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租车数量管制将见分晓

　　本报记者 郭威

　　“再过几天终于要宣判了！”——京城的出租车司机们这几天都在奔走相告着这样一条消息。“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总算是有了结果。”说话人是此案的原告之一 ——出租车司机邵长良。

　　2004年9月1日，邵长良、王学永、车殿光三名出租车司机，一纸诉状将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告到了宣武法院，案由是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对他们申请个体经营出租车出具的《不予批准决定书》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而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做出《不予批准决定书》的理由是，北京出租车行业实行总量控制(即“数量管制”)。

　　宣武法院受理该案一个多月后即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庭，此后便杳无下文。而随后相继因同一案由递交诉状的六十多名司机更是连“开庭通知”都没有接到过。

　　一年多来，这些出租车司机数次到宣武法院交涉，要求开庭。此案的主审法官王岩也一再表态：“案情太过复杂，已申报延期。”

　　在漫长的等待中，原告之一——年仅40出头的友谊出租汽车公司的刘师傅(化名)几个月前因肝癌晚期不治身亡。“他拖着病上法院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实现这个梦，没想到，到死都没等上。”刘师傅的一位同事很是感叹，“为交‘车份儿’，临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在起早贪黑地拉活儿。”

　　而此次即将宣判的消息，不仅让原告们兴奋不已，同样因申请个体经营被驳回的另外2000多名出租车司机也是翘首以待。

　　出租车该不该个体经营

　　不仅是司机，出租车究竟该不该个体经营也引起了众多官员和学者的关注。

　　9月16日，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政协城建环保委以及民盟等八个民主党派联合提交的《关于促进北京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案》，并送请北京市委、市政府研究参考。

　　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围绕出租车问题提了34份提案，会后，市政协常委会展开多次调研，并经过激烈讨论出台了这份《建议案》。

　　34份提案中不乏关于出租车个体私有化的呼声。

　　“北京出租车全盘私有化在短时期内是不太现实的。”代理上述案件的陈岳琴律师认为“最具可能的改革是逐步打破垄断，允许少量出租车个体经营。但有一个门槛，公司化和个体经营并存。”

　　和陈岳琴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长期从事出租车行业改革研究的研究员郭玉闪。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管理目标是方便管理还是提高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公司化诚然便于管理，但如果把驾驶技术、道路熟悉程度、服务水平等考量在内，设置一个较高的个体经营准入规则，无疑于引入竞争，从而提升全行业的服务水平，并能促使出租汽车公司降低‘车份’，加强管理。”当然，短期内还应该有一些数量限制。而政府还应该出台一套涵盖出租汽车公司和个体经营者的考评体系，对服务质量差、顾客投诉多的予以惩诫，甚至没收牌照。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考虑各方利益均衡，如果一下子把公司执照全部收回，现有的9万多名司机怎么办？公司怎么办？改革方案需要仔细研究一整套严密的规则，不过，显然北京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郭玉闪向《财经时报》记者表示，“但从世界范围看，出租汽车改革的最终趋势还是个体经营和彻底放开数量管制。”

　　数量管制的后果

　　不管是公司化还是私有化，只要存在数量管制就会引发牌照争夺。郭玉闪说：“既得利益者会拼命阻止放开数量管制，进而使整个行业矛盾激化。”

　　这样的例子已不鲜见。

　　曾被媒体誉为出租车司机福祉的温州出租车私有化改革，如今也遭遇了数量管制带来的恶果。

　　温州出租车行业在改革之前，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是“挂靠制”。所谓“挂靠制”，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私有制经济还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很多城市并没有出租车行业，更没有出租汽车公司，司机们自己掏钱

购车，将关系挂到某集体制企业名下，交纳少量管理费，自主运营。

　　当出租车行业逐步壮大、政府开始实行数量管制时，这些通过“挂靠”先期取得的牌照就形成民间价格，成为有价商品。

　　1998年，温州市的出租车私有化改革就是在“挂靠制”基础上进行的。当时，温州出租车牌照的民间价格是每块20多万元，此前温州政府向社会公开拍卖的300块牌照价格是每块60多万元。而政府为保障改革之前自主运营的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以每块3万元的价格将牌照出售给车主本人。一夜之间，温州3000多名出租车司机从打工者变成了百万富翁。

　　如今7年过去了，温州出租车牌照已经涨到每块140多万元，但温州出租车数量却几无增长。

　　随着市场需求增大，温州政府想增加出租车数量，但却遭到了出租车司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出租车数量一多，牌照价格自然下降，这是既得利益者——现有出租车主所不能接受的。

　　郭玉闪认为，“温州下一步的数量政策将会举步维艰。”

　　各地上演牌照争夺战

　　近几年，一些原先实行出租车经营“挂靠制”的大中城市，如武汉、重庆、乌鲁木齐、张家港等，纷纷向北京效仿，强行收回司机牌照，实行公司化经营。

　　“事实上，这背后是对高额利润的争夺。”郭玉闪指出，“实行数量管制后，经济仍在高速发展，整个出租车行业的利润也不断增大，逐利者自然蜂拥而至。”

　　最为典型的武汉市，为收回牌照，竟想到将“挂靠制”称为“特殊的承包方式”——押金价格“恰好”等同车辆价格，借此否认司机对车辆的所有权，以扫清收回牌照的阻力。

　　在公司和司机的争夺中，司机自然成了弱势，没有了话语权。眼看自己的利益受损，司机们不惜以命相博，各地纷纷上演了“群体性”事件，有的甚至演变为暴力。

　　这个结果是无论谁都不想看到的。

　　现在一些仍在实行“挂靠制”的中小城市已经有意效仿“温州模式”。但这还是绕不开“数量管制”的弊端。

　　“如果邵长良他们胜诉了，就打破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数量管制，随之而来的出租车改革也将会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陈岳琴律师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