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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 颐
中美两国发表公告后，为使尼克松顺利访华，双方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接触。
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刚处理完林彪事件的周恩来，此时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会谈中。在一星期内，他同基辛格进行了10次会谈，历时23小时40分。
双方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进行谈判。但事前美方并未告知中方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也没有预先准备。基辛格抵京后，在和周恩来的单独会谈中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不发表公报，那就表明尼克松总统的访华是失败的。等总统到了后才搞，那就来不及了。基辛格同时表示，这次公报将由他全权负责，美方已准备了草案。
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向中方递交了美方联合公报草案。周恩来随即指示有关人员进行研究。美方草案沿袭了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了彼此的分歧，回避实质性问题，立场也与中方相去甚远。例如，该草案将台湾问题放在国际形势部分进行阐述，而中方认为这属于内政问题。中方人员看完草案后直摇头，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既然时间很紧，就不要搞公报了。
周恩来对美方草案也很不满意，但他还是提议写出一个对案。这个对案可以按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来写，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美方草案提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周恩来对此非常欣赏。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的表述不能违背我们“一个中国”的立场，这句话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文章，加上从台湾撤军，以及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越南、印度支那、朝鲜、日本等问题，来阐明我们的立场。
“各说各的”原则很快获得毛泽东的同意。起初，美方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例如，中方在对案中明确提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等观点，基辛格觉得难以接受。但经反复会谈后，美方还是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至1971年10月26日晨5时30分，双方在讨价还价后，终于就联合公报达成初步协议。这时，离基辛格回国的时间只剩几个小时了。
1971年10月26日晨，叶剑英及中方有关人员与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后，分乘汽车到首都机场。在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起飞后不久，一件他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1971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基辛格在7月秘密访华时，曾就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向周恩来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即美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反对驱逐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这实质上是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周恩来当即表示强烈反对。基辛格解释说：他也知道中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这只不过是过渡的办法。在10月下旬召开的26届联大上，美国虽为其提案竭尽全力，但最终还是失败。
基辛格离去后不久，叶剑英在机场得知了中国在联合国获胜的消息。他对随行的同志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美国总统专机配备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基辛格这时也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叶剑英的估计是准确的。基辛格很快在飞机上接到了电传打字机传来的消息。返美后，基辛格向新闻界描述他的心情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巧合。”
基辛格中期访华结束后，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还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1972年1月4日凌晨0时5分到1时5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黑格。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认为：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随后，周恩来嘱我方人员起草《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1972年1月4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会见黑格情况，并将《答复》稿修改后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972年1月6日中午12时10分至下午2时1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商谈《答复》稿。毛泽东看了《答复》稿后说：政治局再讨论。当日，《答复》稿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中方的答复相当强硬，同时又留有余地。其中提到：“半年前，尼克松总统把中国称之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现在美方口信忽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这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再小的国家，只要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就能顶住外来威胁，自立于世界之林……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中方同时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1972年1月6日，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得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除答复黑格口信外，周恩来还多次召集会议，对尼克松来华的技术安排进行研究。当时，美方提出由他们带来通讯设备，无需中方付费。周恩来予以拒绝。他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经研究后，中方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后来谈到此事时说：“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5次会谈。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迟迟未能确定下来。直到2月26日凌晨，双方才基本谈定公报内容。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于27日定稿。
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在公报中，美方除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外，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在政治上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但由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距甚远，尼克松政府还不能马上丢弃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间界限，因此，中美关系的和解还要历经艰难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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