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大飞机诞生路径：体制创新尤其重要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冯青

　　“我认为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军人物，这个人不一定要出身航空工业，但一定要有丰富的产业化运作经验，能够进行体制创新。最好领导过国家大型重点项目，并且有过组建公司的经验，同时应该给他充分的权利和职责，能够和整个团队一起共同完成大飞机项目的整个过程。民机全球的竞争决定了大型客机股份公司需要市场化运作，因此公司还必须脱离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6月4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周济生开门见山地说。

　　有着37年航空业经历的周济生，曾先后参加过“运十”飞机、老干线飞机、AE100飞机和ARJ21支线飞机的设计工作，退休前任中航一集团下属中航商用公司副总设计师，2006年出任民营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设计师。

　　自主创新的关键

　　在2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听取了大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工作汇报，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尽快开展工作。

　　周济生解释说，大飞机项目自主创新并不是什么都要中国自己造，但是飞机的总装和交付一定要放在国内进行，包括产品支持和客户服务。“我认为创新就是从市场开发、研发、生产、客户服务这一系列过程都由中国来完成。”他说。

　　从目前的国内航空工业水平来看，

发动机还不能达到“中国芯”，即便是自主知识产权设计的支线飞机ARJ21采用的也是通用公司的发动机。而对于波音、空客这样的跨国公司，也是从通用、普惠、罗罗等巨头中招标采购发动机。而波音、空客制造的飞机中，大约有80%的零部件是来自国外生产，飞机制造成本的50%以上是从专业公司采购的。例如波音在全球大约有2100个全球供应商，而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飞机的整体设计和综合集成。

　　周济生强调，大飞机项目自主创新的关键是要取得飞机的型号合格证(TC)，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知识产权部分，意味着飞机的总体设计和安全性一定要过关。除了要通过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外，为将来打入国际市场，还必须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联合航空局对国产大飞机的型号审定。

　　周济生进一步解释，向美国或欧洲申请适航证，并非单独一个大飞机项目或者股份公司所能决定的。它还涉及到两国的政治、经贸等种种因素，需要两国政府之间出面协调。

　　多元化投资

　　据悉，大飞机项目初期资金约为50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研发和基础建设。

　　他同时认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还必须保持投资体制的创新，需要借助国家、政府、企业、民间多方力量，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国家的主要责任是政策支持，避免过大的资金风险。同时在全球寻找风险合作伙伴时，必须保持国有控股地位，避免在投资、收益、回报过程中，中国航空业的核心知识产权分配受到分食。

　　“大型客机股份公司一定要吸引民营力量进入，不能花费太多的国有资本了。我们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大飞机项目专门设立的，包括研究方向和招聘人才。如果国家确定了股份公司的最终方案，我们一定会去竞标，非常希望能够成为国家多元化主体的一部分。”周济生表示。

　　周济生所说的“我们这家公司”，指的便是广东昌盛飞机设计公司。2006年9月，在朋友的引荐下，周济生与几个“运十”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找到了香港昌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邹锡昌，作为2005年

福布斯排行榜第70名富豪，邹锡昌的昌盛集团固定资产超过30亿元，下设15个分公司，知名地产项目有天秀大厦、中华广场、海晟名苑等。2006年12月5日，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在广州获得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此后在上海成立了研发中心。

　　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其实最初成立公司也未想太多的投资回报，更多是一种民族企业家支持民族产业的情结。但是，他坚信，公司有周济生等几十位技术精湛的航空专家，参与过国内多个重大航空项目，专业技术的优势较强，相信未来一定能为大飞机项目出一臂之力。

　　周济生透露，目前该公司已经确定了两种设计方案，一种是150—200座级的单通道客机，型号为CS2010，一种是200—300座级的双通道客机，型号为CS2000。

　　他表示：“在中国实施大飞机项目过程中，我们并不担心波音、空客背后的政府为了各自在航空市场的利益出面阻挠。但是要警惕的是，我们一定要抵御商业诱惑风险。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包括未来大型客机股份公司，一定要保持中国的控股地位，还要避免外国巨头打着与中国寻求项目合作的由头，而影响我国大飞机项目的进程，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技术创新。”

　　“中国现在造大飞机再也不是关起门来自己闷头干的时代了。通过几十年来和前苏联、美国、欧洲、巴西在内的国际航空巨头合作，给我们带出了一批队伍，如果这些人不流失将成为大飞机项目的宝贵人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硬件设备和人力资源基础，提升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

　　但周济生告诉记者：“我们认为国际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最其次的，而且这些国际巨头在核心部件和创新产品上是有所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