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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资源城市转型模式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一项世界难题，矿竭城衰在国际上早有先例。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城市被冠以“煤城”“钢城”“铜都”等功勋称号，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随着矿产资源濒临枯竭，尤其是市场经济确立后，资源城市普遍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承受着过去采矿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努力探索和开拓新的发展路径。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是资源枯竭城市的典型写照。
所谓资源枯竭城市，是指主体资源生产能力下降(产能型枯竭)、或者主体资源产品价值下降(经济型的枯竭)或者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功能缺失(环境型的枯竭)。
目前,我国共有煤炭、森工、石油等各类资源型城市118个，其中煤炭城市63座，有色金属城市12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石油城市9座。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文件，2010年前，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可得到基本解决。
随着2010年迫近，人们密切关注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的成效。这些城市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基本转型？是曙光初现还是困难重重？在过去几年中，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探索出怎样的模式？这场涉及到社会、经济、观念的全方位改革，究竟该如何实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沈镭参加了《意见》的起草工作，他告诉《中国投资》，当时这个文件是将资源型城市转型限定在了东北地区，但事实上全国很多资源型城市比东北困难多了，“我建议不要限定在东北”。
“2010年这个时间表，其实是针对最早实施转型的城市而言的。所谓的基本解决问题，指的是要达到一个阶段性成果，而不是指彻底的转型成功”。 沈镭说。
事实上，资源城市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即使是被奉为全球资源城市范本的德国鲁尔区，进行了60多年的转型，也没有达到圆满成功。
《中国投资》获悉，2009年初，各省已将第二批资源型城市试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司。
资源型城市3大特征
2004年，沈镭等研究人员划定了178个资源型城市，包括98个地级市和80个县级市。也有学者将一些资源型乡村和城区，比如北京房山区，也列入其中，共有426座。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在沈镭统计的基础上，压缩为118座，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资源性产业总产值占整个城市产值的一定比重，二是从事资源型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
“这些城市的数字是动态的，我预计未来会增加到220-240座。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会不断推进，还会出现新的资源枯竭城市”。沈镭对《中国投资》说。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有不同的特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曾经组织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去东北、河南、山西、云南等地资源型城市进行调研，副所长肖金城赶赴云南东川和个旧、湖南娄底和涟源、山西大同和阳泉等地调查。
通过调研，肖金城总结了资源型城市的3个特征。
第一就是产业比较单一。一个城市就依靠一个产业，就是矿产，拼命地挖，拼命地卖。山西就有“挖煤、卖煤、倒煤(霉)”之说。
第二是中心性不强。一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大家都跑来这里交易。但是资源型城市不是这个区域的中心，就仅仅是因为有矿，所以聚集了很多人。它和周围的居民、周围的区域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不是因为条件好而成立的城市，而是一下子冒出的城市，和历史是完全断裂的，因此它的可持续性天生就存在问题。城市所依托的资源一旦没了，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
第三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体，像大庆、白银、个旧、金昌等，都是依托国有大企业建设城市。先有企业，后有城市。企业的生存发展决定了居民未来的生活，也决定了城市的走向。这就是一个企业决定一个城市。
资源城市为何难以发展
“越是有资源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发展的问题”，肖金城说，这种情况被称为“资源诅咒”。
考察“资源诅咒”的成因，则是非常复杂，并且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区域性特征。
第一个原因就是城市选址。云南东川有铜矿，过去是一个地级市，资源彻底枯竭后变成了昆明市的一个区。肖金城到东川调研时发现，当时苏联专家给东川做了一个规划，让矿工挖矿下班后回到城里居住。肖金城认为，苏联专家的规划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但当时的建设者没有按照规划做，而是把矿工居住区放在了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同时也把商业、服务业放在了高山上。
2003年，这个高山城市的人口还不到7万人。但矿产枯竭后，企业破产，高山上居住的矿工以及家属和配套服务业从业人员就成了一个重大民生问题。
一个城市的发展过度依赖于某种资源优势，从长期来看并不是一件好事。资源型城市多数以国有大企业为主体，靠一个企业支撑一个城市，一个矿山支撑一个城市，服务业发展则大大滞后。一旦资源濒临枯竭，城市就会陷入严重困境。
第二，资源税过低是资源型城市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源开采后，企业向政府交一部分钱，政府用这笔钱负责公共服务——这是资源税的本意。现在，开矿企业的利润率很高，但只上交了很小一部分给政府。用这笔钱，政府很难解决矿工、家属和其他方面的公共需求，也很难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
