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博物馆 三分之二正遭遇死亡威胁

　　在全国2200余家博物馆中，约有三分之二正遭遇死亡威胁；而另一方面，新博物馆建设热正在席卷全国，这一现象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对文化记忆的不同理解，也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博物馆缺少品牌的结果

　　□ 本报记者 刘巍

　　假日刚到，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的北京动物园门前就排起长龙，其中多是结伴的年轻人、带着孩子的家长；而马路对面的古动物博物馆，虽然建筑造型别致，但却像极了一座废弃多年的城堡：门可罗雀。后者的境况可谓当前我国博物馆生存状态的“合影”。

　　三分之二生存艰难

　　传统博物馆的沉睡，并没有让新博物馆建设热潮有丝毫改变。“深圳要建更多的博物馆”，7月初深圳毫不犹豫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在深圳关于再建博物馆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不等于盲目上一大批项目，要全面考察可行性。“上海曾提出发展私人博物馆，当时一下建了30多个，现在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一家留下来。”为避免重蹈覆辙，深圳人提出“要警惕这样的教训，在博物馆的建设上，不仅要考虑到场地、展品，也要考虑观众，考虑经营等问题。”

　　全国首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由于馆长马未都的苦心经营，该馆近年来一直声名远播。曾也面临着经济问题，使博物馆出现关门的危机，2004年博物馆进行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采用“理事会制”的博物馆。

　　博物馆的各展厅还将接受企业捐赠。作为回报，观复博物馆的展厅可为企业提供为期十年的命名权。这种有别于国有博物馆的做法，也是国外一些博物馆通常采用的办法。

　　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说，在全国原有的2200个博物馆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生存困难，这其中又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以中小博物馆居多。

　　国家博物馆的市场化尝试

　　“什么叫博物馆的的经营之道？作为公益性单位，我们现在只能先做好社会宣传教育这个本职。”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宣传教育部主任黄琛面对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为难。

　　黄琛说，国博在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都会举行一些活动，今年针对“博物馆与青少年”的主题举办了很多展览，包括固有的珍藏特展，中国蜡像展之外，还有几个专题性的展览。一个是“商代江南”，主要是介绍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的青铜器。另一个是“瓯骆遗粹”，介绍的是广西百越文化。再有是从秘鲁引进的“失落的经典—印加人及其祖先珍宝展”和从

　　自2002年推出免票参观以来，国博的免票观众数量逐年上升。其中2004年达到1195775人次，约占观众总数2091723人次的57.2%；2005年免票观众969682人次，约占观众总数2545351人次的38.1%。但黄琛告诉《财经时报》，免票以来的各种收入基本与往年持平。他说，门票作为博物馆的一项收入来源，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博物馆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我们深切感到国外的博物馆更多的是把门票作为一种准入的凭证，而并非收入的保障。博物馆的收入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也包括通过文化经营活动而创造的经济收入。”

　　国博眼下的“文化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到国外推出展览、短期出租闲置场馆和对外出租文物几项，其中，文物租借和涉及知识产权的对外展览设计是收入大头。就在记者采访的间隙，还有一家文化公司来向黄琛咨询租用场馆的问题。

　　两种不同的办馆思维

　　“在我国，博物馆还是属于公益事业单位，怎样向社会宣传好自身，怎样把社会宣传教育活动策划好、组织好，这才是当前我们主要注意的地方。”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郭俊英告诉《财经时报》。目前，中国博物馆协会还没有设立专门的经营方面的专业委员会，大多数会员博物馆还是靠财政拨款维持。

　　郭俊英说，为了培育青少年的“博物馆情结”，今年上半年，北京的郭沫若纪念馆等7家名人故居类博物馆曾联手推出了北京大专院校巡展，走过了23家京城高校，有30万人次参观。

　　有“中国民间抗战收藏第一人”之称的馆长樊建川在推销他的“超市博物馆”概念的时候丝毫不避讳“经营”这个词。

　　在樊建川看来，博物馆绝不只是在展馆里放几件展品，观众交几个钱看。具体到抗战博物馆，樊建川有自己的经营理念：“我们不负有讲解历史的责任，想了解抗战的来龙去脉，好吧，请你去看历史教科书。我们只讲故事，只讲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除了讲故事，樊还将对各个展馆之间的商铺进行招商，王保长客栈、阿庆嫂茶铺、特色礼品店、咖啡馆、戏园等，多方面促进整个博物馆聚落的繁荣。樊建川说，未来以抗战博物馆领衔的博物馆聚落就是要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从形式到内容都能让观众一遍接一遍地反复看，从而达到以馆养馆的目的。

　　樊建川说，他目前每年都要花一两千万元用于收藏。樊建川十分看好自己拥有的200多万件文物，他认为那是垄断性的资源，博物馆聚落结合商业聚落，配上酒店、旅游、出版等方面系列的运作，盈利“指日可待”。这种聚落加品牌模式也许值得借鉴。

　　博物馆能否形成品牌联盟？

　　“向所有人开放，这是卢浮宫最根本的使命。”2004年11月29日，受故宫博物院邀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卢瓦耶特以这样一句口号式语言作为故宫演讲开场白。现场听了演讲的黄琛深受启发，并把自己对卢浮宫博物馆的详细调研结果写进了自己与国家博物馆另一位同事郝国胜合著的《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研究》一书中。

　　黄、郝认为，“向所有人开放”既是卢瓦耶特馆长的演讲主题，也是卢浮宫博物馆追求的效益目标，“这与我国博物馆为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收益而努力的目标基本一致。”黄琛说，在具体的措施上，卢浮宫博物馆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对残疾人的服务，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对临时展览的投入和最大限度地开放博物馆的馆藏品以及对博物馆的宣传方式等。

　　黄琛认为，以上做法都是我国博物馆能够做到且能做得更好的内容。特别是对博物馆有着一定“距离”的群体，开办夜场，搞一些笔会、舞会或其他休闲性的文化活动，有可能比卢浮宫博物馆本身的市场还要广阔，那些与博物馆有着一定“距离”或与博物馆很密切的群体，由于云集博物馆而使博物馆得到双重收益。

　　对于卢浮宫等发达国家博物馆每年的企业赞助资金动辄超过千万欧元，而我国博物馆很少甚至没有赞助支持的现状，黄琛分析说，除了有着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因素外，现行政策的冷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冷漠虽不排斥赞助，却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减免税的实惠，得不到实惠的企业是不会轻易付出，更不会解囊相助了。

　　“为了生存和发展，政府的拨款和其他微薄的收入已成为博物馆单薄的经费来源渠道。”黄琛说，这一渠道很难满足大多数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甚至维持生存的需要。于是，抬高门票价格，寻找高收益的经济来源已是博物馆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公益色彩稀释化，社会效益形式化，服务内容过分商品化的现况很容易滋生并蔓延，其后果必然导致百姓的不满和博物馆的畸形发展。”

　　怎么样来解决呢？黄琛们认为，博物馆界有必要结成联盟，以品牌和专家的影响优势，提请政府出台两项政策：一是对有赞助行为的企业，施行减免税政策；二是将企业赞助的量化指标，作为评定企业资质和晋级资质的条件。

　　“如果这两项提议获准实行，企业定会在赞助的付出中得到实惠。”黄琛对此满怀期待：“到那时，赞助之风和善行之举定会蔚然成风。届时，挺直腰板的博物馆定会大大方方地做出许多令老百姓满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