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巨头重新挖掘中国水商机

　　新加坡三达膜江苏扩张：危机就是商机

　　李秀中

　　“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这是流传甚广的李嘉诚98条忠告之一。

　　苏州嘉林科技总裁吴立应该算是精明的商人。6月1日，无锡供水危机还没结束，吴立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要做净水处理产品，而当时该企业只是一家专业从事净化空调系统工程设计及安装施工的工程公司。

　　然而，吴立还是迅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依托嘉林科技在空气净化方面10年的技术积累，准备利用臭氧技术进行自来水的净化处理。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嘉林科技成功研制出试验品，正式进军水市场。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韩伟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十一五”期间，水污染处理的产品和服务可达1260亿元，但目前只有100多亿元。

　　而更为令人振奋的数据是，今年6月瑞士信贷发布的关于水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水市场到2010年将达到3000亿欧元。

　　万亿大市场

　　实际上，真正使吴立心动的是与无锡市民感同身受的处境。毗邻无锡的苏州也是太湖沿岸地区。在无锡出现供水危机的情况下，他同样感到水质状况变化带来的影响。

　　而让他坚定信心的另外的因素是我国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7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指标由原标准的35项增至106项。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占生告诉记者，新标准的颁布执行，将对原有的净化工艺进行改造，这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

　　王占生向记者做了个测算，比如增设臭氧-活性炭工艺来提高水质，每吨水要增加投资200～300元。在未来5年，全国自来水厂都要完成工艺改造，市场前景不言而喻。

　　当然，中国水市场的发展并非是止于今年的事情，也并非止于饮用水净化这一块市场。伴随着水环境问题发展形势以及水问题关注程度，整个水市场真正展现出让人惊讶的前景。

　　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又是更大的一块市场。目前国家正在加大污水处理执法监管以及处理能力的提升。

　　比如，江苏省环保厅和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最近发布的《太湖地区城镇地区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规定了太湖地区六大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最高排放浓度限值。为使太湖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尽快达到该标准，江苏省将投资27亿元。

　　嗅觉敏锐的吴立就瞄准了这块“蛋糕”。他最初考虑的是进入终端水家电行业。不过，在成功开发出“除藻型”水质处理机之后，他又不满足于终端净水处理领域，而是把触角延伸，相继开发了污水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设备、乡镇中小型自来水厂深度处理设备。

　　事实上，其他几大湖泊和河流环境也在进行整治，有关部门提高了排放标准，严格了执法监管，使得污水处理市场越来越大。

　　去年8月22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说，“十一五”期间，我国在供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和排水、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总投资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资本大举进入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要由全世界来参与。”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这样表示。

　　显然，如此巨大的投资并非政府能够包办的。中国需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关部门也在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中国水务市场。

　　“危机就是商机。”新加坡三达膜集团(下称“三达膜”)副总裁钟宏德这样认为，这也代表了国内外投资者的观点。

　　今年5月28日，三达膜与连云港市灌南堆沟港化工园区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1.2亿美元，采用膜技术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生产方式，合作共建环保化工产业园。

　　据透露，此前该化工园区由于污水处理没能达标被责令整改。正在连云港做市政水务工程的三达膜闻讯后迅速提出合作建设该园区。

　　钟宏德说，三达膜利用具有优势的膜技术对园区污水处理后能达标排放。这样园区可以吸纳更多的化工企业进入，甚至是此前限制进入的，而三达膜可以收取排污费，园区和三达膜都可以受益。

　　即使是刚进入水市场的吴立，也表现得极为精明。他已经提交了两项专利申请，并把自己的产品向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申报作为应急设备，在突发饮用水危机时使用。他认为，水污染危机事件增多，在未来10～20年内，医院、学校等机构都会加装饮用水应急备用系统。

　　当然，跨国水务巨头的手笔更大。

　　从1997年进入中国，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已将其国际发展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主攻大中城市的饮用水供应和污水净化处理市场。威立雅总裁弗雷罗对媒体表示，威立雅在未来10年内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目前的3%增加到10%。

　　同样在中国开拓了10年的荷兰帕克环保公司更是在太湖边上的江苏宜兴主攻工业废水处理和电厂脱硫。更多的跨国企业如GE、西门子、陶氏等，也纷纷进入了中国水务市场。

　　与此同时，更加宏伟的计划在新加坡政府和企业间酝酿。今年4月，新加坡资政吴作栋与温家宝总理会晤时，正式提出在中国选择一个水资源短缺的中小城市或一个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借鉴新加坡水务经验，合建一个“环保城”。

　　会晤后，新加坡大使馆迅速委托三达膜董事局主席蓝伟光写了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书。在建议书中，蓝伟光则重点推介通过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化解供水危机，而这是三达膜的优势。显然，蓝伟光期盼能从这个项目中获益。

　　需要政策支持

　　除此之外，三达膜还以BOT、TOT等经营方式投资市政水务工程，已在吉林、江西、河南等地投资建设、收购城市污水处理厂。

　　“投资收购污水处理厂的利润很大。这些大企业大多采取BOT等方式投资，国家规定污水处理费不少于0.8元/吨，而且一般有25年左右的收益期。”韩伟告诉记者。

　　不过，外资在城镇水务的投资比例还不高，仅在10%以下。其中，中国低水价也是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水价是福利性水价，很多成本并没有计算在内，所以长期形成低水价。

　　在生活饮用水新标准颁布之后，王占生说，面对这种状况，希望国家要有新的政策(主要是水价政策)，应该鼓励企业为改善水质进行投资，价格应优质优价，允许调整水价。

　　瑞士信贷的报告也指出中国低水价影响市场发展的问题。由于水价低，使得企业投资得不到更高的回报。

　　在王占生看来，如果深度处理，就是加3毛钱一吨水。但是这水价提升是否能够得到市民的同意尚不可知。

　　王占生说，“十一五”期间，规划投入1万亿元做水污染防治，国家拿出2000亿～3000亿，其余就得地方政府投入，因此，政府必须引进民间资本，也可以引进外资，关键在于给予适当的水价政策。

　　然而，瑞士信贷的研究报告反映，中国目前主要重视末端处理，而忽视了清洁生产。其因此提出，中国应该重视管网建设，而非污水处理厂建设。

　　其实，通过对生产全过程的优化控制，可以减少污水的排放量，从而减少末端处理的投资和运行成本。不过，管网建设需要道路建设和房屋建设的配合，私人资本不愿意参与投资，私人资本等倾向于采用BOT和TOT方式投资污水处理厂。事实上，进入中国的水务企业大多集中在这一块。

　　当然，在市场持续看好的情况下，韩伟向记者表示：“市场最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监管执法力度。”

　　瑞士信贷的研究报告称，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1/3的城市不具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利用率仅有60%。约30个城市的50多个处理厂仅利用不到了30%的生产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只有政府加强了监管，使偷排、直排受到惩罚，使违法成本高于达标排放成本，这个市场才能迅速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