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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朱雨晨
孩子
曾在济南南洋读完初中的宁小荷(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在南洋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初三时那次罢课。那是2004年冬天，学校突然决定对整个初三年级分快慢班。
在分班之前，校方曾征求家长的意见，结果以反对为主。后来有老师说，这是济南南洋建校以来的第一届毕业班，校方迫于升学率的压力，也为了打出南洋的品牌，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教育局曾经下文禁止分快慢班，其实各个公立学校早已经分完了。
“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大事，怎么能不经过我们同意就决定了呢？”宁小荷回忆说。后来她被分在快班，但是舍不得离开老班的同学们。谈到这里，宁的父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都支持女儿的想法。
分班决定的当天，全体初三学生集体坐在草地上不肯回教室上课。罢课持续到第二天下午，经各班班主任反复劝说，最后以记过处分相威胁，孩子们才相继哭着进了教室。最顽强的一个班，还举行了告别班会。
“南洋的孩子，自主意识明显很强。”不止一位老师这样评价。后来被强制分流的孩子都对公立学校产生了很大的不适应，其中不少再次退学选择去私立学校。
家长
“你们恨南洋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许多家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得到的回答都是，恨不起来。一位家长甚至说她很感激：“在南洋，我的女儿得到了一个愉快的童年，这是钱换不回来的。”
就记者采访所及，对南洋教育内容和方式有恶评的家长，没有一个。他们中不少人抱怨，教育局长年来的不作为：“储备金收了这么多年，突然说是违规违法甚至犯罪，那他们早干吗去了？”
济南的家长代表说，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目睹封校的孩子们不仅无法适应新学校，还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社会心态。
“这种心态而不是钱，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止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老师
“我是因为在公立学校无法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才来的南洋。”前济南校长吕军在法庭上这样说。在南洋，有同样想法的老师不在少数。
总体而言，作为一家民办学校，南洋的生源水平并不高。即使如此，2005年济南南洋的高考上线率是64%。
老师们大都曾在公立学校任教。他们感觉，普遍而言南洋的师生关系远比公立学校要好。一方面是因为小班教育，南洋的班级最多不超过30人，而目前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都在60人以上；另一方面是由市场规律造成的——“这就像国营企业的服务态度比不上私营企业一样。”有老师这样解释。
一位参与济南南洋创业的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私立学校的老师都有招生的任务要求，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后来我站在讲台上，看到底下的孩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第一次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穿的是什么衣服，那个孩子的父母曾经多么犹豫，我是怎么打动他们的……这种感觉，在公办学校无法体会。我们怎么能不珍惜学生，师生关系怎么会不好呢？”
这位老师说，每招到一名学生，老师有800元奖励。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当公办学校的老师暑假在国外旅游时，我们顶着大太阳走遍了济南每一个角落！”
为了保持生源，南洋规定教师的工资要比当地的评价工资高10%以上。南洋解体后，他们大都去了各地的私立学校，也有很多改行不再任教。
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施永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南洋从1994年在太原开办以来，在当地民办学校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一直到2004年，教育质量没有下降。”
2004年12月，南洋教育集团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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