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碧桂园：超越的年代

　　8 超越的年代

　　走过2007的漫长时光，杨国强终于迈进了2008。过去这一年，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年。

　　按照碧桂园2007年12月的公告，“2008年初在建建筑面积1500万平方米，预期2008年和之后新报建及开工的可建筑面积为1600万平方米。这些产品平均开工一到两年后可以达到交付条件。”以这样的速度，碧桂园已有的土地储备将被迅速消化。

　　在做碧桂园报道的这段时间，记者不断问自己，在事实和数据之外，你有自己的判断吗？

　　现在，让我忠实地把思考的过程呈现给读者。

　　第一个阶段，质疑。

　　这些质疑，以及相应的调查，形成了《第一财经日报》对碧桂园“囤地”的多篇报道和严厉的社评。我们问：“这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经得起公众的推敲吗？”

　　第二个阶段，反思。

　　当记者详细阅读有关法规和房地产历史资料，在业内广泛采访，并亲自到“国华”、“国良”慈善学校随机组织座谈后，对碧桂园的商业模式、社会贡献和利益相关者价值有了客观认识，对“强人”杨国强的善良、朴实、勤奋有了较多了解。虽然有天时地利的助益，但碧桂园和杨国强的成功不是天上掉馅饼；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虽然受到不少质疑，但是合法合规的，是在阳光下的；碧桂园的盈利能力，既源于这种模式，也是为消费者提供良好产品与服务、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正面作用的合理回报。可以说，对碧桂园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记者对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的印象。

　　由此记者想到，中国经济的成长与活力，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离不开企业家群体。今天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价值表现，也与创业代企业家的作用不可分离。2007年，我们看到阿里巴巴成为全球主流商业价值的一部分，看到平安保险成为比利时富通集团的第一大股东，看到坚持自主研发的比亚迪不屈不挠地在香港上市，也看到了碧桂园强烈带动的让中国资产享受“中国溢价”的那一刻。马云、马明哲、王传福、杨国强们，和柳传志、任正非、王石们一样，都是中国商业的骄傲，他们创办的公司都是中国竞争力的体现。当我们习惯于从总体上肯定中国商业成就的时候，为什么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家个人财富的增长，更多时候还是缺乏平常心，往往不由自主就开始为富不仁、牟取暴利、敛财失德等方面的假想、推断和道德批判？

　　比尔·盖茨多年为世界首富，微软每年官司缠身，美国媒体也批评微软的垄断，但我们看不到民众对他的财富说三道四。财富越多麻烦越多质疑越多，这不是健康的社会商业伦理。只要守法经营，取财有道，应该说，财富越多越好。民富是国富的缩影。创造财富是分享财富的前提。中国出现更多更富的阳光富人，不是社会的耻辱，而是时代的进步。如果我们不能在心理上完成对“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现代超越，那么中国商业发展的社会心理土壤就很难容纳越来越大的企业、越来越富的企业家。

　　对中国的创业代企业家，对那些主要依靠勤奋努力、为顾客创造价值、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企业家，我们应该给予历史性的解读。以今天的尺度衡量他们的历史问题，也许无须宽容，但应理解；应当纠偏，但不能偏激；诉诸道德，更要回到法律；倡导慈善与责任，但更应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使得企业家的预期长期化、固定化，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新动力，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才是企业家造福社会之本。

　　在中国从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型中，中国商业发展的土壤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许多习惯了旧的土壤的树木也面临迁移的要求。但这种树木的大迁移，不能简单地割裂历史，把原有的根系和上面的土质统统清除干净。在生命体的移植中，只要不是肿瘤和毒素，一些旧的习惯和路径依赖不妨“且行且去，徐徐除之”；更重要的是创设健康明朗、标识清晰的新环境，让沧桑之木也能更加葱茏。

　　第三个阶段，审视。

　　当记者把思路再次切换到社会的立场，站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立场，又深切感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富豪阶层，迫切需要自我反思，迫切需要领会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刻性，迫切需要增强对“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理解，而不是委屈冤枉，失落焦虑，对前途失去信心。

　　和整个中国变迁的方向相一致，中国的商业环境也在深刻变革——从粗放的、不计社会成本的、扭曲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投资拉动的、地方政府和政策驱策的、唯GDP和政绩导向的、急功近利的、不顾长远的、财富分配对资本利益倾斜的商业环境，转向集约的、体现社会成本的、要素价格不受扭曲的、内涵增长的、依靠法治的、关注国民福利的、立足长远的、更能体现社会公正的商业环境。此时此刻，让我们向那些富豪榜前列的房地产富豪们探问——

　　面对这沉默的大地，你是感恩时代垂青，还是觉得才具独有？那令土地升值的真正动力，是这个时代无数人辛勤劳动所积蕴在土地深处的无形财富，还是你的个人眼光？面对这大地，你有无敬畏？

　　2002年之后这轮房价、地价的上涨，使整个房地产行业一派风光，利润远超“中国制造”的微薄所得。你的财富增长，主要是靠优质产品的供应所带动，还是靠社会需求的爆发所带动？

　　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栖居的农民哪里去了？和你累积的财富相比，他们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利不对称条件下，获得的那种一次性补偿，你是否觉得已经足够，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你还在造福他们？

