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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碧桂园:超越的年代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1日 03:40 第一财经日报

  8 超越的年代

  走过2007的漫长时光,杨国强终于迈进了2008。过去这一年,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年。

  按照碧桂园2007年12月的公告,“2008年初在建建筑面积1500万平方米,预期2008年和之后新报建及开工的可建筑面积为1600万平方米。这些产品平均开工一到两年后可以达到交付条件。”以这样的速度,碧桂园已有的土地储备将被迅速消化。

  在做碧桂园报道的这段时间,记者不断问自己,在事实和数据之外,你有自己的判断吗?

  现在,让我忠实地把思考的过程呈现给读者。

  第一个阶段,质疑。

  这些质疑,以及相应的调查,形成了《第一财经日报》对碧桂园“囤地”的多篇报道和严厉的社评。我们问:“这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经得起公众的推敲吗?”

  第二个阶段,反思。

  当记者详细阅读有关法规和房地产历史资料,在业内广泛采访,并亲自到“国华”、“国良”慈善学校随机组织座谈后,对碧桂园的商业模式、社会贡献和利益相关者价值有了客观认识,对“强人”杨国强的善良、朴实、勤奋有了较多了解。虽然有天时地利的助益,但碧桂园和杨国强的成功不是天上掉馅饼;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虽然受到不少质疑,但是合法合规的,是在阳光下的;碧桂园的盈利能力,既源于这种模式,也是为消费者提供良好产品与服务、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正面作用的合理回报。可以说,对碧桂园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记者对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的印象。

  由此记者想到,中国经济的成长与活力,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离不开企业家群体。今天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价值表现,也与创业代企业家的作用不可分离。2007年,我们看到阿里巴巴成为全球主流商业价值的一部分,看到平安保险成为比利时富通集团的第一大股东,看到坚持自主研发的比亚迪不屈不挠地在香港上市,也看到了碧桂园强烈带动的让中国资产享受“中国溢价”的那一刻。马云、马明哲、王传福、杨国强们,和柳传志、任正非、王石们一样,都是中国商业的骄傲,他们创办的公司都是中国竞争力的体现。当我们习惯于从总体上肯定中国商业成就的时候,为什么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家个人财富的增长,更多时候还是缺乏平常心,往往不由自主就开始为富不仁、牟取暴利、敛财失德等方面的假想、推断和道德批判?

  比尔·盖茨多年为世界首富,微软每年官司缠身,美国媒体也批评微软的垄断,但我们看不到民众对他的财富说三道四。财富越多麻烦越多质疑越多,这不是健康的社会商业伦理。只要守法经营,取财有道,应该说,财富越多越好。民富是国富的缩影。创造财富是分享财富的前提。中国出现更多更富的阳光富人,不是社会的耻辱,而是时代的进步。如果我们不能在心理上完成对“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现代超越,那么中国商业发展的社会心理土壤就很难容纳越来越大的企业、越来越富的企业家。

  对中国的创业代企业家,对那些主要依靠勤奋努力、为顾客创造价值、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企业家,我们应该给予历史性的解读。以今天的尺度衡量他们的历史问题,也许无须宽容,但应理解;应当纠偏,但不能偏激;诉诸道德,更要回到法律;倡导慈善与责任,但更应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使得企业家的预期长期化、固定化,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新动力,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才是企业家造福社会之本。

  在中国从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型中,中国商业发展的土壤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许多习惯了旧的土壤的树木也面临迁移的要求。但这种树木的大迁移,不能简单地割裂历史,把原有的根系和上面的土质统统清除干净。在生命体的移植中,只要不是肿瘤和毒素,一些旧的习惯和路径依赖不妨“且行且去,徐徐除之”;更重要的是创设健康明朗、标识清晰的新环境,让沧桑之木也能更加葱茏。

  第三个阶段,审视。

  当记者把思路再次切换到社会的立场,站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立场,又深切感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富豪阶层,迫切需要自我反思,迫切需要领会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刻性,迫切需要增强对“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理解,而不是委屈冤枉,失落焦虑,对前途失去信心。

  和整个中国变迁的方向相一致,中国的商业环境也在深刻变革——从粗放的、不计社会成本的、扭曲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投资拉动的、地方政府和政策驱策的、唯GDP和政绩导向的、急功近利的、不顾长远的、财富分配对资本利益倾斜的商业环境,转向集约的、体现社会成本的、要素价格不受扭曲的、内涵增长的、依靠法治的、关注国民福利的、立足长远的、更能体现社会公正的商业环境。此时此刻,让我们向那些富豪榜前列的房地产富豪们探问——

  面对这沉默的大地,你是感恩时代垂青,还是觉得才具独有?那令土地升值的真正动力,是这个时代无数人辛勤劳动所积蕴在土地深处的无形财富,还是你的个人眼光?面对这大地,你有无敬畏?

  2002年之后这轮房价、地价的上涨,使整个房地产行业一派风光,利润远超“中国制造”的微薄所得。你的财富增长,主要是靠优质产品的供应所带动,还是靠社会需求的爆发所带动?

  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栖居的农民哪里去了?和你累积的财富相比,他们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利不对称条件下,获得的那种一次性补偿,你是否觉得已经足够,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你还在造福他们?