第三是体制问题。
“只有资源型的城市，没有资源型的企业，更没有资源型的人”，肖金城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可以转移的，这里矿产枯竭，企业可以到别处去开矿。
但体制对企业转移往往有诸多限制，地方政府不愿意企业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阜新的矿产枯竭了，企业就等着倒闭，而不是转战别处。
人的观念十分重要。几年前，肖金城去辽宁丹东一个硫铁矿搞调研。当时，企业濒临倒闭，农民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但矿工就等着领救济。
蚕茧和蝌蚪模式
沈镭认为，资源型城市要转型，首先要依据城市本身有没有依托，来决定是否转型。
第一是蚕茧模式，就像蚕作茧之后死亡，“如果一个城市不符合城市发展条件，我的意见是不转型，直接搬迁”，沈镭说。
比如美国就有许多“鬼城”，就是开采完之后被弃的矿区。我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如青海芒崖有一个曾经盛产石棉的镇，在枯竭之后整体搬迁到了敦煌。再如甘肃的玉门，也是矿枯之后整体搬迁的一个案例。
第二是蝌蚪模式，就像蝌蚪跳上岸会变成青蛙，具备城市发展条件的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之后，城市得到可持续发展。
如我国的大同，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有名的商贸城市，再如阜新，它们的出路就是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对此，肖金城持类似观点，他也认为有条件的资源型城市就是要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才是它们的发展方向。
沈镭认为，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差别化转型。其中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让城市和企业分离。如澳大利亚的伯斯，采取的通勤模式，也就是工人居住在城市中，每天乘车去矿上工作，矿采完之后，城市依然可以发展。
还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对于区位不好的地区，不能吸引外资，就只能靠当地的民营资本了。因此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很重要，如日本北九州市转型中，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很有力度，进行无偿的技能培训。
很多城市选择了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如鲁尔发展生态旅游和工业旅游，焦作发展旅游和环境治理，加拿大用矿洞养鱼，山西大同也把矿井包装成井下旅游。
沈镭把我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总结了3种模式：
一、退二进三，退出传统的资源性产业，进入以生态、信息、电子、服务等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如甘肃的白银、河南的焦作、平顶山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
二、退二进一，如阜新市发展农业。
三、保持传统的资源性产业，但延长产业链，继续做大做强。石油、煤炭的产业链都比较长。大庆市大力发展了一系列以石油资源为基础的替代性产业。
转型失败的教训尤其值得研究。日本夕张市是一个资源型城市，枯竭之后发展旅游，在城市转型时借了很多钱，过度支出，建了很多旅游设施，但是产业并不赚钱，最终是市政府宣布破产。
“我们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候有很多设想很好，但是这些措施能不能够适用于特定的城市，是必须充分考虑的”，肖金城说。
在解决失业人员就业的问题上，沈镭认为企业完全可以走出去，购买国外资产，玉门、大庆的石油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目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功并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一个根本标准是三次产业比例比较合理，也就是三产大于二产，二产大于一产，没有严重就业问题”，沈镭说。
政策如何支持
“赚钱时归国家管理，赔钱破产时归地方”，肖金城说，这是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型企业普遍面临的情况。
比如在云南东川，国家对棚户区矿工有政策，但从事第三产业的职工则没有政策。到了省级政府，云南省采取的办法也是下放，把东川市由地级市变为昆明市的县级区，把包袱甩给了昆明市。
资源型城市应当获得多少国家政策的帮助，一直都没有定论。
2007年发布的《意见》提出，2010年前，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基本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2015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同时，在未来5年内，国家将安排一部分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集中扶持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建设一批能够充分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的项目。
沈镭认为，《意见》发布后，还有许多原则性的内容需要细化。他认为，国家政策应当至少针对两大问题——衰退企业和环境问题进行资金援助。
国家可以建立衰退产业援助基金，生态环境保证金。当前如山西试点的资源税和环境补偿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到县级就所剩无几。对中小企业也应当有所扶持，如日本的北九州市转型时，就设立了中小企业转产基金，对工人进行就业培训，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的作用。不过，他也表示，中国的财税体制不可能借鉴这种模式。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云表示，解决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矛盾，特别是在关闭矿井、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发展接续产业、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解决环境污染等问题，地方财政能力明显不足，需要国家设立专项资金给予支持。专项资金大部分用于资源枯竭型城市，集中解决一些特殊困难，摆脱生存困境。如社会保障，帮助资源性企业卸下办社会事业的包袱，支持职业培训，支持个人创业，支持生态环境整治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最为迫切的是解决煤炭城市塌陷区居民的搬迁问题。
