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沸腾的中国钼矿之都，一群蜂拥而至的淘金客和无数财富速成的神话，最终导致一场绵延20多年的触目惊心的资源争夺战。

　　《环球企业家》 岳淼

　　2001年整整一年，栾川县九扬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洪洲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我们坐在金山上，活得却好像乞丐一样。”杨对《环球企业家》说。杨所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拥有中国最大的钼矿床，钼金属储藏量居世界七大钼矿之首。杨花费数百万元从他人手中购得两张探矿证和一张采矿证，以及0.1平方公里的一块可开采面积，但这并没有让杨洪洲成为幸运儿。整整一年，他都躲在自己位于赤土店镇崇山峻岭之间的矿洞中，一半是为了工作，一半则是为了躲避债主。在他破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探矿意见书，其中的一半报告在警告他，其所在的地域根本没有值钱的矿石。这些意见书仿佛是一道道死亡通告，加剧了杨心头盘桓不散的恐慌气氛。

　　初看上去，杨所在的矿区堪称穷山恶水。山岩坚硬，几乎寸草不生，而那些密密麻麻分布的废弃矿坑仿佛就像墓穴，有的挖掘历史可上溯到元代。这些废弃的矿坑宣告着一个又一个矿主殊途同归式的经历—人们用钢钎、炸药向大地寻求财富，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2002年春节时，走投无路杨洪洲一个人跑到洛阳和郑州，找了17个经验丰富的采矿工程师，天天在矿洞里看，得出了五花八门的结论。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工人们掘进了一千多米依然一无所获。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失去耐性的杨自作主张决定废弃这条坑道，在旁边重新开一个洞。这一行为激怒了采矿队的工程师们，在一次讨论会上，愤怒的工程师们甚至掀翻了桌子。杨洪洲却决定一鼓作气还要挖。工程师们认为杨的“路子野”而且“倔”，最后连下井都懒得去了。冷战对峙整整持续了几个月，双方都感到筋疲力尽。

　　一天凌晨三点钟，睡梦中的杨洪洲被电话惊醒，电话是其车间主任打来的，催促他赶快到现场来。杨本能地以为是发生矿难了。当他赶到时，井下一片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所有人脸色凝重。杨迷迷糊糊地戴上安全帽爬到井下，助手们拿着矿灯叮嘱他注意看井壁，他才如梦初醒—井壁上密密麻麻散布着漆明发亮的矿石晶体。杨踢开工程师的房门，把这些矿石摆到桌上时，穿着睡衣、双眼惺忪的工程师们还以为是杨的恶作剧：“你在哪儿弄一块矿石骗我们？”

　　随后的检测结果表明，这是一片罕见的铅锌富矿，在成矿密集的矿石中其铅含量居然高达67%，一吨矿石的银含量也有三四千克，“就像好的甘蔗，都是糖水，几乎没有一点渣滓，比开金矿还赚钱。”杨说。

　　这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豪赌游戏。即便如此，类似杨洪洲这样的宛如美国电影《血色黑金(There Will Be Blood)》一样的故事，仍激励着那些怀揣一夜暴富梦想的人们蜂拥向这片土地。当矿石价格到达最近10年来少见的高位时，在通往栾川县冷水镇—一个其名不扬的中国小镇的狭窄的盘山公路上，日日疾驰的卡车卷起了遮天蔽日的扬尘。“单单拣矿石一年下来最少能卖2万多，村里的劳力们都在拣。”冷水镇南民湖村71岁的村民孙武青说。这个村里现在最穷的人家里存款也有十几万元。路过的卡车上一旦有矿石洒下来，他们就迅速抢上前去，把洒落的矿石连扒带抱地揽到自己身前。这些矿石都经过了初选，成色好，卖价高。来自陕西的农民工孙小刚之前在栾川县开小吃店，但很快地，他发现捡矿石比开店还挣钱。事实上，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上最多时吸引了多达两千名外地人常年在这里拣矿。在这里，俯仰皆是农民自发兴建的豪华别墅以及停放在门口浑身泥浆的豪华越野车。2000年财政收入仅为300万元左右的冷水镇也因钼而急剧改变，2006年时即已突破5000万，几乎抵得上中国内地一个县的财政收入。