  这不会言语的土地,急于发展的官员,习惯忍让的民众,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为了支持近功速效的发展,对那些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们,都给予了扶助和支持,降低门槛,灵活变通,小错不纠,既往不咎。中国富豪的原始积累速度世界领先,与此不无关系。俗话说“大富由天”,在中国发展的特定阶段,“天”不仅是指鼓励创业致富的政策环境,持续增长的经济环境,也是指社会成本低估和要素成本扭曲的环境,正因为土地、资源、环境、劳动、资金等价格偏低,在客观上有助于创业者以较低的成本起步与发展。庞大的国有和集体存量资产的战略性重组,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机遇。对这样的“财富生成方式”,你有何知觉?有无内省?

  在没有开征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的今天,中国富豪阶层的资本利益可以得到更多扩张和延续。从社会的角度看,你觉得这公平吗?美国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反对取消遗产税,他们认为遗产税可以鼓励人们为慈善事业捐款,“不鼓励财产继承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你考虑过分享与共赢吗?

  一面要求法律保护私有产权,要求政府爱护、民众理解,一面又在追求变通利益,习惯隐秘操作,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你又何以解释?

  ……

  这些问题也许苛刻,问题的根由也非只在企业一方,但对土地这样的无法再生资源,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更深切的追问吗?我们在价值关怀上可以无动于衷吗?

  一个漠视商业利益的仇富社会当然不是中国发展的选项,同样,一个丧失社会成本意识、缺乏对公共性、外部性的理解、因而失去社会向度的唯利是图的商业族群,不是社会的福音,而是社会的隐患。

  真正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一定会注意到中国商业土壤与社会成本的变化,并主动给予建设性的回应。今天中国所倡导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是要剥夺富人,不是要回到“一大二公”,而是社会经济向着更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伟大转型。

  第四个阶段,超越。

  在招股书上,1997年被作为碧桂园“元年”,而2007年的风雨,也许是碧桂园十岁的最好礼物。如果经历这场风雨,使社会更准确地了解碧桂园,使碧桂园更深刻地体察社会的精神变迁和商业环境的变迁,这场风雨就创造了价值,而不是一阵新闻的烟云。

  在这个时刻,杨国强需要的,不仅是来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更是要以博大的胸襟勇敢地直面过去,以深刻的内省寻求未来发展的精神资源。碧桂园的路径并未偏离我们时代的主流方向和精神话语,杨国强十年前悄然先行的慈善事业也表明,他的内心有感恩,有责任,他明白要与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让社会从自己的财富中有所获益。但是,仅此并不足够,必须做出超越。

  在记者看来,碧桂园的超越之路,首先是要在房地产开发中更加严格地遵循法律法规,在合规性上向业界最高标准看齐,决不在法律边缘游走;其次是要以基业长青的要求,优化公司治理,从“高盈利的生意”迈向“可持续的、受尊敬的公司”。碧桂园真正的挑战,不是市场变化,不是国土资源部,不是新闻媒体,而是它自己形成的高度依赖创业家个人的路径。

  尽管碧桂园被纳入多项重要的市场指数,但是研究发现,碧桂园上市后股价的涨幅远低于主要可比对手,如万科、雅居乐和富力。记者认为,这一差异即是碧桂园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折价”体现。和竞争者相比,碧桂园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最大,而万科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最小。

  同时,记者也发现,外部政策和环境的风云变化对万科这类公司的影响总是最小,而碧桂园只是因为一些新闻报道就引致如此大的风波,主要不是“不懂媒体关系”的原因,而说明碧桂园的经营模式本身容易受到政策影响。碧桂园享受地方土地开发收益的这一“利”,亦是其易受政策和地方官员关系影响的一“弊”。

  包括碧桂园在内,已经有,还将有很多民营房地产企业上市。他们中的不少把融资作为第一目的,或许很快就有新的名字代替杨惠妍的位置;也有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高管说,上市是从良的过程。以记者之见,上市最值得关注的是IPO中的P(Public),即公共性的“公”,公众公司的“公”,公告的“公”。

  当一家公司上市,当公众投资一家上市公司,它就不再姓“私”而姓“公”,它的许多行为就不再是私密而要公告。公共投资者希望他们投资的公司是健康的,永续的,透明的,向善的,负责的,对他们诚信的,和社会友好相处的。他们不只关心某个季度年度的每股盈利数字,还关心达至盈利的方式能否持久和可以信赖。这就需要公司更好地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方向,把自身的商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需要公司的治理、团队建设、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更符合强人能人的行为逻辑;需要公司不忌讳和回避公共目光的审视,而勇于和公共的视线交流对视。一个成功的公司可以凭借强人之力,但一个伟大的公司不可能维系在个人身上;一门赚钱生意可以来源于某种商业模式,但一个受尊敬的公司,一个基业长青的公司更依赖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制度保证下的创新能力和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力。

  而在这些方面,善良而自信的强人杨国强,一直在高速运转、来不及歇息的碧桂园公司,都还不能给人确定的答案。除非他们愿意挑战自己,超越已有的成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

  这是追求和谐社会的年代。企业与社会,需要良性互动,不断内省,不断和解。

  这是科学发展的年代。只有深切地理解新时代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才有可能重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视野里,碧桂园标本有着更宝贵和深长的意义。研究它,理解它,反思它,鞭策它,不是为了毁灭,不是为了辩解,是为了借鉴与创造。

  这是深刻变革的年代。是通过变革走向伟大,也只有变革才能伟大的时代。

  这是超越的年代,是面对大地,面向未来,企业和社会共同实现超越的年代。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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