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京华：反倾销申诉协调工作必不可少

　　贺京华律师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是中国最早代理反倾销申诉案件的律师之一，北京市律师协会WTO委员会委员。1997年10月16日，代表中国新闻纸产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这是中国第一起反倾销调查。该案已于1999年6月终裁胜诉。还曾共同代理过冷轧硅钢片聚酯切片、赖氨酸、乙内酰胺、铜版纸、光纤等30起反倾销申诉案件，具有丰富的反倾销申诉经验。

　　贺京华：反倾销申诉协调工作必不可少

　　本报记者 陈晶晶

　　来来回回的公共汽车车身上，常常可以看见“来到福丽特，总会有收获”的广告语。福丽特商业街是北京城颇为繁华的一条小街道，聚集着家居、古币、邮票几个专业市场。贺京华和他的博恒律师事务所就栖身在这片喧闹中一栋安静的

　　这是我国目前做进口反倾销申诉最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贺京华和另外两名合伙人蓝雄、郭东平律师原先都是环中律师事务所王雪华律师的搭档，2002年出来单独成立了博恒律师事务所，把反倾销申诉作为主要业务方向。

　　“十年来我国共提起的48起进口反倾销申诉案件，我参与代理了30起，大概占到60%吧。”贺京华日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去年立案的5起案件全部是博恒所代理的。”

　　1993年，学法律的贺京华从机关辞职“下海”，与王雪华律师共同创办环中律师事务所；1995年贺京华赴欧

　　“当时吉林造纸厂因外国倾销几乎已走投无路，来北京找律师看能不能靠打官司解决问题，我和王雪华律师、黄滔律师接受委托后就一起去找当时的外经贸部条法司。”贺京华说。

　　他回忆说，虽然1994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中已经提到“国内产业可以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但反倾销条例尚未出台，如何具体操作仍无明确规定。我们到原外经贸部条法司咨询了解具体操作办法，条法司很快研究并请示部领导后给予了答复。

　　“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春节前后那几天，我们接到条法司处长的电话，说部领导已经批示，很重视企业的要求，可以开始着手申诉的准备工作。”贺京华说，“很快3月份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10月我们正式递交了九家造纸企业的进口反倾销调查申请书；12月外经贸部正式立案调查。”

　　第一起案件的参与，让贺京华和进口反倾销申诉结下不解之缘。回顾曾参与过的30起案件，贺京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成立博恒所后代理的第一个案子———2003年立案的美国、日本和韩国进口光纤反倾销调查案。

　　光纤案是我国电子行业对外反倾销的第一个案子，也是进口反倾销领域第一次涉及高科技产品，而且美国对此案也十分关注。对律师来说完全是新的挑战。“在美国企业的问题上，那一次真是特别较劲。”贺京华说，“这也让我们律师更加体会到，反倾销往往会受到国际政治和国内政策的影响，而这些又是申诉代理律师所无法掌控的。”

　　此外，提出申诉需要做大量协调工作，因为反倾销不是一家企业的事。从提起申诉来看，一个产品涉及的企业可能成百上千，提起申诉的企业少则两三家、多则八九家，分散在全国各地，需要互相配合，共同证明整个产业受到了损害；律师作为中介机构，需要协调不同申诉企业的要求，尽量将他们的不同情况和主张都体现到申请书中。反倾销还会涉及国与国、行业与行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反倾销申诉律师的法律业务要过硬，同时还要关注如何团结产业、协调好各种复杂关系。”贺京华总结说。

　　就法律业务本身而言，贺京华认为，业界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律如何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一直是多年来反倾销实践中的两大难点。一些企业遭遇倾销之后想不到用反倾销的法律手段，或者想到了但不相信反倾销真的能够帮助企业走出倾销泥潭。甚至当年的新闻纸行业，同样也经历过先找政府反映求助、再找国内企业联合降价的尝试过程，在行政途径和市场途径都碰壁了的情况下，最后才拿起了反倾销的法律武器。

　　法律界向来有“法律最不严密”的说法，意指法律条文适用到现实生活时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反倾销领域亦是如此。比如同样的数据放在甲行业可能是损害，放在乙行业就不是损害或者损害的幅度不同。因此每一个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都成为考验律师的重中之重。

　　他告诉记者，一个进口反倾销案子，从准备申请书到立案、再到初裁、终裁，尘埃落定一般要两年左右，工作量比反倾销应诉大得多，但是律师费相对却低很多。

　　“反倾销申诉毕竟是为国内产业提供救济，怎么说也是件‘漂亮事儿’。”贺京华笑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