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基因(3)

　　介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类型

　　2005年6月，在南山大酒店，由万科董事长王石相约，我们见到了88岁的袁庚。王石也是第一次见到袁庚，很兴奋。因为脑萎缩，袁庚谈话思路虽然清晰，但善忘，经常重复。

　　17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做了上节所述演讲：“(蛇口)这个地方，是由跻身香港的一个中资机构——招商局全资开发经营的，而不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功能开发的。”这一次，当我们对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成就表示赞赏时，老人说：“那都不算什么，有国家的投资和政策在里面。国家让你做不让人家做。”

　　他盛赞万科这样“赤手空拳打出来的”企业，认为招商系企业里，中集可与之媲美：“在一个没有政策准入限制、门槛很低的行业，做到了世界最大。”

　　但据王石回忆，袁庚之后又说，如果当初交通部不给中集订单，行吗？

　　“我认为有这个因素(官商)。”中集总经理麦伯良对《中国企业家》说，“不管怎么讲，中集的两大股东还是招商和中远，还是国有的，说它不受一点影响，不客观。两个股东当然给它支持，但只是有限的范围。”

　　平安副常务首席执行官孙建一否认平安有“官商”色彩。“我们哪儿有‘官商’？我们是地道的非国有民营企业。”他说平安刚创建时，作为中国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外界“要把平安扼杀在摇篮中”的声音不绝于耳，深圳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还收到文件，规定只能买某家公司的保险。孙建一说：“平安创造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它的创新就是不断突破政策的限制。平安的创业者们就像一块牛皮糖，认准了既定目标就不回头。”

　　尽管如此，孙建一也承认，从起点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当“野狗”和“牛皮糖”的资格。

　　据孙回忆，马明哲早年在蛇口负责社保统筹工作，接触到蛇口里外资、合资企业的商业保险业务后，向袁庚建议招商局应该100年后“重操旧业”(招商保险成立于1885年)，袁庚欣然赞同，亲自提笔向当时主管金融工作的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概两年后的1988年，平安保险正式开业。这纸批文相当特殊，因为当时全中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央在平安保险成立前曾专门发文规定：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国家合法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以外，各地不准成立保险公司，必须清理。

　　马蔚华到招商银行之前本是央行官员，尽管他对某些针对商业银行的“歧视性政策”不满，但看起来影响不大：“起码监管当局的官员很多还是原来的同事，还给点儿面子吧。跟他们沟通的还是很好。”

　　即使是“门槛最低、受到支持最少”的中集，当它1987年面临危机时，也是因为国家考虑到政治影响(梁宪语)才没有关闭。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因为银行惜贷，招商局陷入支付困难，得到中央政府拯救。1999年，为了充实招商局集团资产，政府将总资产达66亿元的交通部独资国有企业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1993年成立，主营高速公路桥梁)无偿划转给招商局，使其成为招商局全资子公司。2000年，政府又将国家重点科学研究机构重庆交通科学设计院划转给招商局集团，成为招商局直属科技企业。

　　“官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结合似乎使中集、招行、平安等企业成为介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类型。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很是微妙的。在它们需要的时候，政府会施以援手，并对它们的某些过分举动予以充分容忍，但政府又不能像对待真正的国企一样插手它们的管理，因而它们能够按照既定制度平稳运行。

　　不过反过来这也能成为蛇口系企业“叫屈”的一个理由。“国有和民营的两种优势我们可能都具备，但是两个方面的劣势，可能我们也具备。”孙建一表示。国有股这些年毕竟在平安呈下降趋势，“我们曾经以我们建立起平安这家市场化性质的企业自豪过，无比自豪。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政策等方面还处于一种劣势。很多政策可以给国有的，不一定给你。等一些特殊情况出现后，往往又会出现一种舆论，把你跟国有的去比：为什么它不行，你行呀？”孙建一特指的是最近在市场上引起争议的平安高管薪酬一事，马明哲个人2007年年薪高达6600万元。

　　“我们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两种体制，在交替运行，轮番发挥作用，两种体制与文化经常要碰撞，经常要产生矛盾，我们企业就在这个矛盾里面挣扎。”孙建一说。

　　“有些领导关心我的成长，问我是不是考虑成为官员。”麦伯良说。“我的兴趣和能力不在那里，所以一直拒绝。我还没有遇到过你不同意也得走的情况，虽然我是党委书记，但是要实现这个东西(把我调离岗位)有个程序的问题，要董事会把我免了才行。”

　　既有严格的股份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又有股权比例不是很大的国有股股东，蛇口系企业看上去就像具有了双重保险。这未必是袁庚的本意，但它无疑是现行体制下最安全的，也最具有做大规模的可能性。

　　2006年12月20日，首届深商风云人物颁奖典礼上，90岁的袁庚因病不能说话，坐在轮椅上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坐着轮椅下台。在他上台之前之后，都有名声赫赫的比他年轻得多的深圳企业家亮相。刚刚接受完本刊采访的麦伯良在典礼上表达了对袁庚的极大敬意。1982年，麦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来到蛇口招商局，进入中集，做一些画图、设计工作，当时“还没有资历跟他(袁庚)讲话”。

　　“这次评他功勋奖，他当之无愧。”麦伯良对《中国企业家》说，“袁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之一。现在讲创新，他做的是最大的创新，不仅仅是对深圳，也是对中国的贡献。我很尊重他老人家。我觉得社会应该给他一定的荣誉。我本人每年会去看袁老一次，他能走得动，想吃东西就请他吃顿饭，过年过节让办公室代表中集送些小礼物，主要是吃的，愿他长寿一些。现在关心他的人不多了。”

　　(房毅、陈虎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