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详解娃哈哈偷税门(2)

　　然而更大的收入来自宗庆后所获得的股权奖励收入。同时根据达能及其子公司与宗庆后签订的《奖励股协议》，达能在协议签订之时，即将其境外几家子公司的股权奖励给宗庆后，宗可以享有这些股权的分红；更大的收益则来自股权回购，双方约定，股权回购的交易价格，将与达能中国合资公司的业绩挂钩。

　　税务部门从达能获得的银行往来凭证显示，1996年—2005年，宗庆后累计获得“服务费”842.4183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年-2006年，宗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资金1505.6876万美元；其余大约4000多万美元，则是达能和金加投资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名义，向宗支付的款项。

　　其中，达能曾因宗庆后撮合其与乐百氏公司的联姻，以一家境外子公司股权回购的模式，给予宗100余万美元的奖励。

　　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认为，对于像宗庆后这样身份多样，收入复杂的高收入者，应该对其收入性质和来源进行仔细甄别，正确定性和确定种类后依法适用税率征收税款。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居民个人，无论其境内所得，还是境外所得，都应申报纳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宗庆后作为在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任职的管理人员，因履行《服务协议》而取得金钱报酬和股份等提供劳务所得，虽然支付地点在境外，其所得的来源地仍然为中国境内，应当按照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依法纳税，不得抵扣在境外已经缴纳的税款。但对源于境外公司支付的股息、红利，则属于来源于境外所得，在给予抵扣境外税款后向我国纳税。

　　关于宗庆后所获“服务费”的定性和适用税率存在的争议，施正文教授认为，由于宗庆后具有股东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按照什么性质的所得征税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不同的所得，其适用税率和扣除方法都不同，对其税负的影响也不同。就本案来说，宗庆后的收入可能涉及到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股息红利所得。工薪所得每月超过10万元以上部分，税率为45%；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超过十万的，按40%税率征税；承包承租经营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元以上的，税率为35%；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为20%。虽然所缴税款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依法征收也要对这部分收入的性质进行认定。

　　施教授认为，最需要弄清的是宗庆后获得的按1%年利润奖励、股权奖励、股权回购等所得究竟按照何种所得征税。从现有的案情材料来看，这些所得在实质上是因宗庆后任职业绩而取得的收益，例如双方约定股权回购的交易价格与公司业绩挂钩。因此，不管它是以“服务费”形式出现，还是“股权回购模式”奖励，在性质上都属于工薪所得。当然，宗庆后基于公司中的股东身份而获得的收入，应当按照股息红利所得征税。

　　中央财经大学蔡昌教授认为，“偷税门”折射出我国对高收入群体税务监管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虽然目前我国在加强这些特殊群体征税方面的力度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特殊群体如企业家、公司高层由于他们身份多重，收入来源复杂不好甄别，因此税管部门很难有效掌握他们的收入来源和性质。比如本来应该通过工资形式发放给老板的劳动所得，为了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他们可以通过股权奖励的方式来取得收益。同时现金交易的大量存在也更容易导致偷逃税的现象发生。此外在实际当中，对于这些人的个人消费和公司消费如何区分也是很难进行甄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