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的年收入增长率何等诱人 到中国银行业淘金

　　最低30%的年收入增长率，对于全球任何一个市场的投资者而言，都饱胀着诱惑。但有如此巨大开发潜力的市场，为何身处其中的中资银行，却难以创造同样惊人的效益？

　　□ 本报记者 邓妍

　　如果有一个年收入增长最少达30%的新兴市场可供您开拓，您是否会积极参与？

　　上述问题正被全球众多的银行家争相发问。他们热烈讨论且为之心动的市场，就是中国即将于2006年底全面开放的银行业。

　　一项对35家已在华开展业务的外资银行高管所做的调查显示，从今年始至2008年，超过7成的受调查银行预计其在中国的业务年收入至少增长30%，其中，有4家银行预测他们的年收入增长率为100%，更甚者，对未来年收入增长的预期高达300%。

　　即便是30%的年收入增长率，也非易实现的目标。据标准普尔统计，2004年，中国的电力、家电、石化、科技等10个行业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仅16.36%，且总体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但在外资银行看来，在中国，30%的目标实在是轻描淡写就可实现。且实现的途径是开拓债券、

信用卡、私人银行等新业务，而非抢夺目前中资银行已占据的市场份额。

　　一个窘迫的问题是，既然有如此巨大开发潜力的市场，中资银行为何难以创造同样惊人的效益？他们在其中又能分得几杯羹？

　　甩开膀子单干

　　对35家外资银行进行调查的是全球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这一名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调查对象，包括汇丰、花旗、富通、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等全球知名金融机构。

　　截至今年9月末，已有6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232家营业性机构，在华外资银行资产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左右。

　　由于中国金融业尚未完全开放，外资银行的业务拓展仍受中国现行政策的限制。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华取得的成功较有限，效益最好的领域在贸易融资、货币市场和外汇产品方面。

　　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未来收益的良好预期。

　　近两年，外资银行加速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开展合作，其形式多样，既有股权投资、也有就单一业务合作，但目的雷同，假道中资银行、抢占中国市场先机。

　　这种合作表面看上去令人亲切，中外双方相濡以沫。但实际是否如此？

　　普华永道的调查中有一项结果令人玩味。在外资银行看来，他们在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发展方式首选是自身扩展，其次是同国内的股份制银行进行合作，然后才是与四大国有银行合作。

　　一位金融专家戏称，这种选择表明，不排除今后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业全面放开后，甩开膀子单干。

　　中资银行“不值一提”

　　如果不是目前中国的银行业监管部门“严防死守”，外资银行一定会觉得在中国的日子实在太好过。

　　当普华永道的调查人员问道，“贵行面临困难最大和最小的领域分别是什么时？”外资银行对前者的答复，一致为监管环境。

　　其次，分别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招募和留住优秀员工、让产品/收入多样化、创新产品/服务以及来自其他外资银行的竞争等。

　　这一结果再往下延伸的信息，定会让中资银行心寒。

　　外资银行认为，来自内资银行的竞争排在所有困难中的最后一位，且数值趋零。这意味着，外资银行根本未将中资银行的

竞争力放在眼里。

　　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对其造成的压力甚至为负值(-1.5)。

　　在IBM金融转型事业部副总经理田红看来，之所以外资银行那么乐观，是因其拿到中国经营的资产是集团中质量最好的，他们没有任何历史旧账等包袱要考虑，他们挑选的也是中国最高端的客户。

　　至于中国的高端客户为何愿去外资银行，答案很落俗套，后者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让田红担心的是，2006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外资银行将能吸纳个人业务(目前，他们只能对中国的企业提供服务)，一些高端的个人客户可能会将存款放到外资银行。

　　这将给中资银行现有的存贷业务带来冲击。外资银行决胜的法宝其实很简单，一句话足以——“你的钱放到我这是安全的”。当然，他们还可以许诺，“你存放在我这的是人民币，但我可以让你在国外花美元”。

　　竞争力提升之惑

　　如果将外资银行轻视中资银行的原因倒推，所有的国内外金融业界人士、金融学专家以及监管部门定会谏言，中资银行一定要加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操作起来却很难。

　　田红曾在外资银行从业多年，加入IBM后，又作为“外脑”为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几家提供服务。

　　田红格外强调中资银行在新产品上的开发力度。这已注定是未来中资银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法宝。目前，外资银行已开展或计划于2008年前开展的业务领域，债券首当其冲，尾随其后的是私人银行业务和信用卡业务。

　　其实，中资银行丝毫未松懈新产品的开发工作。但与外资银行相比，二者显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通常，中资银行推出新产品，需获监管部门的批准，这个过程往往冗长。“并非监管部门不支持，而是必须等到对应的监管体系建立起来，监管部门才会对新产品的推出放心”。

　　这造成中资银行在新产品拓展的节奏上，总是落后于人。

　　让田红感触更深的还非监管环境的束缚。田红曾碰到以下情况：帮助一家商业银行提供开发新产品的建议，结果提出很多建议，却无一人表示自己“能说了算”。田红她们提出，新产品应有贵行特色，但负责新产品研发的负责人，甚至不能说清自己银行的产品现在究竟有何特色。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的中国银行业，若不将上述积重难返的痼疾化解，其未来令人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