肖金城认为，解决资源型城市的问题应该从多个途径去突破。如果仅仅是靠中央政府，很多城市都愿意带上资源型城市的帽子。一旦这批资源企业和职工都只依靠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难以承受这个包袱。
相关链接
资源城市转型大事记
◎2001年12月,阜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地区。
◎2007年12月24日，国务院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8年3月17日，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共有12城市被列入。
◎2009年初，各省将第二批资源型城市试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
12个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试点
中部地区典型资源枯竭城市3个：焦作、萍乡、大冶(县级市)；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5个：阜新、伊春、辽源、白山、盘锦；
西部地区典型资源枯竭城市3个：石嘴山、白银、个旧(县级市)；
典型资源枯竭地区1个：大兴安岭。
阜新：渐行渐远的探路者
文/本刊记者 朱娅琼
“这7年不容易，真不容易”，政协阜新市委副主席、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文启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微蹙着眉头。透过他身后的窗户，记者看见的是正在崛起壮大的阜新城。
这座曾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城市，是我国第一个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2001年12月14日，是阜新命运的转折点”，刘文启说，“7年来，阜新在各方支持下，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些经验教训或多或少能为其他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借鉴，这也是国家设立试点市的初衷”。
绝境求生
冬意正浓。走在阜新大街上，当年煤炭生命线的痕迹已经逐渐淡去，只有原阜新矿务局黝黑厚重的身影定格了历史的教训。
“辽宁有两个试点城市，盘锦算是未雨绸缪，而阜新是绝境求生”，辽宁省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尹文涛告诉《中国投资》。
他对记者说：“在过去的50多年里，阜新开采出了6.5亿吨煤炭，拥有过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机械化、电气化露天煤矿和当时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是中国的煤电之都”。
然而，也正是由于过度开采资源，阜新由盛转衰，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煤炭资源枯竭的城市之一。50多年形成的以煤炭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使地方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持续替代产业没有形成。资源枯竭使得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城乡群众极度贫困，生活得不到保障，社会问题频发。
刘文启说：“2000年，阜新经济总量仅有65亿元，居辽宁省倒数第一位；人均GDP3700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1%；全市下岗失业人员15.6万人，而且每年以2万人的速度递增，被列为‘全省最不稳定的地区’。那时阜新已经到了绝境，不转型肯定等死，而试着摸索，或许能找到一条生路”。
经济转型，是摆在阜新面前的唯一出路。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阜新从1985年开始研究和探索产业机构调整，走过一些弯路，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从2000年开始，阜新市积极谋划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实施阜新经济转型的概念，并明确提出要跳出原有的思维，跳出“就调整抓调整”的思路，用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角度来探索经济转型的新路子。这年10月，阜新市研究通过RCCR(依托资源——转化资源——替代资源)模式，探索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战略，形成了《阜新市经济结构转型总体构想》。这个构想，就是阜新大刀阔斧实践的开始。
2001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辽宁视察，在听取关于阜新工作的专题汇报后，提出辽宁要搞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课题，并在阜新进行尝试。同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专题办公会议，把阜新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
“国务院领导要求，阜新要不等不靠，先干起来，让人们看到希望”，刘文启说，“在中央与地方的大力支持下，阜新人提起精气神，开始了中国没有先例的探索之路”。
一步一战
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副司长彭会军认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我们没有现成的套路可以照搬，只能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进行摸索”。
这句话，可以说是阜新这些年的写照。
阜新最先想到的和能做到的，就是依托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建设大型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
“我们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继煤电产业之后的重要接续产业来抓”，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副主任王铁军告诉记者，“这几年来，阜新共引进培育龙头企业70多个，河南双汇、内蒙伊利、山东六和等一批大型龙头企业落户阜新。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全市形成了生猪、乳业、肉鸡、食用菌等14个农业产业化链条，安置1.5万人就业，拉动27万农户从事基地建设”。
