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的9月10日，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正式闭幕，关锦鹏改编自王安忆同名小说的电影新作《长恨歌》，仅仅获得一个安慰性质的欧洲艺术交流奖，多少有些让人失望。
外国人或许不识货，庆幸的是，今年十一期间，这部电影总算在国内上映。只是，继关锦鹏早年编织《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那些上海传奇之后，这位香港导演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该片在上海本地即遭遇了种种质疑，一些观众和影评者纷纷责难关锦鹏的选角眼光。在他们看来，尽管裹着一身旗袍，郑秀文骨子里仍旧缺乏所谓的“上海韵味”。而在大陆的
北方市场，以“海派”标榜的《长恨歌》更是备受冷落。电影《长恨歌》剧照
艺术和商业两端都不讨好，关锦鹏处心积虑的创作倒印证了白居易的名句“两处茫茫皆不见”。
话说回来，近百年来，“海派”一直与“京派”分庭抗礼，而追溯中国现代电影的发端，“海派”似乎还略占上风。虽然所谓的第一部中国自己的电影《定军山》是在北京拍摄的，但真正的中国电影工业却不折不扣是在上海形成的气候。很大程度上，上海可谓中国第一个电影重镇，即使在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仍有《木兰从军》、《铁扇公主》、《狼山喋血记》等一批优秀影片问世。举凡《神女》、《渔光曲》、《桃李劫》、《夜半歌声》、《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以及抗战胜利后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江春水向东流》、《天堂春梦》、《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哪一个不是中国电影史上响当当的作品。只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以冯小刚为代表人物的“京派”电影大有压制“海派”之势。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其影响力多少有些日渐式微。
尽管如此，作为文化符号的上海倒并未因此而被打入冷宫。现代“海派”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陈丹青在《回想陈逸飞》一文里便说：“他（指陈逸飞）的电影，我是看过的……《人约黄昏》相当可看，比比凯歌的《风月》、艺谋的‘摇啊摇’，一是陕西知青，一是北京知青，懂什么旧上海与旧江南？到底逸飞上海人，遥想他童年五六十年代，马路上的上海人其实全是过来人，结果是连背景群众的衣帽扮相也都经得起看。逸飞钟情欧洲文艺片的所谓‘优雅’情调，也还贯穿全片，多少有点意思在……”
陈丹青不免有些刻薄，只是细细品味，他的道理却丝毫不差。所谓“海派”电影的精髓，实实在在就存在于上海弄堂间的小市民情调间。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开篇处便宣称：“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接下来的整整一章文字，王安忆反反复复讲述着上海弄堂的平易近人、可亲可爱、谦虚温暖、造作用心。读者诸君可千万不要忽略这个视角的重要性，这种上海弄堂的世俗滋味，在《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这两部堪称不朽之作的电影中已初现端倪。
说起来，“海派”电影的相当一部分传统为香港电影如数接手，某种程度上，小市民的口味也就是电影娱乐人民的根本所在。港片在上世纪50年代直至90年代早期的独领风骚，不能不说是善于把握这种口味的结果。这样看《长恨歌》，一言以蔽之，王安忆纠纠缠缠费了如许笔墨，所欲申说的无非是一个意思：“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它是可以你来我往，但也不可随便轻薄的。”
无奈，关锦鹏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上海的奢华雍容，做派十足，却没能把握住“上海味道”中最有嚼头的弄堂风致。有人说，关锦鹏的《长恨歌》过于关注上海和香港的比较，导演不断借助蒋丽莉的口点明动乱时期避难所的香港“又脏又乱破得要死”、“连块像样的糕点都没地方买”，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对于黄金时期海上繁华梦的低回眷恋，顾影徘徊。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也好，王安忆也罢，最了解上海的作家始终都是女性。无他，只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原本是阴柔坚韧、虚荣好强、易感知性的，唯独女性的细腻，才能体会其中味道。
王蒙在《沪上思絮录》中谈到王安忆时说：“（王安忆）的才华与突进是不劳饶舌的。但是她太自信于自己的叙述了。得得得得，老是一个腔调，像是在听一个调门不变的长篇大论，对于读者的阅读耐心，实在是一个考验。”这话不错，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不过，王的文字素以绵长见称，就像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所描写的武当派冲虚的剑法，“剑劲连绵，毫无空隙”。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气韵便隐藏在这连绵不绝的顽强生命力中，关锦鹏徒见其表象而不得其真精神，此上海毕竟不是彼上海。
作者：周之江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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