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上下坡路的南洋冀望通过与上市公司“ST佳纸”的联姻，来实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却“遇人不淑”，对方承诺的注资镜花水月，自身却连遭抽血，终于陷入崩盘的深渊
★ 本刊记者/朱雨晨
从2000年起，中国兴起了所谓“名校办民校”热潮。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学开办私有的“民校”。这种学校既能享受公办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无形资产，又能堂而皇之地以民办学校的价格向消费者收费——却可免除民办学校的风险和公办学校的义务。
2004年底，《中国新闻周刊》曾以《2004：民办教育面对“生死劫”》(总第201期)调查名校办民校对老牌民办学校的影响。就全国而言，当时此类学校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老牌民办学校纷纷倒闭。就记者得到的数字，此时南洋在全国的生源数也减少近一半。
后来代理太原和济南家长诉讼的王杰君律师指出，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的教育消费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和不理性的市场”。由于公办学校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消费者”对它们的信任度要高于民办学校。因此，名校办民校虽然在实际的操作中常常超出相关规定，如常常不是独立的校园、师资等，但靠着公办的“金字招牌”可以轻易击败经营多年的民办学校。
从存款利息的降息，到名校办民校的冲击，到2003年底，对“导致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彻底绝望”的任靖玺，与“ST佳纸(佳木斯纸业)”董事长帅建伦签署了对南洋集团的转让协议。帅建伦以其控制的四川科邦集团下属的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为入主机构，承诺出资人民币7000万元获得南洋集团70%的股权。
当时双方签字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南洋集团的账面净资产为7400多万元。此时，距离南洋彻底崩溃，还有不到两年。
南洋易手
南洋被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7000万元，任靖玺在转让前即声明，这笔钱他个人分文不取，全部留在南洋做滚动资金。
2004年7月，应帅建伦的要求，任靖玺完全退出南洋。
数位南洋的高管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对于任靖玺的决定感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他们记得当时任非常消沉，心灰意懒的态度日趋明显。
10月，任靖玺发布自己的《万言书》后，远赴海外。
回顾后来南洋的惨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任靖玺是金蝉脱壳，把“绞索”留给了帅建伦。但当时南洋的一位高管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南洋的确在走下坡路，不过账上还有几千万的流动资金，而且靠着透支信誉支撑了又整整一年。帅建伦如果按约注资，盘活南洋是没问题的。”
从未兑现的注资
帅建伦出资7000万元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根据“ST佳木斯纸业”的2005年年报，深圳发展银行于2004年6月向“ST佳纸”提出诉讼。事情的原委，是2001年11月深发展罗湖支行向“ST佳纸”发放贷款3亿元。但公司未按合同按时付息。深发展要求“ST佳纸”立即偿贷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罚息等。
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被银行起诉追款，不仅表明现金流抽紧，拆解能力严重下降，更意味着最大的信誉危机。而此时，恰逢宏观调控“渐入佳境”，各地银根抽紧的当口。但在后来“ST佳纸”的年报中，此次诉讼的结果从未出现。帅建伦后来如何渡过这个危机，是否动用了南洋的现金和资产，现在还是一个谜。
此时，任靖玺已经不再是南洋的大股东，董事长是帅建伦。南洋当时的部分高管告诉记者，曾有高管向任提出，对帅的拖延拒不履约提出起诉，申请转让合同无效。
任靖玺只回答了一句：“这官司打起来，消息传出去，对学校的影响太大了。”
2004年9月的太原校长会议上，到会的各地南洋校长们已经感觉到说不出的不祥。“我们都搞不清他(帅)到底有钱没钱，但是老任对我们说，老帅是有资金的。”一位参会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抽血