2005年前后，就在阜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并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质疑了：“工业退化为农业，是不是产业发展的退步？数万工人变农民，会不会抢走农民饭碗？”
对此，刘文启告诉记者：“这是阜新在当时情境下的必然选择。10多万的下岗失业人口，只有发展现代农业才能投资少，见效快，最大程度解决就业问题。”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投资其他产业，解决一个人的就业至少要10万；而投资农业，3、4万元就能搞定一个岗位，而且还能同时拉动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阜新那时穷啊，要在最短的时间，尽快吸纳失业人员，保证社会安定，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刘文启说，“我认为，这个办法不仅适用于阜新，也适用于其他有大量失业人口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具有可推广性”。
目前，阜新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比转型前提高近15个百分点；亿元以上龙头企业占地方亿元以上工业企业比重近40%。全市基本完成了农产品加工业第一阶段布局，生猪、肉羊、白鹅等区域性农产品生产加工中心初步形成。
大力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是阜新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副产品深加工的重要思路。在产值超过18亿元的阜新双汇，记者看到的是世界先进的全封闭式“一条龙”生产线：生猪源源不断从加工口进去，出来的就是不同品种的冷鲜肉类以及多种火腿肠。
阜新双汇总经理钟立告诉记者：双汇选择落户阜新，一方面是看中了地理位置和养殖资源，另一方面是被当地政府的诚意所感动。“当年，都大年三十了，阜新市领导还在河南跟双汇洽谈合作。有这样敬业的领导，有如此强烈的发展愿望，阜新不怕发展不起来”。
的确，阜新人有干劲，并不满足于在农业上的发展。这几年，阜新依托比较优势，加速产业集聚，培育壮大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
刘文启说：我们根据地方工业中一些产品在国内具有的一定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装备制造配套、新型建材、精细化工、新型电子、玛瑙加工、北派服饰等“6个优势特色产业”，扩大对外合资合作，引进培育一批项目。规划建设了5个工业园区和20个产业园，促进了优势特色产业呈集群化发展。
农业富民，工业强市。毗邻沈阳这个装备制造业之都，阜新将配套装备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之重。目前，装备制造配套生产企业已经达到35家，共有80余种、500多个规格的产品。其中，德尔机械汽车动力转向泵生产能力居全国第二位；封闭母线居国内同行业第三位；驰宇石油机械产品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而且，阜新的精细化工行业已形成科研一—生产——原料配套的完整体系。
让阜新人自豪的还有一点，阜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加工集散地、名副其实的中国“玛瑙之都”。“虽然玛瑙加工只是小型手工业，多为作坊，但是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阜新国际知名度很有好处。每年来阜新进行玛瑙交易的人多了，也可以拉动服务业和旅游业”，刘文启算盘打得很是精明。
阶段性重大成果
“阜新市是我国问题最为突出、矛盾爆发最早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年它的经济转型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彭会军表示。
2001年至2007年6年间，阜新经济结束了“九五”时期低速徘徊的局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高达16.3%，曾连续3年居辽宁首位。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阜新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调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配套、新型能源产业及精细化工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工业经济结构初步形成，非煤产业的比重上升到近90%，经济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几年来，我们坚持落实‘四个依靠’和‘三个同步推进’的措施，保证了经济转型不断向纵深发展。要说经验，这就是具有共性的经验”，刘文启说。
“无论何时何地，人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刘文启显得有些激动：依靠解放思想增强经济转型的精神动力，这是根本问题。转型之初，阜新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源枯竭、经济落后给人带来的陈旧观念和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为此，我们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穿于经济转型的全过程，使全市人民尤其是下岗职工树立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决心。
“依靠深化改革，增强经济转型的内在活力是阜新另一法宝。这些年来阜新体制、机制创新迈出重要步伐，累计完成各类国有企业转制300多户，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占全市经济比重由2001年的27%上升到2007年的60%以上”，他说，“同时，我们依靠对外开放，增强外在推力，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坚持小分队招商、高层推动招商等方式，每年组织近百批次招商活动，不断优化招商环境，累计引进总投资近300亿元”。
此外，依靠科技创新，增强转型振兴的第一生产力也是保证增长后劲、提高产品高附加值的重要举措。阜新积极推进科技合作，与清华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20多所高校开展了多领域合作，并成为中国科协确定的“全国依靠科技推动经济转型与振兴试点市”，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还在经济开发区建立了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搭建起了科技创新平台。
