月3日下午4点前，已经向法院缴了200万元保证金的“金洲物业”准时到了辉煌拍卖，却左等右等不见人影，直到过了报名时间，有人出来说“报名时间过了”。

　　渝高法委拍字第1号《通知书》中清楚地记录了这一事件：“因重庆金洲物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缴纳竞买保证金后，拍卖公司拒不按本院要求为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经本院研究决定，当即宣布暂停拍卖，延期进行。”

　　十天后，高院恢复拍卖，这一次金洲物业没有再出现。“委托人当然希望土地卖得越高越好。参加的人越多，价格就越有可能高，被委托主持拍卖的公司怎么能拒绝竞买人呢？”这让李科长等职工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更让职工难以理解的是，仅仅是一年前，同一块土地的评估价格还是4086万元，在2003年江北区启动城市拆迁、土地价格年年攀升的背景之下，三工场却一年贬值了近700万元。

　　而且根据重庆市土地级别基准定价表，以及2007年三工场招拍挂时标明的土地级别“二级住宅”，那么对应等级的工业用地至少90万元／亩，但这次拍卖只有55万元／亩。

　　2004年对三工场进行评估时，是法院第一次审理“重庆化妆品厂”与其占股49%的中港合资企业“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

　　奥妮公司，这家曾被认为最有可能与宝洁分庭抗礼的企业在2000年后遭遇困境。随后，港方“香港新成丰贸易公司”取得控股权，把工厂搬至广州，然后以合资公司奥妮的身份起诉中方股东欠款6700万元，法院协商通过拍卖“三工场”来解决。

　　当时，职工普遍对于4086万元的调解价格也不满意，离开化妆品厂16年之久的陶益禄回来带领职工上访，高院暂停了执行。

　　支撑着职工的一个事实是，人事处经理项锡文曾经接触过数家房地产商，对方开出的价格都高于5000万元。

　　但是项锡文没有想到，2005年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当选厂长的陶益禄，竟然眼看着三工场以更低的3710万元拍卖出去。

　　一份秘密协议

　　机缘巧合，拍卖结束后没多久，有人给了项锡文一些材料让他帮忙复印。脑子中充斥着疑团的他，此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与拍卖土地相关的《备忘录》。《备忘录》的甲乙方正是买地的中粮鹏利和卖地的奥妮公司，乙方还有一个奥妮公司运输商重庆广海物流有限公司。双方“备忘”的是聘请重庆富国律师事务所协调高院的工作，以重新恢复司法拍卖程序，律师费580万元。

　　这是一份卓有成效的协议，签署的时间是2005年6月18日。此前化妆品厂刚刚向法院提出再审奥妮诉化妆品厂案；而此后没几天，法院决定再审。

　　本来几位职工认为这可能只是厂长陶益禄以权谋私，因为其妹陶益珍正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且陶当了厂长之后，就让妹妹做化妆品厂的常年法律顾问。

　　但最后的一句“后续费用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的首期费用(2300万元)中支付”终于让职工意识到了拍卖中可能的猫腻。“中粮鹏利花钱买了地，为什么还有一笔巨大的费用给奥妮，广海又参与进来干什么？”于是开始向化妆品厂的主管单位江北区经济工作委员会举报。2007年3月，江北区政府成立了调查专案组。

　　秘密结盟永远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项锡文猜测奥妮公司的港方并未从所谓的首期2300万元中获益，而且港方代表王庆球自从拍卖开始，就再也没有来过重庆，似乎在躲避些什么，于是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了他。

　　终于，2007年8月29日，王庆球在广州拿出了数份协议书的复印件和一份长达六页的情况说明交给了项锡文。这时，案件已经转交到了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其中有一份惊人的委托代理协议：

　　奥妮和广海协助中粮鹏利以3500万元拍得“三工场”68亩土地，并协助完成房地产开发所需全部手续；中粮鹏利为此需支付5500万元，完成土地变性所需的费用从中扣除，即奥妮和广海得利3725万元。

　　换句话说，中粮鹏利委托两家公司帮着拍下一块地，给出的代理费竟然高于土地本身的价格，而且委托人之一竟然就是要卖地的公司。

　　根据职工进一步从高院调取的笔录显示，中粮鹏利的介入，甚至早在拍卖前8个月就开始。2005年8月16日，决定重审该案的高院分别叫来两者的代理人进行协调，其中竟然还有中粮鹏利当时的总经理黄亚虎，并在笔录中被记录为奥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此时，中粮鹏利刚刚在重庆注册3个月，意在进军重庆房地产市场。其100%控股股东是注册于萨摩亚岛的俊威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为中粮集团的全资“孙子”公司，中粮香港也曾专门授权中粮鹏利使用“中粮”字号。而中粮鹏利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金家凯亦在中粮高管之列，从1973年起就在中粮上海粮油进出口公司的一个仓库工作，历任鹏利国际董事、中粮地产总经理、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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