　　但随着全球房地产市场下跌和大宗商品泡沫的破裂，采矿业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在过去五年中，全球采矿业的利润增长了20倍，从2002年的区区4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800亿美元。但现在，作为炼钢业重要“佐料”之一的钼金属，其钼精矿价格已由2005年时的6300元／吨度，跳水至最近的1300元的谷底。几乎每个矿种都受到了影响，锡产量占全球近1/4的印度尼西亚炼锡企业已经停产。安泰科信息开发公司(Antaike)分析师王飞虹最近称，中国原铝产能的增长趋势在今年将中止，预计原铝价格将低于生产成本，他表示，这种零增长的现象以前从未有过。

　　当本刊记者在今年1月到达位于栾川县冷水镇的一处钼矿时，这里已不复往日的熙攘和疯狂，被挖开的却接近停工状态的矿井在巨大的山体上留下了难看的疤痕。之前，有钼都之称的栾川已经历过两次雪崩式的由盛至衰：一次是在1987年，当时的钼精矿价格由400元下降至260元；第二次则发生在1995年，由2300元下探到440元。如今，曾经蜂拥前来的冒险家、淘金者和雇佣工人再次纷纷散去，感到惊恐的投资者已从这个此前看起来稳赚不赔的领域迅速逃离，只留下这片突然荒凉起来的满目疮痍的接近无利可图的矿山。而在过去20多年间，围绕这片土地之下深埋的丰富矿藏所展开的明争暗斗和恩怨纠葛，则提供了关于另一类中国经济现实的耐人寻味的微缩胶片。

　　淘金者

　　曾经的点石成金的奇迹被当地农民演绎到了极点，通常他们拿一个小小的铁锤，攀援于露天矿坑之间，在一片堆满了暗褐色、晶莹闪烁着银光的石头堆中，熟练地将附着在岩石上的精矿敲击下来，用编织袋或者人力车搬运回家。在钼价飞涨的年份，拾荒者们手中随处可见的一块馒头大的钼精矿，拿去卖给私营选矿厂，就能换回一张百元大钞。

　　拾荒者千方百计进入矿区，通过废弃、封停的洞口进入露天采矿区盗窃钼矿石，而那些未经批准私开乱挖的矿口和私建的小型选矿厂更是比比皆是。在矿区的排渣场，川流不息的巨大矿石自卸车向山下排渣，数百斤的矿石倾巢而下，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不绝。即使面临随时可能被飞石击中的危险，在当地最大的洛钼集团排渣场，最多的时候每天也有数百名捡拾矿石的农民，虽然每年均有不幸者被巨石击中不治身亡，但那些得以逃脱的人们则幸运地速成为百万富翁。

　　栾川钼矿的价值最初在1969年8月被大规模发现，由当时的国家冶金部投资2000余万元兴建，名为“698矿”，后下放给河南省政府直接管辖。1971年，栾川县成立钼业公司，其原本是为698钼矿配套提供钼酸氨，后来在当地也开了选矿厂。1988年，省市政府主导了当地钼矿企业的合并，统一交给洛阳市政府管理，成立了洛阳栾川钼业公司(后改制上市为洛钼集团)。

　　一次又一次巨大的爆破见证了栾川采矿业的勃兴。2003年11月25日，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洛钼集团所在三道庄矿区实施了15000吨/日露采扩建工程的首期爆破。这次史无前例的爆破炸药用量达10节火车车皮，将一座高达六百多米的山梁顷刻间夷为平川。一年之后，一次规模更大的爆破则将炸药用量的纪录再次刷新，超过20节火车车皮的炸药被消耗，爆岩量超过300 万吨。

　　但在栾川龙沟钼矿董事长李松峰印象中，好年景更像是转瞬即逝的流星，大多数从事钼矿开采的矿主们早已习惯了80%时间亏损、20%时间暴利的现实，但通常20%的短暂春天所带来的收益却足以让人捱过漫长的寒冬。戏剧性的转机在2004年出现，以含量45%的钼精粉为例，其价格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至每吨27万元，短短半年间上升了15倍，简直就像从地上捡钱一样。当地一名矿主花费两亿元投资不到一年的选矿场，在短短数月就奇迹般地收回了成本。

