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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鹏 叶一剑 成都、北京报道
11月17日下午4时,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四川省崇州市平安加油站的老板胥昌明望着络绎不绝的加油车辆露出笑意。
“成品油降价两毛之后,我们每天能够多卖出1000升。”胥昌明说。
一个月之前,胥昌明和崇州市其他20多家民营加油站一样,面对着油价高企、两大石油巨头卡紧油源的局面也曾经一筹莫展。
“我们的自救之道就是到陕北的延安进油,和他们合作十多年了把1700公里的路上成本除去,折算下来每吨成品油仍然要比中石油、中石化的少500元左右。这样就还有得赚。”胥昌明说,“10月中旬,看着油价一天比一天低,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其实也找过我们,让我们帮他们卖油,但是我没有同意。”
“我9月中旬开始正式接手成立民营加油站成立商会的事宜,当时他们信誓旦旦,我们还联合了近300多家遍布四川的民营油企。但是到了10月底,眼看着的报批就有结果了,他们那边又冷下来了。”10月31日,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华表示自己不能理解这些民营加油站的“短视”行为。
9月上旬,四川省众多民营加油站因供油受限,准备成立商会,以《反垄断法》联合维权。发表公开信:我们成立商会不是为了和中石油、中石化对着干,而是为了更好地尽社会责任。“实现我国石油市场主体多元化,石油来源多样化,石油价格市场化。”廖华律师当时在公开信中称。
“现在看来,成立商会这个事情要缓一缓了。”廖华律师11月17日说。
“以前是曲线自救,这两天,陕北延安的地炼厂自己送油给我们了。”胥昌明说。
和崇州的胥昌明们的进油渠道不同,依然要靠中石油、中石化供油的大邑县、蒲江县、新都、龙泉等成都近郊区县各民间加油站,尽管也在“暗度陈仓”,但对记者的询问却噤若寒蝉。“不敢让中石油那边知道我们也在这么做。”一位民营加油站的老板说。
“最好的时光”
孙勇现在河南商丘经营油品运输生意,到山东东营等地方炼厂比较集中的地区去拉油,销售客户几乎包括了商丘地区主要的民营加油站。
“近一个半月以来,是民营加油站最好的时光”。按照从东营的地方炼厂汽油每吨5000元,柴油每吨4800元到5000元的批发价格计算,每吨的销售利润都甚至可能达到2000元。
在河南商丘,尽管中石油、中石化采取了一些“比如送小礼品”的促销活动,但是与民营加油站动辄低上0.5元甚至1.1元的差价相比,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可言。以90号汽油为例,在北京的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和民营加油站之间的零售差价已经到了0.5元。
目前中国的成品油供应链是两个链条并存。一个是民营加油站,在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可以通过民营炼厂获得更廉价的成品油批发,从而具有较大的降价销售的空间,而另外一个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供应系统,考虑到国家调控价格的滞后,在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往往出现亏损供应,在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中石油中石化的销售价格则由于管制活动幅度不大,进一步导致库存挤压,亏损压力提高。
在成都,中石油、中石化所属的加油站并没有降价的动向。而坊间关于近期发改委即将出台三套降价方案,即每吨成品油零售价格每吨下调500元、800元或是1000元的传闻却早已甚嚣尘上。就在11月1日,国家发改委出面正式否认了“油价下调20%、燃油税同步推出”的一则市场传闻。
在中国,成品油定价权还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关于下调价格的呼声和预期不断,但是迄今仍然没有下调零售价格。
市场早已悄然作出了反应。但是这场价格战的头顶上依然带着一个“紧箍咒”,即在国家发改委规定的8%成品油零售价浮动范围内调整,而并非是零售中准价的下调。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可雨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进行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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