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控烟义工臧英年呼吁加税立法

　　马晓华

　　作为一个75岁的美籍华人，臧英年在退休之后回到中国，利用15年的时间，做着唯一一件事：控烟。无论是向个人、组织、政府，还是媒体，他到处宣讲着，应该禁烟。恰值2007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臧英年。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退休之后，本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回来，呼吁控烟呢？

　　臧英年：中国已有3.5亿烟民，被动受害者已达5.4亿，每年因烟致命的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国内流行着许多有关的误解，助长了烟害的散布和加深，并压制了控烟的声势和影响，可以说中国很多烟盲，需要大力“扫盲”。

　　吸烟者除了对自己身体的伤害之外，还伤害了自己的家人。而二手烟对人的伤害，要大于吸烟者本人。

　　2006年美国卫生总监报告明确指出，二手烟雾中含有几百种已知的有毒或者致癌物质。二手烟雾已被美国环保署和国际癌症研究署确定为人类A类致癌物质。

　　很多人认为，只要吸烟人数少，房间面积足够大，危害可以减至最低，甚至没有危害，也就是说，存在“安全暴露”水平的问题。

　　但是科学证据说明被动吸烟不存在“安全暴露”水平的问题，每燃烧一支卷烟所形成烟草烟雾中含有的苯并芘高达180纳克。这在一个30立方米容积的居室内就会形成6纳克/立方米浓度，超过卫生标准(1纳克/立方米)6倍。为了将它稀释至容许浓度，就得把居室30立方米空气每小时更换5～6次，而目前在宾馆和家庭中常用的中央空调和普通空调均无过滤清除苯并芘等类超微颗粒的功能，一旦卷烟烟雾在室内形成就很难加以清除。

　　被动吸烟对人群健康(尤其对儿童和妇女)危害严重，而且二手烟雾与吸烟者本人吸入的烟雾相比，很多致癌和有毒化学物质的浓度更高。在家中或工作场合接触二手烟雾的非吸烟者，发生心脏疾病的风险提高了25%～30%，发生肺部疾病的风险提高了20%～30%。成人接触二手烟雾会对心血管系统立即产生不良影响，引起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和肺癌。

　　而中国最大的烟民群体是农民、低收入者以及青少年。因烟带来的疾病，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因为此，我们中国更应该加大控烟力度。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有不少法律和规定都提出了对控烟的要求，但是为什么我国的控烟工作进展那么缓慢？目前中国控烟工作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臧英年：目前，对于控烟，社会上存在着五个错误观点。

　　第一个就是烟草税可以“救国”，解决就业。其实，中国的烟民基数大，无论怎样，这个烟民的基数不会改变太大，所以，对税和就业基本没有影响。另外，烟草税增加之后，每盒烟的价格就会提升，烟草的价格也会相应提高，以前买10盒烟的价钱现在只能买一盒烟，这样的话，政府的税收、企业的收入、烟草种植农户的收入都不会受到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烟民、农民和青少年，以前每天抽2盒烟的人，可能会减为一盒，甚至不抽，唯一不变的可能是富人。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医疗费用问题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负担，吸烟所带来的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经济打击。减少烟对他们的危害，也相应减少了医疗费用的负担。

　　通过提高烟草税来控烟，是很多控烟成功的国家曾经采取的手段之一。美国最早采用了提高烟草税的方式，控制烟草生产量，也同时控制烟支的数量，导致物以稀为贵，不但美国国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美国抽烟的人数成比例下降。

　　第二个错误舆论就是控烟会影响一些行业的发展，比如说餐馆、旅游业、酒吧等。这个烟幕弹是烟草行业发出的，试图想利用这种方式，给控烟带来阻力。而事实上是，公共环境的控烟，不仅不会对这些行业带来影响，甚至会促动这些行业的发展。

　　以美国加州的酒吧为例，在禁烟后人数上去了。所有的酒吧都禁烟，所有的餐馆都禁烟，难道你就不吃饭，不去酒吧了吗？目前中国的麦当劳、半亩园、好伦哥等是禁烟的场所，但是去这些地方吃饭的人并不少。

　　第三个错误观念就是不能增加烟草税。他们说增加之后，烟草会减产。烟草税每提高10%，发达国家烟民下降4%，发展中国家下降8%，而烟草税提高之后，受到影响的就是年轻人、低收入者、农民，富人不会受到影响，涨价之后，也不会影响国家收入。

　　第四个错误观点是控烟之后对农民不公平，中国的安定团结可能受到影响。这是烟草公司自己放的烟幕弹，如果说9亿农民有一半会因为烟草带来疾病，那么沉重的医疗负担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安定吗？

　　烟草对烟民的杀伤力是直接的，患病率加重，增加医疗费用，虽然国家增加税收，但是医疗费用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国家卫生费用的加大，得不偿失。现在中国因为烟草的原因，每年死亡100万人，全世界300万人。30年以后，全世界因为烟草死亡1000万人， 700万在发展中国家。

　　第五，烟草广告主要对成年人造成吸引力，让他们成为烟民。但是实际上，烟草广告的影响最大的就是青少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烟草，从而慢慢变成烟民。烟草广告是烟草公司的促销手段，政府必须禁止。

　　社会上流行着这么五个说法，试图混淆控烟概念，甚至阻止控烟工作，给决策层带来误导。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控烟工作如何进行下去，比较行之有效？

　　臧英年：控烟的工作，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及导向引导，不能只靠道德和意志力来戒烟和控烟。

　　首先，政府从立法入手，推动行政措施，特别是在执行层面，需要明确有力。控烟需要政策摆得对，否则控烟将流于形式。

　　目前中国的立法需要加快进度。另外，加入WHO后，全球一体化，会加剧烟草行业对中国的影响。因为香烟生产量比较大的国家如美、英、日，由于国内的烟民减少，他们就把生产的香烟外销到其他国家。现在发达国家烟草生产每年下降1.5%，而其他国家每年上升20%。中国如何在取消关税之后进行控烟，这对中国将是一个挑战。

　　另外，戒烟的费用能否进行社保保险的报销。

　　戒烟需要靠正确手段和专业帮助。目前中国的戒烟门诊太少了，北京只有北京

　　还需要社会的配合，创造无烟环境，医院、学校、企业、餐馆、家庭等，全部建立无烟环境，必须有相应的行政手段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