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价能力有限 中国制造受不了通胀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深圳、广州　　

　　中国制造业议价能力有限，这个领域内，上自老板，下至民工，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受到通胀的严重影响

　　33岁的赵建国是甘肃人，2006年底他听说南方工厂的工资高，2007年春节刚过，就和老婆到了深圳沙井打工。

　　南下几千公里的路程，行李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瓶酸水。酸水是赵建国老家的特产，用带来的那瓶酸水做底料，加上青菜和水，煮熟后密封在桶里发酵几天，就成了一桶酸菜水。

　　吃饭时，赵建国就在面食里加上一碗酸菜水，便当是菜了。酸菜水快吃完的时候，再加菜加水煮熟发酵。如此反复。

　　无论赵建国如何节省，夫妻俩每个月的伙食费至少也得500块，毕竟一星期总得吃一次猪肉吧。他抱怨当地的物价高得离谱：“春节时，豌豆角卖到了9块，土豆最便宜也是3块，比老家贵多了。”

　　赵建国并不知道，他南下深圳的这一年，是中国CPI增速最快的一年，即使是他的家乡甘肃天水农村，蔬菜的价格也是创历史新高。

　　赵建国也不知道他正被“通胀”剥削，当然他也搞不明白“通胀”是个啥玩意。平时，他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屋子里惟一能了解外界的工具——收录机还是坏的，好在还可以放磁带，这是赵建国惟一的娱乐。

　　去年为了节省开支，赵建国不得不戒了酒，而抽烟，便成了他仅存的嗜好，也是他除了吃饭和住房之外最大的消费。厂里禁烟，一放工，赵建国就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猛抽。

　　但是最近几天，赵建国连这惟一的嗜好也要“提心吊胆”了。一个星期前，房东向他吹了涨价风，“隔壁几家的房租都从300块涨到350或400块了。”老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涨房租，赵建国就得戒烟。

　　来深圳之前，赵建国已经辗转过西安、拉萨等许多西部城市。在深圳，他拿到了人生中最高的工资，但也支付着这辈子最贵的开销。

　　小两口摸着口袋盘算着过日子，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屋子里的年画上画满了数字，这成了赵建国的家庭账本。

　　他们在2007年12月的收入是：赵建国1178元，赵建国老婆1248元。支出：房租加水电360块，吃饭500块，抽烟150块，日常消费200块。结余1196元。

　　“一个人的工资作为日常开销，剩下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寄回老家。”在甘肃老家，赵建国将全部的积蓄用于负担四个老人和两个小孩的生活，好在他和老婆都不是独生子女，父母的生活由兄弟姐妹们共同分担。

　　南下深圳后，赵建国老婆最贵的一条裤子要40块。屋子里没有衣柜，夫妻俩的全部衣服也没装满一个塑料袋——这一年里改善生活的全部成果都装在这个袋子里了。来深圳打工一年多时间里，夫妻俩甚至从未踏出过沙井镇。

　　赵建国夫妇所服务的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是一家有3500多员工的企业。为了减少工人的日常开销，这家工厂有自己的食堂，董卓荣是承包这家食堂的小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