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并没有完全取消先前的管制，而只是将经济管理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虽然这种格局仍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秩序，但是地方经济干预产生了许多问题。除了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之外，地方计划经济也造成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GDP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食品卫生、生态环境、生产安全和基础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却得不到重视，致使一些地区环境污染恶化、安全事故不断、基础教育得不到保障、广大农村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更是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政府职能和工作重心必须发生转移，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应该适时调整。如果说老百姓在改革三十年后已经改变了经济至上立场，那么现在是轮到政府转变观念的时候了。确实，中国农村和许多城市还很落后，穷人还很多，经济还要大踏步向前发展，但是政府不能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事实上，只有地方政府退出经济干预，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企业规模才能越做越大，全国市场竞争才能摆脱诸侯割据而走上正轨。真正的市场经济既不是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地方计划经济，而是每个理性的市场主体在法律规则框架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自我计划经济。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法律和政治改革，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无疑是政府限制越来越少。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松管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很简单：政府其实不用多操心，人民完全可以为自己谋福利，而经济改革证明，这样做的效果要比政府主动替人民谋利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信任普通老百姓的基本理性能力；否则，事事都由政府包办，反而扼杀了老百姓的动力和活力，使整个国家陷入永久“短缺”的贫困之中。经济领域是如此，其他领域又有什么理由例外？如果我们信任普通老百姓为自己谋利的能力，那么我们似乎也同样应该信任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并放手让他们通过宪法规定的机制选举自己的代表，进而选举和监督政府部门官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真正对人民负责。事实上，选举也是一种市场竞争。如果说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合适的产品，那么选举则为广大选民产生合适的政策和领导人，从而实现良治和善政。和计划经济的结果是贫困一样，限制自治的结果必然是糟糕的地方治理。

　　一旦超越计划模式，那么中国的后经济时代是指日可待的。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绝不会发现自己无所事事。恰好相反，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老百姓有那么高的期许，必然使这样的政府应接不暇。毕竟，社会保险、基础教育、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生产安全……现代文明社会有太多的公共需求是个人无法满足的，因而必须依靠一个有为的政府。

　　后经济时代的政府正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只不过未必在经济领域而已。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