尹文涛表示：“除了‘四个依靠’，阜新还坚持经济转型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同步推进，这些都是阜新转型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的有益经验，可以为其他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提供借鉴”。
王铁军告诉记者：这些年群众生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2002年阜新投资近12亿元实施了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现已全部完工，1.8万户沉陷区居民迁入新居。目前，总投资2.6亿元的采煤沉陷区治理二期工程正在建设，还将惠及8201户沉陷区居民。而且，阜新紧紧抓住国家在辽宁进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试点的机遇，加快构筑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完善，近25万名退休职工养老标准得到了提高。
“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最关键的。解决了就业，搞好了环境，老百姓有饭吃，有钱挣，社会也就安定了”，刘文启说。
亮剑何方
阜新下一步将怎么走？当记者问到这个话题时，刘文启的眉头依旧没有舒展开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阜新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新型能源基地、发展煤炭深加工产业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依然还有很多掣肘之处。
刘文启告诉《中国投资》：推进资源深加工、建设全国重要的煤化工产业基地，是阜新经济转型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我们可以利用阜新和蒙东地区的煤炭资源，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目前，阜新煤化工基地建设项目总体规划已被列入国家和辽宁省发展规划。总投资647亿元的大唐国际阜新煤化工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其中，总投资247亿元、年产4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争取今年开工”。
煤炭与水源是发展煤化工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煤炭资源日渐枯竭而又缺水的阜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刘文启说：“煤的问题不用担心，阜新煤资源虽然衰竭，但还是可以通过深部找矿、提高井工矿生产能力等措施，使煤炭产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在1000万吨左右。同时，阜新充分利用海州露天矿关闭破产企业的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对内蒙古白音华煤田进行了开发。目前，以从蒙东输煤为主要功能、全长487.6公里的巴新铁路项目已全线开工，将为阜新发展煤化工产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保障。但是水的问题还是不好解决，缺水是阜新这个城市发展工业的软肋”。
对此，也有业内权威人士指出：前些年各地纷纷跟风上马煤化工项目，不仅重复建设、浪费投资，而且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更关键的是煤化工很多核心技术并没有为我国所掌握，现在国家对这些项目审批抱以非常审慎的态度。一些资源趋于枯竭的城市不能盲目跟风，要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和资源承受能力。
刘文启告诉记者，除了煤化工，新能源也是阜新大力发展的产业。
阜新市风力发电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明说：“阜新多年前就开始测风，为发展风电未雨绸缪。目前，阜新已规划实施了超过10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项目，2.4万千瓦彰武金山风电场、华能新能源50万千瓦风电场一期工程高山子10万千瓦风电项目已经投入运行。风力发电的‘十二五’远景规划已达到300万千瓦”。
在冰雪覆盖、寒风呼啸的高山子，记者看到昔日光秃的山峰已然矗立起几十座乳白的风力发电机，颇为壮观。华能新能源阜新高山子风电场值班长告诉记者：“经过几个月的运行，这里风力状况不错，发电也很稳定，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刘文启说：“除风电外，我们在地热、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方面也加大了开发力度。尤其是对文冠果等油料作物进行培植，将来可以发展生物柴油产业”。
与此同时，阜新还在大力发展环保发电，目前煤矿瓦斯发电已建成井口瓦斯发电站5座，总装机容量为1.86万千瓦；总装机容量70万千瓦的阜新发电公司3期技改项目和总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金山煤矸石热电厂已投入运营。“这些都是利于环保的循环经济项目”，他补充道。
按照辽宁省“突破阜新”战略，阜新初步确定到2012年要实现“三二一”的奋斗目标：
“三”是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均增幅要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二”是努力建设成更加适宜投资兴业的地区之一和更加适宜人居的生态城市之一；
“一”是形成一大批项目和具有规模的产业集群。到2012年，全市要形成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产业集群12个，其中超100亿元的产业集群5个。
“要实现这些目标是有难度的”，刘文启坦承：“阜新这样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我们要继续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走一条符合阜新市情的道路”。
“现在用成功二字，为时过早”，有工作人员对记者半开玩笑，“如果说以前阜新是濒死之人，那么现在只能算是活过来了，还要依靠各级政府输血供氧。阜新要成为一个健康人，能自己造血，道路还很漫长”。
站在街头风中聆听，塌陷区曾经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已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匆匆脚步声。虽然阜新经济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但它多年进行的努力值得肯定。无论经验抑或是教训，对于每一个资源型城市而言，都是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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