　　这不会言语的土地，急于发展的官员，习惯忍让的民众，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为了支持近功速效的发展，对那些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们，都给予了扶助和支持，降低门槛，灵活变通，小错不纠，既往不咎。中国富豪的原始积累速度世界领先，与此不无关系。俗话说“大富由天”，在中国发展的特定阶段，“天”不仅是指鼓励创业致富的政策环境，持续增长的经济环境，也是指社会成本低估和要素成本扭曲的环境，正因为土地、资源、环境、劳动、资金等价格偏低，在客观上有助于创业者以较低的成本起步与发展。庞大的国有和集体存量资产的战略性重组，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机遇。对这样的“财富生成方式”，你有何知觉？有无内省？

　　在没有开征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的今天，中国富豪阶层的资本利益可以得到更多扩张和延续。从社会的角度看，你觉得这公平吗？美国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反对取消遗产税，他们认为遗产税可以鼓励人们为慈善事业捐款，“不鼓励财产继承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你考虑过分享与共赢吗?

　　一面要求法律保护私有产权，要求政府爱护、民众理解，一面又在追求变通利益，习惯隐秘操作，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你又何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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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也许苛刻，问题的根由也非只在企业一方，但对土地这样的无法再生资源，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更深切的追问吗？我们在价值关怀上可以无动于衷吗？

　　一个漠视商业利益的仇富社会当然不是中国发展的选项，同样，一个丧失社会成本意识、缺乏对公共性、外部性的理解、因而失去社会向度的唯利是图的商业族群，不是社会的福音，而是社会的隐患。

　　真正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一定会注意到中国商业土壤与社会成本的变化，并主动给予建设性的回应。今天中国所倡导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是要剥夺富人，不是要回到“一大二公”，而是社会经济向着更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伟大转型。

　　第四个阶段，超越。

　　在招股书上，1997年被作为碧桂园“元年”，而2007年的风雨，也许是碧桂园十岁的最好礼物。如果经历这场风雨，使社会更准确地了解碧桂园，使碧桂园更深刻地体察社会的精神变迁和商业环境的变迁，这场风雨就创造了价值，而不是一阵新闻的烟云。

　　在这个时刻，杨国强需要的，不仅是来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更是要以博大的胸襟勇敢地直面过去，以深刻的内省寻求未来发展的精神资源。碧桂园的路径并未偏离我们时代的主流方向和精神话语，杨国强十年前悄然先行的慈善事业也表明，他的内心有感恩，有责任，他明白要与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让社会从自己的财富中有所获益。但是，仅此并不足够，必须做出超越。

　　在记者看来，碧桂园的超越之路，首先是要在房地产开发中更加严格地遵循法律法规，在合规性上向业界最高标准看齐，决不在法律边缘游走；其次是要以基业长青的要求，优化公司治理，从“高盈利的生意”迈向“可持续的、受尊敬的公司”。碧桂园真正的挑战，不是市场变化，不是国土资源部，不是新闻媒体，而是它自己形成的高度依赖创业家个人的路径。

　　尽管碧桂园被纳入多项重要的市场指数，但是研究发现，碧桂园上市后股价的涨幅远低于主要可比对手，如万科、雅居乐和富力。记者认为，这一差异即是碧桂园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折价”体现。和竞争者相比，碧桂园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最大，而万科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最小。

　　同时，记者也发现，外部政策和环境的风云变化对万科这类公司的影响总是最小，而碧桂园只是因为一些新闻报道就引致如此大的风波，主要不是“不懂媒体关系”的原因，而说明碧桂园的经营模式本身容易受到政策影响。碧桂园享受地方土地开发收益的这一“利”，亦是其易受政策和地方官员关系影响的一“弊”。

　　包括碧桂园在内，已经有，还将有很多民营房地产企业上市。他们中的不少把融资作为第一目的，或许很快就有新的名字代替杨惠妍的位置；也有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高管说，上市是从良的过程。以记者之见，上市最值得关注的是IPO中的P(Public)，即公共性的“公”，公众公司的“公”，公告的“公”。

　　当一家公司上市，当公众投资一家上市公司，它就不再姓“私”而姓“公”，它的许多行为就不再是私密而要公告。公共投资者希望他们投资的公司是健康的，永续的，透明的，向善的，负责的，对他们诚信的，和社会友好相处的。他们不只关心某个季度年度的每股盈利数字，还关心达至盈利的方式能否持久和可以信赖。这就需要公司更好地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方向，把自身的商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需要公司的治理、团队建设、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更符合强人能人的行为逻辑；需要公司不忌讳和回避公共目光的审视，而勇于和公共的视线交流对视。一个成功的公司可以凭借强人之力，但一个伟大的公司不可能维系在个人身上；一门赚钱生意可以来源于某种商业模式，但一个受尊敬的公司，一个基业长青的公司更依赖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制度保证下的创新能力和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力。

　　而在这些方面，善良而自信的强人杨国强，一直在高速运转、来不及歇息的碧桂园公司，都还不能给人确定的答案。除非他们愿意挑战自己，超越已有的成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

　　这是追求和谐社会的年代。企业与社会，需要良性互动，不断内省，不断和解。

　　这是科学发展的年代。只有深切地理解新时代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才有可能重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视野里，碧桂园标本有着更宝贵和深长的意义。研究它，理解它，反思它，鞭策它，不是为了毁灭，不是为了辩解，是为了借鉴与创造。

　　这是深刻变革的年代。是通过变革走向伟大，也只有变革才能伟大的时代。

　　这是超越的年代，是面对大地，面向未来，企业和社会共同实现超越的年代。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