　　不过，对于在勘探方面稍有知识的人来说，这项外表光鲜的事业并不能长久持续，更像是在摸彩票：它可能带来持久的利益，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奇迹。如果说矿石造就了不可计数的百万富翁，它却更多地让有钱人沦为穷人。大多数投机者并不想建立长久的采矿和选矿设施，在浮躁的气氛下，人们期待尽可能快地发现富矿，将之迅速套现。由于洞采的原矿品位通常均在0.3%至0.4%之间，而露天开采则仅有大约0.1%，掘金的矿主们更青睐洞采的开采方式，即使这种开采方式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品味较低的矿藏以及其伴生的有用矿物则被毫不留情地废弃掉。

　　自1980年代以来，栾川县一下冒出许多钼矿企业，采矿秩序混乱。这些企业在改制前大多为乡镇企业，围绕着这块富含利益的地区，上演了不止一起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在拥有完全主导权的当地政府面前，得利者必须兼顾推土机般的力量以及拳击手的平衡感。

　　在当地人看来，已过天命之年的成凌矿业董事长郭焕成显然是政府公关最惨烈的失败者。农民出身的郭，其第一份工作就在698矿，之后在1984年创立了成凌公司的前身西沟钼矿，这是栾川县第一个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郭拥有两个矿区的采矿许可证，很快跻身当地最富有的企业家之列。尽管郭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政府官员们的关系，但20多年间，郭的成凌钼业还是先后3次被政府关停。

　　“矿山给我带来财富，但也有无穷无尽的噩梦。”郭焕成告诉《环球企业家》。一般而言，所有新生的亿万富翁们醉心于构建华屋广厦，把办公室装饰得富丽堂皇，但栾川的日进斗金的矿主们却对之无一例外地选择低调回避。栾川龙沟钼矿董事长李松峰的办公室在一栋既粗劣又丑陋的建筑里，甚至连一个牌子都没有挂。在李的漆皮尽落的办公桌上，平铺着众多建筑效果图，那是李的下一个玩具：一个名为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的巨大投资项目。而另一位民营矿主—富川矿业董事长滕尚福的办公之地也蜗居在一片低矮的楼房内，你很难想象这家公司曾位居2007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的第14位，当年上缴的税款就超过两亿元。

　　这种低调可以被理解为隐忍的结果，其背后隐藏着众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民营采矿业在栾川正被逐步边缘化，活下来的都夹着尾巴做人。”李松峰说。李出生于1953年，在当地被视为“能人”，他先后做过出纳和石油公司的经理，这种平淡无奇的人生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他追随父亲一起在上房沟矿区腹地开矿，当时艰苦程度堪称惨烈—人们用钢钎锤子在坚硬的岩石上手工钻孔，自己配制炸药，之后将矿石从陡峭的山崖上用人力车运送下来，一不小心就会被飞溅下来的岩石击得鲜血直流；其栖身之所只有草棚，吃的也只有馒头和咸菜。

　　这段经历显然极大地磨砺了李。李的故事折射了民营矿主们的无奈和心酸。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之初，当地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个人开矿，一时间冒出的大大小小的矿山企业总数超过600个，戴红帽子的只有日后的洛阳钼业和钼都矿业。当时，采矿管理权管辖极其简单随意，只要县一级地方政府的地质矿产部门批准备案，按照政府规划在指定地方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即可生产。采矿许可证的产权意义和概念在那时并不普及，办理合法手续和证件则难上加难。1980年代末期，当地政府第一次着手对境内矿山进行整顿，但最终只给予两个规模较大的国有钼矿办理了采矿证：洛阳钼业所辖三道庄钼矿区和钼都矿业所在的上房沟钼矿区，另一处的南泥湖矿区作为后备资源予以保护。

　　根据当时的矿产法规定，只要符合法定主体资格，无论法人、自然人或其它组织，均可成为采矿权主体申请办理采矿证。但当时县里的态度是对乡镇集体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申请采矿证不予支持，李松峰试图数次前往办理相关证件，均被劝止。李称，这就导致在两大国有矿山拥有采矿证的前提下，一张采矿证下拥有多家采矿实体的奇怪格局就此产生。“矿主们大多数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对无证采矿的后果并不知道有多严重，否则估计所有人都会抗争。”李后悔不迭。李的龙沟钼矿公司也作为子公司挂靠在钼都矿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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