太原校长会议召开时，2004年度的新生已经开学。帅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将下属八校收取的新学年学费和教育储备金全部上缴集团，如昆明南洋前后被调走了1500万元，此后学校的办学经费却一直没有足额下发。而且，10月底的校长会上，集团将各校的年预算下调了30%。
当时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帅接手之后，危机马上出现。除非我们要钱，他才会5万10万地给汇来一些。如果不要，总部是绝对不会理你的。”
这几万块钱，对于通常经费以100万元计算的诸校，只是杯水车薪。各校的告急求救传真如雪片一样向北京总部飞。学校的运转只能以赊帐、欠款的方式进行。
由于无法清还到期的储备金，南洋的状况已经惊动各地教育局。2004年11月30日，济南市教育局局长亲临学校督察，并要求学校向教育局上缴500万元的保证金，作为退还储备金的预备资金。对于严重贫血的学校而言，这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就在这一天，南洋各地的八位校长已经忍无可忍，联名向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表示“作为甲方(北京总部)没有提供乙方(各校校长)正常行使职务的条件，使乙方无法履行职责。因此，各位校长只能退聘，中止合约。”
另据一位校长的回忆，12月，帅建伦将大同、连云港等校校长解聘。至年底，集团又下发了要求各校校长将属下学校“承包”的指令。大意是，集团不再对学校有拨款义务，学校自筹资金并且要上缴学校的管理费。于是，又有吕军等数校校长宣布辞职。
堕入深渊
不过，帅建伦“部分履行”了将南洋上市的诺言。2004年11月底底，由他担任董事长的“ST佳纸”收购了连云港中奥教育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连云港南洋学校。
根据这次收购的公告，“ST佳纸”“以自筹资金8008万元收购量子(北京)生物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连云港中奥教育投资有限公司90%的股权”。而量子(北京)生物有限公司的前身，就是南洋集团中的北京南洋国际文化教育投资公司。
至此，连云港南洋被装入“ST佳纸”，而这个教育概念已被炒作了整整一年。2005年3月，有股评认为“ST佳纸”“重组教育，摘帽在即”。到了2005年11月17日，帅建伦被捕的当天，《证券时报》还报道说：“民办教育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望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成长动力，而在出售赢利能力下滑的子公司股权之后，公司业绩和资产结构将得到改善，为其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2005年1月，“ST佳纸”对2004年年度业绩预告为：“全年业绩扭亏，预计实现净利润约300万元左右。”不到三个月，4月2日“ST佳纸”再次披露业绩预测:“2004年度亏损4000至5000万元。”此举遭深圳交易所公开谴责。6月1日，帅建伦等董事不得不发布致歉公告。至此，“ST佳纸”成了标准的“垃圾股”，最后于2006年5月被停牌。
股市上的一切，学校老师表示并不知情。
到了9月开学，新一期储备金到期该还了，老师们才明白，这下是真完了。追讨储备金的家长和忍无可忍的供货商包围了学校追讨欠款。一向以伙食好著称的学校食堂里，只有白菜。到了11月，水、电、暖气都成了问题。南洋彻底堕入深渊。
最后的挣扎
2005年9月份，已是焦头烂额的南洋集团迎来了第三任董事长蒋国斌。
蒋从2003年开始，是帅建伦的财务顾问。2005年9月21日蒋和帅建伦签署了一揽子收购协议，从帅手里买下了中亚财富和北京南洋集团的三个公司，以及山西、大同和济南三校，成交价格为75万元。
后来蒋国斌向警方承认，这个钱他没有出。
2005年10月12日，拿到南洋各校公章的蒋国斌奔赴太原，他的计划是：“和当地的教育局领导接触，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然后回到北京，和帅建伦以及潜在战略投资者商讨，拿出一个重组整合南洋集团、彻底解决教育储备金的可行性重组操作方案。”此时，蒋没有得到南洋的财务资料，当时他和帅约定回京后再做正式交割。
不料刚到太原，蒋国斌就被追讨教育储备金的家长包围。“不得不”和家长们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月——实际是被家长们变相扣留。蒋后来说，他一直和帅建伦反复沟通，却一直没有得到帅承诺的资金汇来。
11月17日，帅建伦在黑龙江黑河口岸被捕。同一天，蒋国斌和两位家长代表去教育局磋商时，借故跑了。回到北京的蒋国斌再也找不到帅建伦及其部下，便在网上发布他的公开信，宣布与帅建伦的转让协议中止。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向法院起诉，要解除和帅建伦的转让合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