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地医院说：我们不是平价医院

　　成立伊始，北京市上地医院就因“京城首家平价医院”受到瞩目，然而——

　　

　　最近，“平价”是医疗服务机构最流行、时尚词，然而如何界定“平价”大概没有谁说的清。

　　去年12月19日，北京市上地医院以“北京市海淀区首家惠民医院”之称成立，随后，媒体几乎“集体出动”送给上地医院一顶“平价医院”的帽子。之后不久，2006年1月7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各地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已被罩上“北京第一家平价医院”光环的北京上地医院便处于盛名之下，瞬时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焦点，“平民医院”、“真正的公立医院”等称号接踵而至。令人奇怪的是，近日，北京市上地医院综合室主任杜剑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否认了“平价医院”的定位，明确表示：“那都是媒体记者写的，我们从来就没说过自己是平价医院。”

　　上地是惠民医院

　　上地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一个叫树村的偏僻地段。2004年8月，上地医院以每年260万的价格租赁了这幢5层楼的房子。据悉，上地医院总投资2000万元，由北京市海淀医院和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两家医院分别出资1000万组建。按照国家二级医院标准，医院共设病床158张，医护人员100多人。

　　杜剑锋告诉记者，上地地区一直缺少一家综合医院，离现在的上地医院大约2公里的北医三院上地门诊部是一家“挂号费1000元”的贵族医院，一般患者看病很难。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按照平民经济思路，新建上地医院是想为老百姓提供适宜的公共卫生服务，并希望通过上地医院，对解决医疗卫生体制中存在的医院公益性和营利性不分、医药不分、“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发挥推动作用。这是筹建上地医院的初衷。

　　“但是，我们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平价医院，我们只是惠民医院。”

　　杜剑锋归纳了医院的五大惠民措施：

　　一，药品的加成率仅为5%。目前，不少医院都按照卫生部的政策，出售药品可在药品中标价之上0—15%的范围内浮动。

　　二，对于同一种化学名、不同商品名、不同生产厂家和包装的药品，医院招标采购择相对便宜的药品。

　　三，严禁医生开大处方和推荐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

　　四，从2006年1月23日起，取消专家号，专家一律改出普通门诊。按照1999年颁发并沿用至今的《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简称，大红本）规定，普通号0.5元、副主任医生3元、主任医生5元、专家号10元、诊疗费3元。上地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生看病，只收取3.5元的挂号费。

　　五，针对北京市海淀区范围内的贫困人群、低保户，提出了“八优惠和六减免”的措施。

　　未自诩平价医院

　　上地医院推出上述惠民措施后，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上地医院是北京市第一家针对低保、流动人口和特困群体建立的惠民医院。据杜剑锋说，自上地医院被媒体“渲染”成平价医院后，每天打听上地医院的电话总响个不停，忙坏了这里的医护人员。

　　然而，记者调查后却发现，上地医院并非想象中那样火暴；而且该医院推出的惠民措施在北京其他一些医院也早有实行。

　　2月6日，北京下起了新年的第一场雪。不知是否天气的缘故，当记者7日走进上地医院时，并没有见到各路媒体所说的门庭若市景象。医院门诊大厅冷冷清清，三位患者在挂号、十几个人则排在一边交钱拿药，住院处也只有零零散散四五个人，1—3层临床科室门口看不见患者排队候诊的场面，内科急诊的医生甚至清闲地坐在办公室聊天。

　　记者遇见的十多位患者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听说“树村新开了一家公家医院”就来看病了。至于是否比其他医院少花钱，他们没有进行过比较。

　　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妇女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都从安徽到北京打工，就住在附近，怀了孩子打算找家医院生孩子，没想到上地医院开业了，“真是太方便了”。不过，上地医院的收费高不高，她也不清楚，反正小两口估计生孩子可能得花1500元左右。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肖珣曾告诉记者，1000元足以支撑分娩基本医疗项目的全部费用，医疗机构对孕产妇开展最基本的医疗项目包括：接生费、病房费、1-2天的住院费、新生儿接种等费用，比照“大红本”，这些费用在三级以下医院不应超过1000元。记者将上地医院门诊大厅里的电子滚动屏幕打出的部分检查项目费用，同大红本的收费标准做了比较，费用一分不少。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院长王洪斌曾对记者表示，“严禁医生开大处方和为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是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做医生的份内事，把这当作惠民措施，有点自嘲的味道。

　　杜剑锋向记者坦言，“对区域内的贫困人群、低保户优惠的八优惠和六减免”没有执行，原因是海淀区一直未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医院在等待政策的出台。可是，这样的减免措施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从2003年起就开始执行。记者还发现，位于北京清河的北京市社会福利医院，是一所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全民所有制、非赢利性的二级综合医院，该院办公室主任张曼介绍说，自2002年开始，该院就按照《北京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对本市低保人群减免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检查费、住院床位费等。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家医院早“平价”了。

　　而且，上地医院也没有完全履行自己定下的“规则”：采购同一种化学名、不同商品名、不同生产厂家和包装中最便宜的药品。杜剑锋告诉记者，医院仍然配备有高、中档药品，医生也要根据病人的实际需要开处方。换言之，医院仍有部分高档药品，而且这些药品的选择权掌握在医生手中。言外之意，上地医院并非只为患者选择便宜药。

　　这样，同其他医院相比，上地医院的“平价”之处只剩下药品5%加成率和较低的挂号费了。在上地医院，记者没有找到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常见的张榜公示的药品价格表，因此，“平价”也就少了参照。挂号费的优惠应该是最实在的，但是，上地医院缺少医生的难题已屡有披露，所以，究竟有多少专家看普通门诊，谁也说不清。

　　不做银样蜡枪头

　　其实，上地医院出现前，京城有胆量明确打出“平价医院”牌子的是一所民营医院——北京东方博大医院。记者曾采访过这家医院，门诊大厅醒目的价目表，明白地告诉了患者“平价”的力度。院长吴建华当时告诉记者，东方博大打平价牌、医保牌，就是为吸引患者，是“赔本赚吆喝”。说的都是大实话。

　　一段时间以来，对卫生主管部门抛出的平价医院言论争议颇多。概念先行，缺少可操作性，平价医院这个美好的设想境遇比较尴尬。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昕认为，“政府不在医疗保障上下功夫，其余的都是银样蜡枪头，治标不治本、病急乱投医”。

　　他认为，政府干预医疗市场的首要职责是推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因为，全民医保意味着医疗费用可以在所有人之间分摊，而不是仅由病人自己负担。在这种“风险共担”之后，看病自然就不昂贵了。一旦所有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那么这项保障的组织者——政府，就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民众不必作为单个病人出现在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市场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且，医疗保障体系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是扮演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角色。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能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希望平价医院不是主管部门头脑发热的产物，也希望平价医院远离舆论热炒概念的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